第八章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1976年10月至1992年10月)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 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平反冤假错案 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而这样 重大的问题必然涉及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所以,在一段时间呢,对“四人帮”的批 判被局限在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前提下,延续“批林整风”的做法,只批“四人帮”的“极右 实质”,不提批极左。“两个凡是”方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实质上是要维护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 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 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 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成为人们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1977年7月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正 式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 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 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这次大会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 革命”的错误,仍然高度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他们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试图结束“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但他不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 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解决不了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的指导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 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5月11日,《光 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 唯一的标准。文章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 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一批老同志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
第八章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1976年10月至1992年10月） 一、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 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平反冤假错案， 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而这样 重大的问题必然涉及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所以，在一段时间呢，对“四人帮”的批 判被局限在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前提下，延续“批林整风”的做法，只批“四人帮”的“极右 实质”，不提批极左。“两个凡是”方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实质上是要维护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 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 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 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成为人们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1977年7月召开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正 式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 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 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这次大会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 革命”的错误，仍然高度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他们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 果。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试图结束“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但他不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 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解决不了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的指导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 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5月11日，《光 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鲜明地提出: 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 唯一的标准。文章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 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一批老同志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理论上无法立足,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各个领域的 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共中央对工农业生产的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渐 渐被提了出来。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谈得最多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心的转移问 题。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 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改革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邓小平的这些意见为在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进而实现党和国家 的历时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进入1978年后,随着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开展,中国的对外交往明显增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种类型的政府代表团的频繁出 访,不仅加强和改善了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也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与管理经验 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9月下 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 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 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 强烈反响。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 的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 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 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 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 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 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 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 始全面展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
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理论上无法立足，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各个领域的 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共中央对工农业生产的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渐 渐被提了出来。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谈得最多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心的转移问 题。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 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改革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邓小平的这些意见为在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进而实现党和国家 的历时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进入1978年后，随着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开展，中国的对外交往明显增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种类型的政府代表团的频繁出 访，不仅加强和改善了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也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与管理经验。 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9月下 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 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 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 强烈反响。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 的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 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 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 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 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 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 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 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 始全面展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 三、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经过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 的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党科学地回答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进一步清理了“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后三 十年的历史经验。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反对思想僵 化,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 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又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对 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 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 昭雪。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党中央还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其它历史遗留问题。 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恢复了社会主 义法制的尊严 在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党委成立 了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党和国家终于从困境中 摆脱出来,重新呈现勃勃生机 四、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 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这次调整,除理顺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重于纠正经济建设 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国务院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针,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 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1978年夏,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早灾,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把 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从而引发了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
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 来。 三、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经过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 的历史遗留问题堆积如山，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党科学地回答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进一步清理了“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后三 十年的历史经验。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反对思想僵 化，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 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又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加以区别；对 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适合我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先后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反昭雪。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 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 昭雪。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党中央还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些其它历史遗留问题。 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恢复了社会主 义法制的尊严。 在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党委成立 了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党和国家终于从困境中 摆脱出来，重新呈现勃勃生机。 四、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 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经济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这次调整，除理顺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重于纠正经济建设 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国务院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方针，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 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1978年夏，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把 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从而引发了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
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使农业生产恢复了生机。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出现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0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僵化观 念,肯定实行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 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解决经营权问题,而城市的改革才是真正的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 点主要围绕着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经济责任制、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方面展开。不少企业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试 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这一时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不仅初步解决 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 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1980年,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 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 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五、中共十二大与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渐趋明朗;国内,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 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 史时期的总任务,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 题。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体现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 会还根据新党章,在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 1982年11月至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宪法作了较大修改,不但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还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 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这就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根据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以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要求,从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整党的决定》到1987年5月进行了全面整党。这次整党的任务: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通过整党初步改变 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式发展。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中,中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递增8.9%的速度发展,而乡镇企业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在1987年达到了
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使农业生产恢复了生机。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出现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0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僵化观 念，肯定实行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 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解决经营权问题，而城市的改革才是真正的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 点主要围绕着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经济责任制、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方面展开。不少企业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试 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这一时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不仅初步解决 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 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1980 年，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 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 度，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五、中共十二大与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渐趋明朗；国内，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 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 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 史时期的总任务，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 题。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体现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 会还根据新党章，在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 1982年11月至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宪法作了较大修改，不但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还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 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这就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根据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以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要求，从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整党的决定》到1987年5月进行了全面整党。这次整党的任务：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通过整党初步改变 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式发展。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中，中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递增8.9％的速度发展，而乡镇企业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在1987年达到了
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后,迫切需要推进城市改革。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 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 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所 有制结构的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改 革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 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 随着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数次谈话,明确 提出改革的内容:第一党政分开,第二下放权力,第三精简机构。 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 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进一步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接。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 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 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 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 明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沿着有中国恃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 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 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顶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还提出 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后，迫切需要推进城市改革。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 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 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所 有制结构的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改 革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 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 随着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数次谈话，明确 提出改革的内容：第一党政分开，第二下放权力，第三精简机构。 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 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进一步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接。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 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 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 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六、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 明确。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沿着有中国恃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 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 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顶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还提出 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