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哪些人的话可作为法律，哪些礼仪可以视为法律，人世间 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有哪些用途，法律应具有什么样的形式， 法律应如何执行，法律应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等等，自很早 的时代起，人类社群中的许多成员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地 或间接地想到这些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关于这类问 题的见解或主张（当然有时是用原始、朴素的方式流露）。这些 流露，就是法观念。 不同的民族、地区、国家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差 别，必然产生内容各异的、有特定特征的法观念。 中国古代法观念很早就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气侯温暖湿润，自古以农业立国。商业 贸易虽在局部、短期有过兴旺的情形，但从未在企国范围内发展 起来。内陆贸易虽有过短暂的繁荣，但海上贸易从未繁荣过。中 国的近海邻国，也没有靠商业贸易立国的国家。自远古以来，华 夏大地上的居民们就如《庄子·秋水》中那个寓言里的河伯。大 海障于东、南，雪山屏于西，大漠戈壁绝于北。震旦古盆地天然地 成为一个与其他地方隔绝的人文地理单元。这种隔绝的情形，直 到公元1世纪初才稍有改变，但也只是有个别人历尽艰难越过了 西部和南部的天然屏障而已。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环境，生长出了 一类独特的文化，这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是一种重视血缘 伦理的宗法文化。可以说，谷物种植为主的这样一种谋生方式， 个体小农耕作的劳动方式，一夫一妻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组织形 式，“自给自足”的产品分配形式（在统治阶级征敛以后），以 及与这些谋生方式、劳动方式、分配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 上层建筑：宗法观念，父权家长制、家国一体观念，“天人合 一”和“天人感应”观念，“仁”、“德”观念，“礼”、“义” 观念.这一切的有机结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国法律文化（含法观念），也有着亚细亚的、 3
中国的鲜明特色。 (三) 我们认为，一个独特人文地理单元中的全部文化（它的现 象、表征和演进过程)可以看成三个方面因素的有机结合。这三 个方面即：人群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人群的社 会组织方式、人群的精神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在这三个方面显现出它独有的性格 来。这种独特的性格也深深地体现在中国法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 法观念之中。 1.从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上讲，中国很早以来就一直是 名义上土地国有（王有）、实际上是土地私有，个体小农（自耕 农、佃农)是人口的主要成分，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男耕女织 是主要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不依赖商业就是主要的物质生活 方式。这些特点，决定了古代中国大地上很难生长出那种以处理 商品交换和生产中的纠纷作为最初主要目标的“私法”、“市民 法”或“海商法”来，除了纳税服役之外，也很难生长出与民 事合同有关的民事权利义务观念来。整个法律制度几乎全部是为 小农小土地私有制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专门设计的，无处 不体现着小农的、宗法的痕迹。从“井田制”到“均田（班田） 制”，直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传统中国法观念一直建 立在小农生产方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天经地义”的观念 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君主和政治稍安定一 点的时代都要特别重视打击“土地兼并”、“占田过限”的原 因。历史上的“田律”、“田制”、“仓律”、“户婚律”，是 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与这些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 法观念，便不可能是民事权利义务之类的契约观念，而只能是家 庭农业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观念的变相体 4
魂：“名分”、“法有差等”等等。至子“刑无等级”之类的观 念虽偶然提出但站不住脚。 2.从社会组织形式来讲，古代中国的自上而下遍及每一个角 落的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地决定着中国传统法观念的特色。 旧时中国的社会，从上下关系（纵向）来划分，可以分为国家、 宗族、家庭、个人四个层次；从平行关系来划分，有以行政管理 的需要结成的社会组织（改治的组织），有以血缘的或拟制血缘 的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血缘的组织），有以宗教的关系结成的 社会组织（宗教组织），有以文化的、教育的关系结成的社会组 织（文教组织)，还有以其他特定目的、纽带结成的组织（如帮 会、江湖行会)。无论是纵向的组织还是横向的组织，其实都是以家 庭为蓝本的，都是家庭这种组织形式的原则在别的领城的适用。 从上下（纵向）层次来看，个人这个层次并不具有独立的意 义，个人是家庭乃至宗族的零件或附件，一般不具备独立的主体 资格。宗族乃是更高一个层次上的（更松散的、扩大的）家庭。 因此，真正的社会组织（或结构）层次不过是两层-一国家、家 庭。再究下去，我们看到，国家也是按家庭的原则即宗法榭原则 建立起来的，国家不过是家庭的放大，家庭①又象是国家的缩 影。“君父”、“子民”、“臣子”、“父母官”、“县太爷” 等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法观念的基础。“为子为臣，唯忠唯 幸”、“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移孝作忠”、“尊尊亲亲” 等观念，就是古代中国有“天先”、“国宪”意义的根本法观 念。法律就是以全力维护这样的“家国一体”模式为己任。 从横向的社会组织种类来讲，改治组织贯穿家庭、宗法原则 自不待言， “父母宜”与“子民百姓”的关系正是家庭中父兄与 子弟关系的变相体现，将领与士卒的关系也是这种关系的演变形 ①这里所说的“家庭”指《唐律》所称的“户”，意即有血缘关系而又“同 居”〈即在一户之内生活，同锅吃饭，同一个经济收支枝算单位者)
式，“父子兵”就是军队中理想的关系模式。血缘的组织（从氏 族到宗族)更不必说。即便是文化教育的组织和宗教的组织，甚 至江湖行会，也都贯穿着家庭的宗法制的原则。例如《唐律》明 确规定加害“现受业师”之罪恶等同于子孙加害父祖之罪，同入 “十恶”不赦之列(《名例一》)；又规定弟于侵犯其师，其罪与 侵犯伯叔父母同（即要加重刑罚）；而师加害弟子，则与伯叔父 母加害于侄辈一样可以减轻罪刑（《名例六》)。古时所谓“师 祖”、“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徒子徒孙”、 “弟子”等等概念的内涵，正是要求以家庭中的尊卑原则去组织 文化教育的关系，正是要使文化教育这类社会组织宗法化。又如 《唐律》规定，道观佛寺中也有“三纲”，观寺中卑幼犯“三 纲”，如家庭中子孙犯父祖一样加重罪刑，而“三纲”（寺生、 观主等)加害徒弟（儿），如父祖加害子孙一样减轻罪刑(《名 例六》)。至于江湖行会，其“堂主”、“龙头”、“大哥”与其 他成员的关系，比家庭中父子关系中的尊卑有别程度还要深，其 帮会中的法规维护这种“纲常”关系，比国法维护家庭宗法关系 还严厉，头目对喽罗的控制权、生杀权，远甚于家庭。可以说， 江湖行会地不过是按家庭的原则组建的，也充分体现了宗法制 原则。 国家之内的一切层次、一切类型的社会组织都不过是直接或 间接的、原态和变相的宗法组织，因此，宗法伦理就成为古代中 国法观念的基石、核心。宗法伦理的原侧甚至直接成为认定有罪 与否、罪刑轻重的最高标准。这就是历代的“经义决狱”、“春 秋决狱”、“以礼决讼”、“引礼入律”、“礼法合一”等等。 家庭在绝大多数场合被视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个人只是在 少数场合才可作为民事主体。宗族（有时是家庭）成为公法（主 要是刑事法)上最常见的单位；“荣则荫及宗族”，“刑则诛连宗 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情形很像今日可作为刑事犯 6
罪主体的法人（以及可以集休获得荣誉和利益的法人）。个人只 是作为家庭、宗族的代表或成员去具体承受一定的责罚。古时有 些朝代的法律允许子孙替代父祖去受刑、允许两个家族为杀人之 类大罪而私下达成和解协议（子孙在父祖被杀时无权与人“私 和”而必须告官，这是一个例外)。这实际上都赋予了家庭、宗 族以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而不是把达种资格授予独立的个人。在 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形态下，要维护这种组织的稳定（也就是维护 社会的安定)，首要之务就是严惩“不肖（孝）子孙”，严惩 “乱臣贼子”，严惩“犯上作乱”，严惩一切敢于向宗法的尊卑贵 贱秩序挑战的言论和行为，这就是古代中国刑事法特别发达的原 因。法律被视为家长的手杖，是家长权威的体现。“刑罚不可弛 于国，犹鞭扑不可废于家”，古代中国人的法观念主要就是“家 法”观念，就是伦理法观念。“王法”、“国法”不过是最大的 “家法”或公共的“家法”而已。 3,从中国特有的精神生活模式而言，中国虽无国教，但自夏 朝“尚素”的原始宗教，到商朝“敬鬼”（敬奉逝世祖先的灵魂）的 原始宗教，到西周时期“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礼治” 的政教一体的观念和实践，到孔子的以“仁一礼”为核心的儒家 学说，到董仲舒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儒学正统说教，直到 宋以后以“存理灭欲”为核心的程朱理学（新儒学）。这一切接 近无神的、人文的学说教义，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起到了宗教的 全部作用，在普通大众心目中也与宗教无异，只不过少了些具体 教规戒律和膜拜仪式而已。篱学，今日人们有时称之为儒教（古 代中国人更直接称之为“儒教”)，是很恰如其分的。儒教简直 可以称之为“家庭崇拜教”、“家宗教”，因为其主要内容就是 宗法制家庭原则的升华、总结，它主要是为宗法制家庭一古代 中国一般家庭形式服务的，其他内容不过是这一目标的引申。儒 教讲的都是“饮食男女”、“人伦日用”、“酒扫应对”之事，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