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 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口孙健 摘要:18世纪上半叶,法国杜赫德神父出版了巨著《中华帝国全志》,对宋代中国的文治武功进行 了描述。在他笔下,宋朝统治者崇尚文化、尊重知识、敬重知识阶层,引导国内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杜赫德记载了宋朝君主“敬孔”的种种举措,一方面将之作为宋朝重视文治的证据,另一方面论证祭孔 完全是一种世俗性的活动,为处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辩护。杜赫德指出宋朝君主“重文轻武 的特点,在涉及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时,对宋朝多方回护,不愿过多渲染“中国”在对外战争中 的颓势,以免有损于其光辉的帝国形象。他努力勾绘出这样一幅图景:宋代处在文人学者的统治之下, 所发生的战争都是迫不得已的,贤士大夫们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反对战争扩张。杜赫德在欧洲知识界 确立了一个爱好和平、不尚武功的宋朝形象,他对宋朝的描述充实了欧洲知识界的思想,使宋代中国成 为反衬欧洲社会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宋朝重文轻武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 中图分类号:K24405do:10.19326/cnki2095-9257.2018.02.013 提及宋代,人们往往会感慨它在文治和武问,11-13世纪的两大文明是中国文明与伊斯 功两方面呈现出来的巨大反差,文治昌盛、武功兰文明。”②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宋代文明给出了极 不竞,长期以来一直是贴在宋代历史上的标签。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宋朝文 人们一方面称许“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武发展的不平衡,黄仁宇( Ray Huang,1918 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另一方面痛心于宋朝2000)指出宋朝历史上若干似是而非的现象 军队对外屡战屡败,宋朝政府卑躬屈膝,甚至将其中就包括它在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军事上的 之视为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相比国内学者的怒 无所作为。西方学界对于宋代历史的这种印象 其不争,西方学者更多关注宋代中国在文明上达始于何时何处,换句话说,西方学界对于宋朝 到的高度,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法国汉学家谢的“文治武功”最初如何评价,这是学术史需要 和耐( Jacques Gernet)曾说:“综观11-13世回答的问题。18世纪上半叶,法国杜赫德(Jean- 纪的中国,便感到经济和学识的惊人发展。…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神父出版了巨 东亚与基督教西方之间的差距异常明显,只需就 著《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每个领域(贸易额、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知识、文学艺术)将华夏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略加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比较,便可确信欧洲大大‘落后’了。毫无疑1735,简写为 Description de la chine,以下简称 本文是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美学界宋史研究的历史脉络研究”(项目编号:14CZS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②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中国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5、306页 ③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45、146页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 111 | 问，11—13 世纪的两大文明是中国文明与伊斯 兰文明。”(2)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宋代文明给出了极 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宋朝文、 武发展的不平衡，黄仁宇（Ray Huang, 1918— 2000）指出宋朝历史上若干似是而非的现象， 其中就包括它在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军事上的 无所作为。(3) 西方学界对于宋代历史的这种印象 始于何时何处，换句话说，西方学界对于宋朝 的“文治武功”最初如何评价，这是学术史需要 回答的问题。18 世纪上半叶，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神父出版了巨 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 简写为 Description de la Chine，以下简称 提及宋代，人们往往会感慨它在文治和武 功两方面呈现出来的巨大反差，文治昌盛、武功 不竞，长期以来一直是贴在宋代历史上的标签。 人们一方面称许“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另一方面痛心于宋朝 军队对外屡战屡败，宋朝政府卑躬屈膝，甚至将 之视为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相比国内学者的怒 其不争，西方学者更多关注宋代中国在文明上达 到的高度，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法国汉学家谢 和 耐（Jacques Gernet）曾说：“综观 11—13 世 纪的中国，便感到经济和学识的惊人发展。…… 东亚与基督教西方之间的差距异常明显，只需就 每个领域（贸易额、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 知识、文学艺术）将华夏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略加 比较，便可确信欧洲大大‘落后’了。毫无疑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 ——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 孙 健 摘要：18 世纪上半叶，法国杜赫德神父出版了巨著《中华帝国全志》，对宋代中国的文治武功进行 了描述。在他笔下，宋朝统治者崇尚文化、尊重知识、敬重知识阶层，引导国内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杜赫德记载了宋朝君主“敬孔”的种种举措，一方面将之作为宋朝重视文治的证据，另一方面论证祭孔 完全是一种世俗性的活动，为处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辩护。杜赫德指出宋朝君主“重文轻武” 的特点，在涉及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时，对宋朝多方回护，不愿过多渲染“中国”在对外战争中 的颓势，以免有损于其光辉的帝国形象。他努力勾绘出这样一幅图景：宋代处在文人学者的统治之下， 所发生的战争都是迫不得已的，贤士大夫们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反对战争扩张。杜赫德在欧洲知识界 确立了一个爱好和平、不尚武功的宋朝形象，他对宋朝的描述充实了欧洲知识界的思想，使宋代中国成 为反衬欧洲社会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宋朝 重文轻武 杜赫德 《中华帝国全志》 中图分类号：K244.05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8.02.013 * * 本文是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欧美学界宋史研究的历史脉络研究”（项目编号：14CZS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77 页。 ② 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中国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05、306 页。 ③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第 145、146 页

《全志》)①,其对宋代中国在文、武两方面表现的得文学逐渐复兴。”③ 描述和评价,影响了此后近两个世纪西方学者对 杜赫德详细列举了宋朝皇帝“右文”的表现 宋代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本文尝试就《全志》呈和举措,比如宋太宗给予文人慷慨的支持,他自己 现的宋代中国“重文轻武”的形象展开讨论。 也很博学,每天留出固定的时间读书,他有一座图 书馆,藏书达到八万卷。宋真宗复刻古代经典在 、宗教背景下宋朝君主“右文”的形象全国散布;③宋徽宗爱好文学,并且造诣颇深;宋 宋承五代之弊,为扭转长期失衡的文武关 高宗性格平和,热爱知识;时代的危机需要一位 系,救治由此产生的社会动乱,宋太祖奠定“文尚武的君主,但理宗却完全沉浸于科学。。在杜赫 治”的开国之基,此后的继体之君奉为圭桌,终德笔下,宋朝君主是一个文化修养极高、爱好知 于确立起“崇文”的社会风尚。《全志》在宋代历识只、尊重文士、好文胜过尚武的群体,他们或许有 史概述部分的开头就指出宋朝君主“重文轻武 各种各样的问题,宋真宗崇信道教,宋徽宗耽于享 的倾向:“历史进入宋朝以后,国家从此前的混乱 乐,但在整体上却充满理性、远离蒙昧 战争和其他灾祸中恢复,进入了长期的安定,如 在谈及宋朝君主“右文”的表现时,杜赫 果宋朝君主能够如同好文那样尚武,和平带来的德多次提到他们对孔子的敬奉,表面看来,这是 幸福还会持续得更长久。”②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统了突出他们对文治的重视,但稍加思考,便会 治者的优容与扶植,宋朝君主对文学、文化的奖发现其与当时欧洲“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密切 掖,终于促成了宋代文化的全面兴盛:“在宋代以相关。“中国礼仪之争”是由耶稣会在华传教策 前,由于各种宗教和战争带来的灾患,国家丧失略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引发的不同修会之间的 了对学术的热爱,无知和堕落盛行,没有任何学争论,“祭孔”是其核心问题之一,论争的焦点 者能够在普遍的萎靡中唤醒人们的意志,唯有宋在于祭孔是否带有宗教性质,是否允许中国基督 朝统治者对古代经典的热爱、对文人的尊重才使徒参加祭孔仪式。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 ①《全志》有两个英文版本,一是由出版商瓦茨(J.Wat)于1736年12月在伦敦出版,书名为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是一个节译本。另一个是由出版商凯夫( Edward Cave)推出的全译本,于1738-1741年陆续出版, t4R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本文以凯夫本为据。《全志》有关宋代历史的记述分为两 种形式,一是有关宋代君主史纲,系参考袁黄的《历史大方纲鉴补》(以下简称《纲鉴补》)编纂而成;二是大量宋人奏 疏、文章译文,系从明代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稗编》和清代徐乾学等编的《古文渊鍳》等书中选译(参见蓝莉[ sabelle Landry- Deron]著,许明龙译:《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2、182 187-261页)。因此,本文涉及史料的原始出处,一律从这些书目中摘引,而不选宋人第一手资料,特此说明 2 J. B. Du Halde,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atural as well as Civil)of those Countries. London: Printed by Edward Cave, at St John Gate, 1738-1741, vol 1, p. 206 ③bid,pp.657-658 ④Ibid,p.207.这应该是指太平兴国三年(978)设立的崇文院而言,参见袁黄:《历史大方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 宗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78a页 ⑤ Ibid,p.208 ⑥lbid,p.210. ⑦bid,p.211 ⑧bid,p.213 ⑨有关“中国礼仪之争”,参见 David F. Mungello eds,"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Monumenta Serica,1994;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张国刚:《从中西初 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钟鸣旦:《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复旦 学报》2016年第1期,第95—103页,等等

| 112 《国际汉学》总第15期，2018年第2期 得文学逐渐复兴。”(3) 杜赫德详细列举了宋朝皇帝“右文”的表现 和举措，比如宋太宗给予文人慷慨的支持，他自己 也很博学，每天留出固定的时间读书，他有一座图 书馆，藏书达到八万卷。(4) 宋真宗复刻古代经典在 全国散布；(5) 宋徽宗爱好文学，并且造诣颇深；(6) 宋 高宗性格平和，热爱知识；(7) 时代的危机需要一位 尚武的君主，但理宗却完全沉浸于科学。(8) 在杜赫 德笔下，宋朝君主是一个文化修养极高、爱好知 识、尊重文士、好文胜过尚武的群体，他们或许有 各种各样的问题，宋真宗崇信道教，宋徽宗耽于享 乐，但在整体上却充满理性、远离蒙昧。 在谈及宋朝君主“右文”的表现时，杜赫 德多次提到他们对孔子的敬奉，表面看来，这是 为了突出他们对文治的重视，但稍加思考，便会 发现其与当时欧洲“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密切 相关。“中国礼仪之争”是由耶稣会在华传教策 略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引发的不同修会之间的 争论，(9)“祭孔”是其核心问题之一，论争的焦点 在于祭孔是否带有宗教性质，是否允许中国基督 徒参加祭孔仪式。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全志》）(1)，其对宋代中国在文、武两方面表现的 描述和评价，影响了此后近两个世纪西方学者对 宋代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本文尝试就《全志》呈 现的宋代中国“重文轻武”的形象展开讨论。 一、宗教背景下宋朝君主“右文”的形象 宋承五代之弊，为扭转长期失衡的文武关 系，救治由此产生的社会动乱，宋太祖奠定“文 治”的开国之基，此后的继体之君奉为圭臬，终 于确立起“崇文”的社会风尚。《全志》在宋代历 史概述部分的开头就指出宋朝君主“重文轻武” 的倾向：“历史进入宋朝以后，国家从此前的混乱、 战争和其他灾祸中恢复，进入了长期的安定，如 果宋朝君主能够如同好文那样尚武，和平带来的 幸福还会持续得更长久。”(2) 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统 治者的优容与扶植，宋朝君主对文学、文化的奖 掖，终于促成了宋代文化的全面兴盛：“在宋代以 前，由于各种宗教和战争带来的灾患，国家丧失 了对学术的热爱，无知和堕落盛行，没有任何学 者能够在普遍的萎靡中唤醒人们的意志，唯有宋 朝统治者对古代经典的热爱、对文人的尊重才使 ①《全志》有两个英文版本，一是由出版商瓦茨（J. Watts）于 1736 年 12 月在伦敦出版，书名为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是一个节译本。另一个是由出版商凯夫（Edward Cave）推出的全译本，于 1738—1741 年陆续出版， 书名是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本文以凯夫本为据。《全志》有关宋代历史的记述分为两 种形式，一是有关宋代君主史纲，系参考袁黄的《历史大方纲鉴补》（以下简称《纲鉴补》）编纂而成；二是大量宋人奏 疏、文章译文，系从明代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稗编》和清代徐乾学等编的《古文渊鉴》等书中选译（参见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许明龙译：《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02、182、 187—261 页）。因此，本文涉及史料的原始出处，一律从这些书目中摘引，而不选宋人第一手资料，特此说明。 ② J. B. Du Halde,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 London: Printed by Edward Cave, at St John’ Gate, 1738-1741, vol. 1, p. 206. ③ Ibid., pp. 657-658. ④ Ibid., p. 207. 这应该是指太平兴国三年（978）设立的崇文院而言，参见袁黄：《历史大方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 宗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78a 页。 ⑤ Ibid., p. 208. ⑥ Ibid., p. 210. ⑦ Ibid., p. 211. ⑧ Ibid., p. 213. ⑨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参见 David F. Mungello eds.,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Monumenta Serica, 1994;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张国刚：《从中西初 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钟鸣旦：《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复旦 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95—103 页，等等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 113 1610)认为,祭孔是一种政治性的、世俗性的人到一项中国“传统”:如果一个人品德出众,或 文活动,而不是宗教性的异端礼仪 有杰出的治国才能,皇帝就会将他列入孔门弟子 孔庙实际是儒教上层文人唯一的庙宇。可以在每年特定时候和孔子一起接受官吏和文土 法律规定在每座城市并且是该城中被认为是 的礼敬。这一“传统”从侧面证明,人们对孔子 文化中心的地点都建造一座中国哲学家之王的祭祀,是出于对道德和治国才能的尊敬,与迷 的庙宇。……每个新月和满月到来时,大臣信无关。 们以及学士一级的人们都到孔庙聚会,向他 杜赫德述及,“鞑靼”( tartar)君主金熙宗为 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中的礼节包括焚香了赢得臣民的爱戴,显示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 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规拜谒了孔庙,并效仿中国君主给予其皇家荣誉。 定的其他日期,都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馔 大臣对出身卑微的孔子获此殊荣颇为不满,金熙 表明他们对他著作中所包含的学说的感激。宗答称:“如果他的出身不足以获得这些荣誉,他 他们这样傲是因为正是靠着这些学说,他们所创立的卓越学说足矣。”有关金熙宗敬孔,《纲 才得到了学位,而国家也才得到了被授予大鉴补》记载如下 臣官职的人们的优异的公共行政权威。他们 金主亲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谓侍臣 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 曰:“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 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 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 们尊敬祖先一样。 《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一日,兀术遣使 利玛窦把“祭孔”解释为儒家教育和科举制 奏捷,侍臣多进诗贺,金主览之曰:“太平之 度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求神拜佛式的宗教性祈祷, 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在他之后的大多数耶稣会士也都承袭他的看法: 《全志》的叙述与史料原文所强调的重点显 孔子与祖先之崇拜,是纯粹一种非宗教性质,而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原文中金熙宗的种种举 并不与天主教义背反。耶稣会的观点招致了多明措,最后都归结为“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 我会、方济各会等其他教派的非议,他们主张孔致治皆由是也”,在他看来,和平时期应该注重培 子不仅仅是受文人膜拜的先师,而且是被奉为神 育文治的社会风气,以达到完善的社会秩序,敬 明的偶像,祭孔典礼是一种宗教异端行为,应予孔等举措都是以此为旨归的。相比之下,《全志》 以严格禁止。 则希望说明,孔子之所以广受尊敬,完全是由于 面对其他教派的联合攻击,耶稣会不得不他所创立的学说使然,从而消除祭孔礼仪中的宗 派人到罗马教廷解释,李明( Louis Le comte,教因素 655—1728)就辩解道:“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尊崇, 杜赫德对宋代君主尊孔的记述蕴含着明确的 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庙也不是宗教目的,他并不仅仅是为了突出宋人“右文” 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 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为耶稣会的传教策略辩护 耶稣会士同时发表大量著作,来争取其他人的理出于这种目的,他将一些历史事件从原本的历史 解和支持,《全志》就承担着这一使命。杜赫德与语境中剥离出来,进行了有意的曲解和改写,在 利玛窦一样,试图从治国和教育的角度解释祭孔此过程中,事件本身承载的历史意义被淡化。有 行为,在记录宋宁宗时期朱熹入祭孔庙时,他提关金熙宗敬孔的记述已经显露出这种趋向,对宋 ①利玛窦、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03、104页。 ②魏特( Alfons wath s.J.)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120-121页 ③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O Du Halde, op cit, p.212 ⑤bid.,p.21l ⑥《纲鉴补》卷三十四《宋纪·高宗皇帝》,第234b页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 113 | 到一项中国“传统”：如果一个人品德出众，或 有杰出的治国才能，皇帝就会将他列入孔门弟子， 可以在每年特定时候和孔子一起接受官吏和文士 的礼敬。(4) 这一“传统”从侧面证明，人们对孔子 的祭祀，是出于对道德和治国才能的尊敬，与迷 信无关。 杜赫德述及，“鞑靼”（tartar）君主金熙宗为 了赢得臣民的爱戴，显示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 拜谒了孔庙，并效仿中国君主给予其皇家荣誉。 大臣对出身卑微的孔子获此殊荣颇为不满，金熙 宗答称：“如果他的出身不足以获得这些荣誉，他 所创立的卓越学说足矣。”(5) 有关金熙宗敬孔，《纲 鉴补》记载如下： 金主亲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谓侍臣 曰：“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 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 《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一日，兀术遣使 奏捷，侍臣多进诗贺，金主览之曰：“太平之 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6) 《全志》的叙述与史料原文所强调的重点显 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原文中金熙宗的种种举 措，最后都归结为“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 致治皆由是也”，在他看来，和平时期应该注重培 育文治的社会风气，以达到完善的社会秩序，敬 孔等举措都是以此为旨归的。相比之下，《全志》 则希望说明，孔子之所以广受尊敬，完全是由于 他所创立的学说使然，从而消除祭孔礼仪中的宗 教因素。 杜赫德对宋代君主尊孔的记述蕴含着明确的 宗教目的，他并不仅仅是为了突出宋人“右文” 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为耶稣会的传教策略辩护。 出于这种目的，他将一些历史事件从原本的历史 语境中剥离出来，进行了有意的曲解和改写，在 此过程中，事件本身承载的历史意义被淡化。有 关金熙宗敬孔的记述已经显露出这种趋向，对宋 1610）认为，祭孔是一种政治性的、世俗性的人 文活动，而不是宗教性的异端礼仪： 孔庙实际是儒教上层文人唯一的庙宇。 法律规定在每座城市并且是该城中被认为是 文化中心的地点都建造一座中国哲学家之王 的庙宇。……每个新月和满月到来时，大臣 们以及学士一级的人们都到孔庙聚会，向他 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中的礼节包括焚香 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规 定的其他日期，都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馔， 表明他们对他著作中所包含的学说的感激。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正是靠着这些学说，他们 才得到了学位，而国家也才得到了被授予大 臣官职的人们的优异的公共行政权威。他们 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 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 们尊敬祖先一样。(1) 利玛窦把“祭孔”解释为儒家教育和科举制 度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求神拜佛式的宗教性祈祷， 在他之后的大多数耶稣会士也都承袭他的看法： “孔子与祖先之崇拜，是纯粹一种非宗教性质，而 并不与天主教义背反。”(2) 耶稣会的观点招致了多明 我会、方济各会等其他教派的非议，他们主张孔 子不仅仅是受文人膜拜的先师，而且是被奉为神 明的偶像，祭孔典礼是一种宗教异端行为，应予 以严格禁止。 面对其他教派的联合攻击，耶稣会不得不 派人到罗马教廷解释，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就辩解道：“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尊崇， 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庙也不是 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3) 耶稣会士同时发表大量著作，来争取其他人的理 解和支持，《全志》就承担着这一使命。杜赫德与 利玛窦一样，试图从治国和教育的角度解释祭孔 行为，在记录宋宁宗时期朱熹入祭孔庙时，他提 ① 利玛窦、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3、104 页。 ② 魏特（Alfons Wäth S. J.）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 年，第 120—121 页。 ③ 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 272 页。 ④ Du Halde, op.cit., p. 212. ⑤ Ibid., p. 211. ⑥《纲鉴补》卷三十四《宋纪·高宗皇帝》，第 234b 页

〈国际汉学》总第15期,2018年第2期 太祖尊孔的记载则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杜赫侵中国的“野蛮人”也不例外,金熙宗为获得臣 德记载,宋太祖为鼓励向学,拜访孔子故里,撰民爱戴而敬孔,元世祖忽必烈也精通科学,由于 写赞词,并对孔子后人予以封赏。①这一记载当尊重士人和敬奉孔子而赢得臣民的善意。这些 系建隆元年(960)三月“宋主视学”一事,《纲事例提醒罗马教廷和那些对耶稣会抱有成见的人 鉴补》载 们,耶稣会士的做法有明确的历史依据,要想使 诏增茸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基督教被中国人接受,礼敬孔子是一条已经被证 书于孔、颜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幸明行之有效的途径,耶稣会的适应政策因此具有 焉。尝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令读书,以知 了合理性。 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② 原文在太祖“视学”后,尚有“欲武臣尽令 、宋人对战争的慎重 读书,以知为治之道”之语,这段话在宋初的政 杜赫德想要向西方读者传递一个文明理性、 治语境中,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突出的政治意 清明开化的中华帝国形象,战争的残酷是他想要隐 义,它是在五代入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扭转武 讳的内容,但与此同时,两宋时期大部分时间内, 人飞扬跋扈的态势、平衡失序的文武关系、重建 中原王朝都面临着来自周边民族政权的威胁,战争 尊卑有别的君臣之道的一个重要举措。③太祖“视 的压力影响到内政的方方面面,这在客观上使得 学”受到中国传统史家的高度评价,《纲鉴补》中 在讨论这段历史时不可能对战争视若无睹。《全志》 有明人周礼“发明”:“宋主视学乃见于得国之始,对宋代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战争都有所述及,但一般 宋氏三百年基业,其精神命脉尽在于此。自是而情况下只通报战争的结果和影响,尽量避免涉及战 后,儒道稍稍振起,迨至关、闽、濂、洛之间,争的具体过程,比如对宋初的统一战争,仅以一句 文运大亨。在周礼看来,宋太祖的举动奠定了有话概括:“太祖以其良好的性格纡尊降贵,重新臣 宋一代三百年基业,成就了宋朝“文质彬彬”的服了诸国,再造和平。”历史上,宋朝在对外战争 特质,因而影响深远。杜赫德的叙述意在凸显拜中屡遭败绩,也因此被贴上“积弱”的标签,但杜 谒孔子与鼓励向学之间的联系,为世人尊孔提出赫德并没有突出宋朝的失败,而是采用一些中性的 解释,但却没有抓住五代宋初时世鼎革之际偃武词句,对代表“中国”的宋朝多方回护。对宋太宗 兴文、重建秩序的深层历史动向,因此也没有真朝两次大规模北伐失败,杜赫德以双方“各有胜 正触及末代历史的脉动。 负”来概括;①宋金战争时宋高宗在金军追击下狼 教因素,它一方面与尊重、追求知识的人文精神鞑靼战争的胜利,并镇压了叛乱”々得了几次对 在杜赫德的阐述下,祭孔并不含有任何宗狈南迁,也被杜赫德美化为宋高宗“耳 相关,另一方面与道德和治国相连,这就迎合了 战争本身并不是杜赫德想要考察的主要对 当时欧洲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对道德和治国之象,他的意图不是揭示战争的起因、经过、影响 道的追寻,为耶稣会的宽容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等问题,而是通过战争来传递他理想中的“中国” 支持。不但宋朝皇帝对孔子礼敬有加,即便是入形象。在谈到宋太宗在位期间与辽朝的战争时 O Du Halde, op cit, p. 207 ②《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祖皇帝》,第62b页。 ③参见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45—55页 ④《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祖皇帝》,第62b-63a页。史料并未提及宋太祖访孔子故里之事,《御批续资治通鉴纲 目》载周礼“发明”,其中提到“周太祖广顺二年,如曲阜谒孔子祠,拜其墓”(参见商辂:《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一,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第14页),杜赫德或许有所误解。 6 Du Halde, op cit, p. 213 ⑦Ibid,p.208 ⑧bid,p.21l

| 114 《国际汉学》总第15期，2018年第2期 侵中国的“野蛮人”也不例外，金熙宗为获得臣 民爱戴而敬孔，元世祖忽必烈也精通科学，由于 尊重士人和敬奉孔子而赢得臣民的善意。(5) 这些 事例提醒罗马教廷和那些对耶稣会抱有成见的人 们，耶稣会士的做法有明确的历史依据，要想使 基督教被中国人接受，礼敬孔子是一条已经被证 明行之有效的途径，耶稣会的适应政策因此具有 了合理性。 二、宋人对战争的慎重 杜赫德想要向西方读者传递一个文明理性、 清明开化的中华帝国形象，战争的残酷是他想要隐 讳的内容，但与此同时，两宋时期大部分时间内， 中原王朝都面临着来自周边民族政权的威胁，战争 的压力影响到内政的方方面面，这在客观上使得 在讨论这段历史时不可能对战争视若无睹。《全志》 对宋代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战争都有所述及，但一般 情况下只通报战争的结果和影响，尽量避免涉及战 争的具体过程，比如对宋初的统一战争，仅以一句 话概括：“太祖以其良好的性格纡尊降贵，重新臣 服了诸国，再造和平。”(6) 历史上，宋朝在对外战争 中屡遭败绩，也因此被贴上“积弱”的标签，但杜 赫德并没有突出宋朝的失败，而是采用一些中性的 词句，对代表“中国”的宋朝多方回护。对宋太宗 朝两次大规模北伐失败，杜赫德以双方“各有胜 负”来概括；(7) 宋金战争时宋高宗在金军追击下狼 狈南迁，也被杜赫德美化为宋高宗“取得了几次对 鞑靼战争的胜利，并镇压了叛乱”。(8) 战争本身并不是杜赫德想要考察的主要对 象，他的意图不是揭示战争的起因、经过、影响 等问题，而是通过战争来传递他理想中的“中国” 形象。在谈到宋太宗在位期间与辽朝的战争时， 太祖尊孔的记载则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杜赫 德记载，宋太祖为鼓励向学，拜访孔子故里，撰 写赞词，并对孔子后人予以封赏。(1) 这一记载当 系建隆元年（960）三月“宋主视学”一事，《纲 鉴补》载： 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 书于孔、颜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幸 焉。尝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令读书，以知 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2) 原文在太祖“视学”后，尚有“欲武臣尽令 读书，以知为治之道”之语，这段话在宋初的政 治语境中，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突出的政治意 义，它是在五代入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扭转武 人飞扬跋扈的态势、平衡失序的文武关系、重建 尊卑有别的君臣之道的一个重要举措。(3) 太祖“视 学”受到中国传统史家的高度评价，《纲鉴补》中 有明人周礼“发明”：“宋主视学乃见于得国之始， 宋氏三百年基业，其精神命脉尽在于此。自是而 后，儒道稍稍振起，迨至关、闽、濂、洛之间， 文运大亨。”(4) 在周礼看来，宋太祖的举动奠定了有 宋一代三百年基业，成就了宋朝“文质彬彬”的 特质，因而影响深远。杜赫德的叙述意在凸显拜 谒孔子与鼓励向学之间的联系，为世人尊孔提出 解释，但却没有抓住五代宋初时世鼎革之际偃武 兴文、重建秩序的深层历史动向，因此也没有真 正触及宋代历史的脉动。 在杜赫德的阐述下，祭孔并不含有任何宗 教因素，它一方面与尊重、追求知识的人文精神 相关，另一方面与道德和治国相连，这就迎合了 当时欧洲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对道德和治国之 道的追寻，为耶稣会的宽容策略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不但宋朝皇帝对孔子礼敬有加，即便是入 ① Du Halde, op.cit., p. 207. ②《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祖皇帝》，第 62b 页。 ③ 参见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 年第 7 期，第 45—55 页。 ④《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祖皇帝》，第 62b—63a 页。史料并未提及宋太祖访孔子故里之事，《御批续资治通鉴纲 目》载周礼“发明”，其中提到“周太祖广顺二年，如曲阜谒孔子祠，拜其墓”（参见商辂：《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一，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年，第 14 页），杜赫德或许有所误解。 ⑤ Du Halde, op.cit., p. 213. ⑥ Ibid., p. 206. ⑦ Ibid., p. 208. ⑧ Ibid., p. 211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 115 杜赫德写道 于土镫寨掩击,大破之 太宗迫切希望收回前任割让给契丹的城 如上所述,《全志》对太宗时期宋辽战争的 池,但军队统帅张齐贤( Tchang si bien)总记述其实是综合多处记载改编而成,张齐贤上书 是劝他放弃这个想法,他说:“首先应该确保 发生于太平兴国五年,时任左拾遗,而非《全志》 帝国的和平,达到这个目标后,我们将会轻所谓“军队统帅”,其带兵破辽则迟至雍熙三年。 易消灭这些野蛮人。”但太宗并没有听从这· 除去这些表述上的错误,更引人深思的是《全志》 劝告,双方发生了几次战斗,各有胜负。张对这场战争的记述方式,太宗两次北伐中,张齐 齐贤在解除一座城池的围攻时采用了非凡的贤并不居于显著位置,但《全志》的记述却恰恰 策略,他派出300名士兵,每人携带火把,是以这样一个“边缘人物”为中心的,这一选择 列队向敌营进发。敌军被如此多的火把所震 颇为耐人寻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齐贤的事 慑,以为是整个军队攻击他们,惊慌失措,例恰好足以体现杜赫德想要表达的观点:其 四散奔逃。张齐贤在道路上预先设下埋伏,中国的知识阶层反对发动战争;其二,中国人在 只有极少数敌军逃过了杀戮。① 战争中表现出高超的智慧和美德。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军攻灭北汉 杜赫德试图说明,中国处在文人学者等知识 紧接着移师攻辽,企图一举收复幽云地区。结果阶层的治理下,所发生的战争大多是不得已而为 宋军在高梁河之役大败,太宗股中两箭,仅以身之,贤士大夫们反对战争,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 免。次年,有大臣建议再伐幽蓟,张齐贤上书劝杜赫德记载,宋神宗锐意开边,但他母亲留给他的 阻,认为首先应该严选边将,如是“则边鄙宁而大臣劝他应不计代价保持和平。④作为证明,《全 河北之民获休息矣”;其次提出“先本而后末 志》收录了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疏》,该文是 安内以养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民既安和,熙宁十年(1077)苏轼路过南都时代张方平写就 则戎狄敛衽而致矣 苏轼在文中写道,“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 至雍熙三年(98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此理之必然也。”他指出,盲目用兵,不但失败后 太宗又一次发兵北伐,却再次以惨败收场。由于会致使国家丧乱,即使胜利也会给国家带来败亡 大将杨业战死,遂以张齐贤代杨业知代州,《全志》他列举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四位皇帝 记载的张齐贤破敌便发生于此时,《纲鉴补》载: 为例,证明“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 帝以杨业死,访近臣可知代州者,齐贤的道理,劝神宗“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 请行,乃命之。齐贤大败契丹于土镫堡,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 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劝诫用兵的代表作,南 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 宋黄震称该文“真可谓万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生 出至柏井,得密诏不许出战,已还州矣。齐 事者之戒”,明代茅坤则盛赞该文为古代论用兵的 贤曰:“敌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夜发头等文章,“与天地并传 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 与苏轼文章类似,《全志》还收录了南宋张 十里列帜燃刍。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栻的《入见孝宗奏》,同样是劝阻皇帝谨慎对待战 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争。孝宗年间,虞允文以恢复北宋旧疆为念, ①bid,p.208 ②《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宗皇帝》,第79b80a页。 ③同上,第84b页。 ④ Du halde,op,cit,p ⑤id,p.563.康熙帝选,徐乾学等编注:《古文渊鉴》卷四十九《代张方平谏用兵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1080-1083页。 ⑥《古文渊鉴》卷四十九《代张方平谏用兵疏》,第1082-1083页。 O Du Halde, op cit, p. 577

西方早期汉学对宋代中国“重文轻武”形象的构建 115 | 于土镫寨掩击，大破之。(3) 如上所述，《全志》对太宗时期宋辽战争的 记述其实是综合多处记载改编而成，张齐贤上书 发生于太平兴国五年，时任左拾遗，而非《全志》 所谓“军队统帅”，其带兵破辽则迟至雍熙三年。 除去这些表述上的错误，更引人深思的是《全志》 对这场战争的记述方式，太宗两次北伐中，张齐 贤并不居于显著位置，但《全志》的记述却恰恰 是以这样一个“边缘人物”为中心的，这一选择 颇为耐人寻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齐贤的事 例恰好足以体现杜赫德想要表达的观点：其一， 中国的知识阶层反对发动战争；其二，中国人在 战争中表现出高超的智慧和美德。 杜赫德试图说明，中国处在文人学者等知识 阶层的治理下，所发生的战争大多是不得已而为 之，贤士大夫们反对战争，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 杜赫德记载，宋神宗锐意开边，但他母亲留给他的 大臣劝他应不计代价保持和平。(4) 作为证明，《全 志》收录了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疏》，该文是 熙宁十年（1077）苏轼路过南都时代张方平写就。 苏轼在文中写道，“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 此理之必然也。”他指出，盲目用兵，不但失败后 会致使国家丧乱，即使胜利也会给国家带来败亡。 他列举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四位皇帝 为例，证明“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 的道理，劝神宗“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 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5)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劝诫用兵的代表作，南 宋黄震称该文“真可谓万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生 事者之戒”，明代茅坤则盛赞该文为古代论用兵的 头等文章，“与天地并传”(6)。 与苏轼文章类似，《全志》还收录了南宋张 栻的《入见孝宗奏》，(7) 同样是劝阻皇帝谨慎对待战 争。孝宗年间，虞允文以恢复北宋旧疆为念，数 杜赫德写道： 太宗迫切希望收回前任割让给契丹的城 池，但军队统帅张齐贤（Tchang si bien）总 是劝他放弃这个想法，他说：“首先应该确保 帝国的和平，达到这个目标后，我们将会轻 易消灭这些野蛮人。”但太宗并没有听从这一 劝告，双方发生了几次战斗，各有胜负。张 齐贤在解除一座城池的围攻时采用了非凡的 策略，他派出 300 名士兵，每人携带火把， 列队向敌营进发。敌军被如此多的火把所震 慑，以为是整个军队攻击他们，惊慌失措， 四散奔逃。张齐贤在道路上预先设下埋伏， 只有极少数敌军逃过了杀戮。(1)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军攻灭北汉， 紧接着移师攻辽，企图一举收复幽云地区。结果 宋军在高梁河之役大败，太宗股中两箭，仅以身 免。次年，有大臣建议再伐幽蓟，张齐贤上书劝 阻，认为首先应该严选边将，如是“则边鄙宁而 河北之民获休息矣”；其次提出“先本而后末， 安内以养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民既安和， 则戎狄敛祍而致矣”。(2) 至雍熙三年（98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 太宗又一次发兵北伐，却再次以惨败收场。由于 大将杨业战死，遂以张齐贤代杨业知代州，《全志》 记载的张齐贤破敌便发生于此时，《纲鉴补》载： 帝以杨业死，访近臣可知代州者，齐贤 请行，乃命之。齐贤大败契丹于土镫堡，契 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 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 出至柏井，得密诏不许出战，已还州矣。齐 贤曰：“敌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夜发 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 三十里列帜燃刍。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 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卒二千 ① Ibid., p. 208. ②《纲鉴补》卷二十八《宋纪·太宗皇帝》，第 79b—80a 页。 ③ 同上，第 84b 页。 ④ Du Halde, op.cit., p. 209. ⑤ Ibid., p. 563. 康熙帝选，徐乾学等编注：《古文渊鉴》卷四十九《代张方平谏用兵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第 1080—1083 页。 ⑥《古文渊鉴》卷四十九《代张方平谏用兵疏》，第 1082—1083 页。 ⑦ Du Halde, op.cit., p. 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