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第一章自我欺骗的人类 经常拥有同样的分析框架。他们对同样的情况赋予同样的重要性，把现实分 为相同的类别，并且再次表现出柏拉图式的行为，喜欢把事实分割为小碎片。 在过去，地中海与非地中海之间（也就是橄榄油和黄油之间）是被画上分界 线的，突然，在20世纪70年代，它变成了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分界线。分界 对于人类来说是必要的，但如果分界被奉为固定的，使人们不能考虑边界的 缓冲，更不要说修改分界，就是一种病态了。传染是罪魁祸首。如果你挑选 100名有独立思想的记者，他们有独立辨别事物的能力，你会得到100种不同 的观点。但如果让这些人用因循守旧的方式进行报道，观点的多样性会急剧 缩水：他们会分析相同的因素和原因，趋于得出相同的观点。例如，让我们 暂时离开黎巴嫩一会儿，所有记者现在都会提到“喧嚣的20世纪80年代”，似 乎这10年有一些尤其独特的东西。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中，记 者们在对所有人都疯狂追捧的毫无价值的公司的价值上又达成了一致的解释。 分界总是会造成复杂性的降低。这是黑天鹅事件发生器，也就是我在序 言中定义的柏拉图化的表现。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任何简化都可能产生爆炸性 后果，因为它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来源，它使我们错误地理解世界的构成。 黎巴嫩战争开始几年之后，我22岁，正在沃顿商学院念书，突然接触到 了有效市场的思想。它认为，从证券交易中是无法获取利润的，因为这些金 融工具自动地包含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公共信息是无用的，尤其对商人而 言，因为价格已经“包含”了全部这类信息，数百万人都知道的信息不会给 你任何优势。于是我完全放弃了阅读报纸和看电视，这为我空出大量时间。 (比如每天一个小时或更多，每年足够用来读一百多本书了，一二十年后， 作用就开始显现了。)但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提出不看报纸的完整原因，后 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避免信息毒害的好处。这个论点对于不必了解商业世界 的细枝末节是最好的借口，它最初只是我的托词，因为我发现商业世界的细 节中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它华而不实、贪婪、缺乏智慧、自私而且无聊。 好戏在哪里 为什么一个想成为“哲学家”或者“历史科学哲学家”的人最终进了商 学院，而且是沃顿商学院？我仍然想不出原因。我在商学院发现，不光是某 11
黑天鹅THE BLACK SWAN 个小国家的政客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一毕竟，小国家的人就应该不知 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一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在有史以来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很可能也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着什 么。实际上，在我头脑中这不仅仅是可能而已：我从内心感觉到人类在认知 上的自大。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兴趣一高度 在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不可能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不光是衣 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很可能 着光鲜、精神抖擞的首席执行官才会被这些 也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极端事件愚弄，博学的人也会。这一认知使 黑天鹅现象从一个商业中的好运气或者坏运气的问题变为一个知识与科学的 问题。我的观点是，现实生活中有些科学成果不但是无用的，因为它们低估 了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响（或者导致我们低估它），而且，它们中的许多或 许实际上正在制造黑天鹅现象。 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 我从沃顿毕业4年后（体重也增加了8.75磅后），1987年10月19日，我从 纽约曼哈顿中城的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走回上东区的家。我走 得很慢，因为我处于一种思想迷惑的状态。 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创性的金融事件：（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市场 崩盘。更具重创性的是，它发生在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老练的时候，我们 有所有这些夸夸其谈的柏拉图化的经济学家（以及骗人的以钟形曲线为基础 的方程式)来预防，或者至少预测和控制大的震动。崩盘甚至不是由于某则 新闻。事件的发生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范围，假如我指出了 它的可能性，我会被看做疯子。它满足黑天鹅事件的条件，但当时我还不知 道怎么表达。 我在公园大道遇见了一位同事，正当我开始与他谈话时，一名焦虑的妇 女不顾一切地打断我们的对话：“嗨，你们两个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人行 道上的人们看上去茫然无措。早一点的时候，我在我工作的第一波士顿的交 12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第一章自我欺骗的人类 易室里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处在事件的震撼中，震惊的人们像探 照灯下的免子一样乱跑。回家后，我的表兄亚历克西斯打电话告诉我他的邻 居自杀了，从高层公寓跳了下去。这一点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创伤可 以比战争更打击人的意志。（只要想一想，金融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羞辱可以 导致自杀，而战争似乎并没有如此直接的效果。) 我害怕得不偿失的胜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确， 以及目睹整个系统在我脚下崩溃。我并不真的想如此正确。我将永远记住已 故的吉米·P(Jimmy F.),他在看到自己的净资产灰飞烟灭时，不断半开玩 笑地乞求屏幕上的价格不要再变动。 但在当时，我意识到我对钱根本不关心。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为奇怪的感 受，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告诉我“我是正确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 浑身都颤抖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震撼内心的感觉。我之后再也没有经 历过这种感觉，也永远不可能向那些从未经历过的人描述。它是一种身心的 震撼，好像是快乐、骄傲和恐惧的混合体。 我获得了确定性？为什么？ 进入沃顿后的一两年，我发展了一种精确但奇怪的能力：猜测罕见且出 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处于柏拉图边界中，并且被柏拉图化的“专家”认为 “不可想象”的事件。回忆一下，在柏拉图边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再成 立，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点。 由于较早决定把数量金融学作为谋生职业，我同时成为了数理专家和交 易员，数理专家是一类把随机数学模型应用于金融（或者社会经济学）数据 和复杂金融工具的产业科学家。不过，我是完全相反意义上的数理专家：我 研究这些模型的缺陷和局限，寻找使它们失效的柏拉图边界。我还进行投机 交易，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在数理专家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他们 被禁止“冒风险”，他们的角色只局限于分析，而不是决策。我确信，我完 全无法预测市场价格，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无法预测，却不知道这一点，或者 不知道他们正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部分交易员都是在“轧路机前捡硬币”， 把自己暴露在稀有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面前，却睡得像婴儿一样，浑然 不知。假如你认为自己厌恶风险、了解风险并且高度无知的话，我的工作是 你能做的唯一工作。 13
黑天鹅THE BLACK SWAN 代表独立的粗话 1987年10月19日那天晚上，我一觉睡了12个小时。 我很难把这种确信的感觉告诉我的朋友，他们都由于市场崩盘而处于某 种悲痛当中。当时的奖金与如今比起来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我的雇主 第一波士顿及金融系统能够坚持到年底，我会得到一份适当的奖金。有时候 人们会对这种状况说一声“去××的钱”，这话虽然粗俗，但能让你表现得 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一个摆脱了奴役的人。它是一个心理上的缓冲， 让你无须成为巨富，而是让你自由选择一个新的职业，而不必过分担忧经济 报酬，它使你不必强奸自己的意志。你不再对某个雇主或者就业本身产生任 何理智和情感上的依赖，不再受某个人对你武断而不公平的评价的摆布。 (独立对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含义：我一直吃惊于那么多高收入的人却变得更 加谄媚，因为他们变得更加依赖他们的客户和雇主，也更加痴迷于赚更多的 钱。)虽然按照某些标谁来说这并不是豪言壮语，但它实际上帮我摆脱了经 济上的所有欲望。每当我把时间不是花在研究，而是花在追求物质财富上时， 它都让我感到羞愧。请注意，“去××的”代表挂掉电话之前的结束语 那些日子交易员在赔钱时摔坏电话是极为平常的事。有的人喜欢摔椅子、 桌子或者任何能够发出声响的东西。有一次，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名交 易员试图掐死我，来了4名保安才将他拖走。他生气，是因为我站在他认为 是他的“领地”的地方。谁会愿意离开这样的工作？把这种情形与大学餐厅 中单调的午餐比较一下吧，那里只有彬彬有礼的教授们谈论着最新的院系争 斗。于是我继续留在“数理”和交易行业（现在仍然是)，但管理好自己， 只做最少量但极为密集（而且有趣）的工作，只关注最具技术性的方面，从 不参加商业“会议”，避免与西装革履却不读书的“成功者”为伍，并且平 均每3年休息一年，弥补自己在科学和哲学方面落下的空白。为了慢慢提炼 我的思想，我需要成为一个闲人，一个职业冥想者，懒洋洋地坐在咖啡馆， 远离办公桌和各种组织，睡到自然醒，贪婪地阅读，而不需对任何人解释什 么。我需要逐步在我的黑天鹅思想基础上构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14
出版业中的黑天鹅 5年前，叶夫根尼娅是一位无名的没有发表过作品的小说家，但背景不 同寻常。她是一位神经学家，对哲学感兴趣（她的前三任丈夫都是哲学家）， 而她顽固的法国加俄罗斯头脑喜欢以文学形式表达她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她 把她的理论描述成故事，并加上各种自传性的评论。她避免了同时代的叙述 性非虚构类作品新闻式的搪塞之词。(“在一个明媚的4月的早晨，约翰·史 密斯离开他的住所…”)她总是用人物原来的语言写出外语对话，附上翻 译，就像电影字幕一样。她拒绝为蹩脚的意大利语对话配上蹩脚的英语。① 本来没有哪个出版商会理会她，但是，当时人们对那些少有的、能够用 人们半懂不懂的语言说话的科学家有一些兴趣。一些出版商同意见她，他们 希望她能够成长，写出一本“关于意识的大众科学图书”。她获得了足够的 注意，以至于得到了拒绝信和偶尔的侮辱性评论的礼遇，而不是更为侮辱和 贬低性的沉默。 出版商们对她的手稿感到很困惑，她甚至无法回答他们的第一个问题， “这是虚构类还是非虚构类？”也无法回答出版商出书申请表上“这本书是 ①她的第三任丈夫是一位意大利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