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页 六 晚年生活 我1978年重新回到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武汉大学的极 左思潮很厉害，是徐懋庙培养起来的，虽然他离开了，但是根子还在。 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武汉大学有个想法，就是尽量不让我出来继续 工作。那时沈祖棻已经出事了，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们的办法就是迟 迟不让我回武汉，还在沙洋。一旦回来，马上就宣布我“自愿退休” 一点余地也不留。他们的话讲得很冠冕堂皇，就是“安度晚年”。我 当时已六十多岁了，生活也很困难，沈祖棻过去了，已经没有工资， 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最低工资是七十元，我就按这个标准打七折，每个 月四十九元。他们把我过去三级教授都不算了，就算我是一个大学毕 业生。我就在那所破房子里住着，有些对我比较好的人就对我说，他 们没有意思要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劝我赶快离开。有的人不太了解学 校内幕情况，还劝我留下。两种人都有。但是我想得很清楚，他们并 不想我回武汉大学，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了，真正活动起来，对 他们也很不利。那时在苏州开一个语言学方面的会，殷孟伦先生、徐 复先生、洪诚先生都参加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李格非也参加 了，就住在他隔壁。他们三个人就私下谈到我的事情，洪诚先生说， 我知道南大需要人。于是背后商量定，洪诚先生一回到南大，就向学 校汇报了。当时匡亚明先生在南大当校长，他就派叶子铭先生到武汉 来找我。叶先生到了武汉，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的住处，因为我住 的地方很偏僻，是过去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的住宅。那些苏联专家是
六 晚年生活 我 年重新回到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武汉大学的极 左思潮很厉害，是徐懋庸培养起来的，虽然他离开了，但是根子还在。 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武汉大学有个想法，就是尽量不让我出来继续 工作。那时沈祖棻已经出事了，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们的办法就是迟 迟不让我回武汉，还在沙洋。一旦回来，马上就宣布我“自愿退休”， 一点余地也不留。他们的话讲得很冠冕堂皇，就是“安度晚年”。我 当时已六十多岁了，生活也很困难，沈祖棻过去了，已经没有工资， 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最低工资是七十元，我就按这个标准打七折，每个 月四十九元。他们把我过去三级教授都不算了，就算我是一个大学毕 业生。我就在那所破房子里住着，有些对我比较好的人就对我说，他 们没有意思要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劝我赶快离开 有的人不太了解学 校内幕情况，还劝我留下。两种人都有。但是我想得很清楚，他们并 不想我回武汉大学，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了，真正活动起来，对 他们也很不利。那时在苏州开一个语言学方面的会，殷孟伦先生、徐 复先生、洪诚先生都参加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李格非也参加 了，就住在他隔壁。他们三个人就私下谈到我的事情，洪诚先生说， 我知道南大需要人。于是背后商量定，洪诚先生一回到南大，就向学 校汇报了。当时匡亚明先生在南大当校长，他就派叶子铭先生到武汉 来找我。叶先生到了武汉，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的住处，因为我住 的地方很偏僻，是过去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的住宅。那些苏联专家是 第 37 页
第38币 修武汉长江大桥的，大桥已经修好了多年，专家也已经撤走很久。那 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我就住在那里。难怪他找不到。当时还有其他 几个学校要我去，一个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很希望我能够 去，但是他胆子很小，他知道我的事情比较麻烦，就不敢向学校提出。 其实南师对孙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真的要推荐我，也不是不可 能。还有一个学校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有个张涤华先生要我去，他研 究语言学，是刘博平先生的老学生，学问也很好。他有一定的政治地 位，是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时我就觉得，到芜湖地方很小，去 外面活动很不方便。所以他们要我到南京，我就很愿意。叶先生到了 武汉，看到我就问：“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条件？”我说：“我没有什 么条件，我要工作。”叶先生想了一下，就说：“那好办，我包了。你 到南京去吧。”结果他回来就向匡老汇报，匡老回答得也很干脆，立 刻恢复教授待遇。工资不好算，匡老就说：“每个月先给程先生一百 块钱，其余的以后再说。”我到南大后，武汉大学听说南京大学对我 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开会，武大的一个头头碰到南大的人， 就问我的待遇是怎么样。南大的人就回答说：“给一百块钱，等恢复 工作以后再说。”那人又问：“这一百块钱从哪里来呢？”南大的人就 开玩笑说：“南大订了很多报纸，除了图书馆保留以外，其余的都卖 了。每个月卖废报纸的钱就有一百多块。”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那 个人回到武大，就说：“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狈，每个月卖废 报纸过日子。”整个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被迫离开的。我在那所学 校有三十多年，沈祖棻也是在那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离开武汉的。还有个感情在那里。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匡老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在武大当过系主 任，是个教授。究竞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他们也很慎重，我 刚开始上课，上的是大一语文。第一堂课的时候，范存忠，匡老，党 委书记，可能是章德，都来听课。听了一次课下来，好像也还过得去。 我开始送稿子给《南京大学学报》，他们也要拿去给范存忠先生审查
修武汉长江大桥的，大桥已经修好了多年，专家也已经撤走很久。那 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我就住在那里。难怪他找不到。当时还有其他 几个学校要我去，一个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很希望我能够 去，但是他胆子很小，他知道我的事情比较麻烦，就不敢向学校提出。 其实南师对孙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真的要推荐我，也不是不可 能。还有一个学校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有个张涤华先生要我去，他研 究语言学，是刘博平先生的老学生，学问也很好。他有一定的政治地 位，是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时我就觉得，到芜湖地方很小，去 外面活动很不方便。所以他们要我到南京，我就很愿意。叶先生到了 武汉，看到我就问：“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条件 我说“：我没 有什 么 条 件 ，我 要 工 作 。”叶 先 生 想 了 一 下 ，就 说“：那 好 办 ，我 包了 。你 到南京去吧。”结果他回来就向匡老汇报，匡老回答得也很干脆，立 刻恢复教授待遇。工资不好算，匡老就说：“每个月先给程先生一百 块钱，其余的以后再说。”我到南大后，武汉大学听说南京大学对我 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开会，武大的一个头头碰到南大的人， 就问我的待遇是怎么样。南大的人就回答说：“给一百块钱，等恢复 工作以后再说。”那人又问“：这一百块钱从哪里来呢 ？”南大的人就 开玩笑说：“南大订了很多报纸，除了图书馆保留以外，其余的都卖 了。每个月卖废报纸的钱就有一百多块。”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那 个人回到武大，就说：“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狈，每个月卖废 报纸过日子。”整个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被迫离开的。我在那所学 校有三十多年，沈祖棻也是在那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离开武汉的。还有个感情在那里。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匡老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在武大当过系主 任，是个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他们也很慎重，我 刚开始上课，上的是大一语文。第一堂课的时候，范存忠，匡老，党 委书记，可能是章德，都来听课。听了一次课下来，好像也还过得去。 我开始送稿子给《南京大学学报》，他们也要拿去给范存忠先生审查 第 38 页
第39页 一下。 后来张月超先生也想来南大，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是南大的校 友。张先生到了南大以后，同我的情况不怎么一样。他有点以过去在 武大当右派为诚，不太愿意多管事。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 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 不久在昆明开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我也去参加了，当时就成立了 全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把我选成了理事。那时几乎没有学会，是拨 乱反正以后的第一个学会，所以很重视。云南的省长、省委书记都请 客、照相等等。理事的名单在报纸上也登出来了，武汉大学的人就感 到很奇怪，怎么程千帆还有人选他当理事。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就住在十三舍，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 几乎没有什么了。我后来的书，多数是到了南京以后再买的。我离开 武汉到南京，真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几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以后 怎么过下去，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钱也没有，名也没有，但是我的 业务还在那里，我想，只要真正在业务方面认真做的话，我总还是有 出路。但我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安一个家。那时程丽则他们 还没有来，我到南京以后，就和陶芸联系上了。我们原来就认识，是 同学，也有感情。她那时也是寡居，我就和她谈一谈，希望两个人能 够在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六十四岁，我六十五了，比她还大一岁。 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彼此了解，所以很快就结婚了。这样我就有了 个家。她那时已经退休了，但还在继续教课。我们结婚以后，她就不 教课了，帮我做些事情。我就等于在南京重新开始生活。有一次，下 课回来，天上下起雨来，我看到陶芸拿了把伞匆匆忙忙地走出来，她 是给我送伞的。我当时就觉得，沈祖棻去世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曾 有过。当时我们结婚时年龄都大了，我们想，要是能够一起生活十年 也就够了，没想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在当时的确是想不到的。 匡老不愧是个大人物，是个有气魄的人，是个能够用人的人。我 没有对他特别的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
一下。 后来张月超先生也想来南大，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是南大的校 友。张先生到了南大以后，同我的情况不怎么一样。他有点以过去在 武大当右派为诫，不太愿意多管事。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 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 不久在昆明开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我也去参加了，当时就成立了 全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把我选成了理事。那时几乎没有学会，是拨 乱反正以后的第一个学会，所以很重视。云南的省长、省委书记都请 客、照相等等。理事的名单在报纸上也登出来了，武汉大学的人就感 到很奇怪，怎么程千帆还有人选他当理事。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就住在十三舍，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 几乎没有什么了。我后来的书，多数是到了南京以后再买的。我离开 武汉到南京，真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几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以后 怎么过下去，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钱也没有，名也没有，但是我的 业务还在那里，我想，只要真正在业务方面认真做的话，我总还是有 出路。但我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安一个家。那时程丽则他们 还没有来，我到南京以后，就和陶芸联系上了。我们原来就认识，是 同学，也有感情。她那时也是寡居，我就和她谈一谈，希望两个人能 够在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六十四岁，我六十五了，比她还大一岁。 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彼此了解，所以很快就结婚了。这样我就有了一 个家。她那时已经退休了，但还在继续教课。我们结婚以后，她就不 教课了，帮我做些事情 我就等于在南京重新开始生活。有一次，下 课回来，天上下起雨来，我看到陶芸拿了把伞匆匆忙忙地走出来，她 是给我送伞的。我当时就觉得，沈祖棻去世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曾 有过。当时我们结婚时年龄都大了，我们想，要是能够一起生活十年 也就够了，没想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在当时的确是想不到的。 匡老不愧是个大人物，是个有气魄的人，是个能够用人的人。我 没有对他特别的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 第 39 页
第40币 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我也从来没有去看他，总是他来看我。 最初的时候，在课堂附近没有休息室，课间老师只好在课堂周围转， 我看了觉得不像话，就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办好了。还有一次，是关 于培养研究生的，我有许多看法。我在武大也培养过研究生，我不满 意当时的一些做法，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匡老是怎么处理的 呢？他把信发到全校每一个教研室，大家念一遍，然后提出意见。所 以这些地方使我感觉到，如果我在南大不认真工作，就对不起匡老。 一直到他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还对匡师母讲：“如果没有匡老， 不会有我的今天。”有很多东西就被埋没下去了，我的一些想法，是 通过他的权力才能够实行的。我在南京，安了一个家，找到一个很好 的领导，这是我在南京有所成就的关键。 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长在作报告，全部讲的理科的事情，我听他讲 完后就说：“我今天听了院长的报告，我很奇怪，我以为我们学校是 清华大学，不是南京大学。如果是南京大学的话，怎么会没有文科的 事呢？”他很难堪，我也不管。慢慢地，我们自己也做出成绩了。我 们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后来你们也都上来了。总的来说， 我到了南大，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武汉 大学去放牛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现在虽然也出了十几本书，但是比 我所想像的还是要少些。 我到了南大以后，有几条我是比较注意的。第一，如果学校有事 情，外面也有社会活动，我是尽量地要保证学校里的工作。我不大出 去开会，如果要出去的话，可以整个月都在外面。我就常常感叹一个 很好的朋友殷孟伦先生，他的学问比我好，年级也比我高，但是他太 好玩，到处去开会，新疆都去过几次。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一本 关于《尔雅》的书也没有写好。他是黄先生亲自传授的学生，非常可 借。这当然与他的环境也有关系。他的脾气不太好，山东大学的某书 记也很有点官派，殷先生不太理会他，所以这个党委书记就和他过不 去。但是殷先生和杨尚昆是同学，他们可以直接书信往来。殷先生就
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我也从来没有去看他，总是他来看我。 最初的时候，在课堂附近没有休息室，课间老师只好在课堂周围转， 我看了觉得不像话，就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办好了。还有一次，是关 于培养研究生的，我有许多看法。我在武大也培养过研究生，我不满 意当时的一些做法，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匡老是怎么处理的 呢？他把信发到全校每一个教研室，大家念一遍，然后提出意见。所 以这些地方使我感觉到，如果我在南大不认真工作，就对不起匡老。 一直到他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还对匡师母讲：“如果没有匡老， 不会有我的今天。”有很多东西就被埋没下去了，我的一些想法，是 通过他的权力才能够实行的。我在南京，安了一个家，找到一个很好 的领导，这是我在南京有所成就的关键。 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长在作报告，全部讲的理科的事情，我听他讲 完后就说：“我今天听了院长的报告，我很奇怪，我以为我们学校是 清华大学，不是南京大学。如果是南京大学的话，怎么会没有文科的 事呢 他很难堪，我也不管。慢慢地，我们自己也做出成绩了。我 们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后来你们也都上来了。总的来说， 我到了南大，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武汉 大学去放牛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现在虽然也出了十几本书，但是比 我所想像的还是要少些。 我到了南大以后，有几条我是比较注意的。第一，如果学校有事 情，外面也有社会活动，我是尽量地要保证学校里的工作。我不大出 去开会，如果要出去的话，可以整个月都在外面。我就常常感叹一个 很好的朋友殷孟伦先生，他的学问比我好，年级也比我高，但是他太 好玩，到处去开会，新疆都去过几次。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一本 关于《尔雅》的书也没有写好。他是黄先生亲自传授的学生，非常可 惜。这当然与他的环境也有关系。他的脾气不太好，山东大学的某书 记也很有点官派，殷先生不太理会他，所以这个党委书记就和他过不 去。但是殷先生和杨尚昆是同学，他们可以直接书信往来。殷先生就 第 40 页
第41页 去告，那个书记大概也受到什么方面的指示，要他对殷先生客气一 些，但结果殷先生还是很吃亏。少出去开会是我在南大的第一点。第 二点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 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你们谈话，改你们的卷子，大概你那里 也还保留了一些。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对你们来说，改 一回就进步一回。并不要讲很多，但是要把扼要的地方讲出来。改卷 子很麻烦，改得不对，又涂掉重改。这是一件需要很顽强的耐心的事 情。我感觉到自己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你们这些学 生，而且多数还留在学校。凡是没有留在学校的，将学问传下去就比 较困难。孙望先生的学问很好，殷孟伦先生的学问很好，但是他们的 学生毕业以后都散掉了。最开始的时候，莫砺锋他们三个做我的研究 生，每个星期都来我家，谈一个多小时。包括英文，那时陶芸也辅导 他们。当然我自己也很抓紧时间，我和陶芸结婚以后，从二号新村搬 到汉口路，一直到这里，几乎没有玩过。第一次出去是到徐州搞校对， 《古诗今选》先是中文系内部印来做教材，是在徐州印的，我们就住 在那里一个多月，校这部稿子。两个人一起校，抓到一个错字就很高 兴。后来大概是1980年，还是为了《古诗今选》，那是上海古籍印， 要重新修订。我们就自费到了庐山，有一个广播室有空房可以出租， 还供应伙食。每天我写，陶芸抄。只是黄昏时散散步。后来1986到 1987年，我们又到武汉，在湖北大学讲学，我上课之外就是修改《两 宋文学史》，还是陶芸抄，大概有三四个月。我在南京二十年，认认 真真工作，带了几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工作事业方面都很有前途， 还可以发展下去。老话说死不瞑目，我是死也可瞑目了。自我感觉还 是比较好的。当然我有的时候脾气不好，自己觉得有理时，讲话不够 客气，我觉得朱家维先生还是很能容忍的，他当个书记还是蛮好。我 如果说还做出了一点成绩，和朱书记的帮助分不开
去告，那个书记大概也受到什么方面的指示，要他对殷先生客气一 些，但结果殷先生还是很吃亏。少出去开会是我在南大的第一点。第 二点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 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你们谈话，改你们的卷子，大概你那里 也还保留了一些。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对你们来说，改 一回就进步一回。并不要讲很多，但是要把扼要的地方讲出来。改卷 子很麻烦，改得不对，又涂掉重改。这是一件需要很顽强的耐心的事 情。我感觉到自己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你们这些学 生，而且多数还留在学校。凡是没有留在学校的，将学问传下去就比 较困难。孙望先生的学问很好，殷孟伦先生的学问很好，但是他们的 学生毕业以后都散掉了。最开始的时候，莫砺锋他们三个做我的研究 生，每个星期都来我家，谈一个多小时。包括英文，那时陶芸也辅导 他们。当然我自己也很抓紧时间，我和陶芸结婚以后，从二号新村搬 到汉口路，一直到这里，几乎没有玩过。第一次出去是到徐州搞校对， 《古诗今选》先是中文系内部印来做教材，是在徐州印的，我们就住 在那里一个多月，校这部稿子。两个人一起校，抓到一个错字就很高 兴。后来大概是 年，还是为了《古诗今选》，那是上海古籍印， 要重新修订。我们就自费到了庐山，有一个广播室有空房可以出租， 还供应伙食。每天我写，陶芸抄。只是黄昏时散散步。后来 到 年，我们又到武汉，在湖北大学讲学，我上课之外就是修改《两 宋文学史》，还是陶芸抄，大概有三四个月。我在南京二十年，认认 真真工作，带了几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工作事业方面都很有前途， 还可以发展下去。老话说死不瞑目，我是死也可瞑目了。自我感觉还 是比较好的。当然我有的时候脾气不好，自己觉得有理时，讲话不够 客气，我觉得朱家维先生还是很能容忍的，他当个书记还是蛮好。我 如果说还做出了一点成绩，和朱书记的帮助分不开。 第 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