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破坏性的一代 划”分裂后，费伊过生日时收到一幅题词，上书墨菲法则：做好 事要付代价。“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格言，”马文·斯坦德注意到， “她把这幅字挂在壁炉上面的墙上。” 费伊再也不能无视其监狱工作的一些后果了。“她看到了旋 转门的综合效应，”马文说，“一次又一次她能让某个人得以保释 或从死牢转到普通看守牢房，但一个月后他又回来了。”德龙· 温伯格，费伊的一个法律搭档，回忆她对一个自己曾帮助过的囚 犯的反感情绪：“他被保释了，一个月内他把女朋友扔到了窗户 外。她非常了解这个人，知道他伤害了那个女人。她开始感觉到 女权主义的问题。她想知道自己为这个案子做的一切事情是否正 确，但她又不想为证实这一切去做任何事。其实她最终也知道， 结果不是很好。”在所有她帮助出狱的人中，她绝望地告诉丈夫： “只有一人，绝对只有一人，还在外边。” 1974年，费伊停止代理囚犯案件后，很快便关闭了“监狱 法计划”。她开始涉足家庭法律业务，专攻监护权案件。她帮助 建立了“加利福尼亚女律师协会”，为该组织办理儿童监护权的 一年期项目。她对女权主义的问题和同性恋权利越来越有兴趣 了。 她依旧忙碌，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从来没有时间停下 来关心一下自己，即使当她身体摇摇晃晃的时候。有一次她要到 洛杉矶办一个案子，她病了，医生告诉她必须立即回家，并卧床 休养。她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又找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 可根据她的要求处理病情。“我要到洛杉矶出庭，”她告诉医生， “在我必须去洛杉矶的情况下，我能做些什么？”即使有这样的事 情，她也并不是不关注自己的个人问题。她对自己的容貌有种孩 子般的困惑，这种困惑伴随了她很长时间。她对毁容和身体机能
第-章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由027 丧失有种病态的恐惧。1975年，她的手指要切除一块。手术前 她要求马文保证，如果被切除的这块经化验是恶性，她不允许切 除自己的手指，即使那样做能挽救她的生命。马文拒绝了，“我 说‘一个手指头抵不上你的命重要’，由于这句话，我们两人之 间发生了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争吵。费伊找了一个朋友，此人答应 了她的要求，因而待在了手术室里。” 尽管离开了监狱和犯人，1977年费伊还是接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似乎要重新点燃60年代的火焰。这是一个有关简·谢 尔财产要求的案子，简·谢尔是马克思·谢尔的长期同居人。马 克思是《伯克利批评》的创始人和出版商。简与他居住在一起， 用他的姓，生了他的孩子，帮助他创立了最成功的地下报纸，但 当他们分居的时候，他拒绝了她的财产要求。费伊立即就看到了 这个案子的政治意义（这与后来著名的李·马文案子有些相似）， 想把这个案子塑造成一个女权主义的案例，但是马克思与简同居 前已经有一个合法妻子，并育有三个孩子，费伊的努力受挫。后 来，费伊想把简与马克思的关系定义为合伙人，但是马克思的律 师丹尼斯·沃克和享利·马格里斯，是费伊的老朋友和左派人 土，费伊觉得他们欺骗她让她延迟起诉，以便马克思把《伯克利 批评》的财产转移到国外。“左派欺骗了我。”费伊告诉朋友和同 事，并让这种对立继续恶化，这使她在左派中进一步孤立，而左 派曾是她主要的支持力量。 芭芭拉·帕尔斯，斯坦德律师事务所的年轻成员，记得费伊 离开她的办公室向走廊走去时，仍然是急匆匆的样子，尽管没有 任何紧急的事情等着她。她常与马文争吵，因为他从来不为账单 着急，不催客户付钱。她在办公室摆了件乐器，在一天的工作结 束时可帮助缓解压力。她最爱演奏的曲子是《共和国战斗进行
028破坏性的一代 曲》，因为她喜欢强有力的节奏。 那是“我的十年”，许多激进主义者把精力转向了人的潜能 和职业。费伊也开始向内审视。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从未花时间 处理过个人问题，在她的政治信仰中，这被称为资产阶级情趣。 但是，她为激进主义政治贡献了一切，却未得到任何回报，现在 她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在处理别人的问题时，无论是个人的还 是法律方面的，她都非常在行，却不知道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 她的女儿奥格兰已经长成一个可爱的姑娘，费伊既自豪又有点忌 妒。“她总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自己作为一个少女同我比较，”奥格 兰说，“她有点忌妒，因为我在任何社会场合都更受欢迎，而她 却从未有过这种经历。我们常常为美容等事情争吵。我说，‘让 我歇一歇，如果我想在镜子前花一个小时，我就那样做。’”经过 几个月的争吵后，她们两人参加了一个母亲和女儿团体，费伊发 现自己开始谈论自身和作为一个女人的希望，以前她从未允许自 己思考这些问题。 她开始思考自己是否想从事法律工作。1978年，她开始为 一家女权主义的杂志写文章，还参加了《旧金山评论》的编委 会，这是一家新的文学杂志。她又开始弹钢琴了，这是近三十年 来她首次认真地练习钢琴。 她对女权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同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往来，她 们把个人生活和政治结合起来，组成了同性恋妇女律师团体。她 参加女同性恋权利理事会，邀请其同性恋律师朋友帕蒂·罗伯兹 和芭芭拉·帕拉斯参加儿童监护计划。“我们在那儿显然是代表 女同性恋者的声音，”帕拉斯说，“费伊不想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她通过支持我们来迫使理事会处理女同性恋的监护权问题，同传 统观点发生了激烈冲突。”不了解费伊的人可能会说，她仅仅是
第一章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029 开始另一场运动，把注意力从“被压迫者”，即黑人囚犯转向了 妇女。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对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的责任是 她重新思考的一部分，她迫使自己挖掘多年来埋藏在政治层面下 的自身。 当她与女同性恋法律工作者的联系越来越多后，费伊感到自 己对别的女人是有吸引力的，她开始认真考虑这种关系的可能性 和它所包含的问题。它可以缓解黑人男性囚犯对自己的压力，但 这是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一大步，可能引发比她所知道的异性性 关系更紧张的关系，更难以控制。“她谈到了社会准则，”帕拉斯 回忆，“她担心会损及她的职业，特别害怕她的孩子会怎么想， 她也担心这件事对马文的伤害。” 这些年来，当激进主义运动使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家庭一直 是她强大的避风港。她同别的男人有过短暂的婚外情，从未向丈 夫隐瞒过。她与杰克逊、牛顿有过这种关系，在“黑人黑豹党” 破产前，她搬进去同以前的一个大学情人住在一起。那人是一个 共产主义者，常为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写理论文章。但 是，她同马文之间仍有一种潜意识的默契，即使在他们分开的时 候。那是一种奇异的亲近感：他们两人长相相近，陌生人误认为 他们是兄妹。他喜静，她爱动；他易满足，她欲望多。她欣赏他 冷静的预测能力，但难以抑制地认为这种能力是维持现状的情感 表现，同喜欢反叛的人格格不入。 费伊有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从未公开的原则：她总是源源 不断地把精力投入家庭，即使当她考虑从事将毁灭其婚姻的事件 时。她把整个房子从里到外重新油漆了一遍，把门厅重做了，家 具翻新了。作为最主要的工程，她把厨房彻底翻修了，增加了一 个立着的壁炉，用砖铺了地，挂上了顶灯，换了绿色窗帘，这个
030破坏性的-代 优雅的环境较适合一个贤妻良母把整个家庭团结在一起，而不像 一个整天在外工作忘了家的妇女。 1978年，费伊作为惟一的女候选人，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律 师主管人理事。她以1：2的差距输了，但在竞选期间，她认识 了凯瑟琳·摩西，一位年轻的律师，她们成了情人，这件事把她 的生活危机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费伊已经47岁了，必须为自己 的余生选择一条道路。当选举结束后，她宣布将去欧洲待三四个 月，静一静，决定怎么做。 费伊计划在华沙参加一个关于儿童权利的研讨会，在瑞典参 加一个儿童年会，但此次旅行最主要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它有寻 根的意味。她拿着一个笔记本，以便把一个犹太人在欧洲的感觉 写下来。每到一地，她都参观该地的犹太人教堂和寺庙。她在希 腊参加了节日祷告，在俄罗斯朝拜父亲的出生地。当她为《加利 福尼亚女律师新闻》写报告时，对反犹太主义做了总结： 经过四天的观光和坐车旅行，根据我个人的感受， 重要的事情是，波兰律师特别友好、坦减，但他们的反 犹太主义提醒我们，吸取教训比我想像的要难。他们完 全不承认犹太人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然存在，他们对华 沙的贫民区视而不见。 费伊到了日内瓦，访问了罗伯特·布鲁克斯和李·赫尔特 曼，他们是曾与她在议员办公室工作过的老朋友。这次访问时间 原计划是一晚上，但费伊最后住了一周。“可以说，她不愿走了， 她好像刚跟我们热乎了，那是她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她准备彻 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三个老朋友漫步于市场和商店之中，增加 了信任，讨论问题，述说各自的经历。一天，他们来到日内瓦湖 的东端，拜伦曾囚住在那里，他们在冰冷的石头上刻下了拜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