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 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 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1958年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体制特征是“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它在分配领域中实行的是以公共食 堂为核心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经营管理领域,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是制度设计及其实施 的失败,是平均主义理想及其实践的失败,是在所有制关系上急于“穷过渡”的失败。 第三节、纠“左”的初步成果与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 、纠“左”的初步成果 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 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毛泽东带头提出并 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发展。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 州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某些转变。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遏制住了向 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1959年2、3月间,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4月初,召开八届七中全会,重点解决人民公社内 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 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大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 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 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 金物资 1959年4月2日到4月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还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 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 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 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 稿)》,基本精神是纠“左
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 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 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1958年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体制特征是“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它在分配领域中实行的是以公共食 堂为核心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经营管理领域，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是制度设计及其实施 的失败，是平均主义理想及其实践的失败，是在所有制关系上急于“穷过渡”的失败。 第三节、纠“左”的初步成果与庐山会议后的 “反右倾”斗争 一、纠“左”的初步成果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 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毛泽东带头提出并 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发展。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 州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某些转变。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遏制住了向 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1959年2、3月间，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4月初，召开八届七中全会，重点解决人民公社内 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 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大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 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 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 金物资。 1959年4月2日到4月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还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 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 、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 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 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二、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1959年７月２日到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草 稿)》，基本精神是纠“左
彭德怀写信陈述意见,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1959年8月2日到16日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 首先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了批判,认定彭等人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其次,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 从纠“左”到反右逆转有特定的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建设上“左”倾指导思想没有根本纠正,在受到一度压抑后,重新压倒了党 内的正确思想。二是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三是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作用 “反右倾”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政治上,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特别是把阶级斗争直接引 入党内。在经济上,它终止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再次把中国拖入盲目“跃进”的混乱状态,“共产风”、浮夸 风、瞎指挥等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了更长时间,国民经济在混乱中跌λ谷底,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很快降临。在组织上,它破坏 了党内民主、党风建设和组织原则,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 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 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第四节以经济工作为核心的全面调整与再度“左”倾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决心认真调查研究,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 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己被停 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调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0年7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至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 这一阶段党确立了八字方针,调整管理体制,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初步了扭转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局面 第二阶段始于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和之后不久召开的西楼会议。对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采取了降低工业指标,精 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财经管理抑制通货膨胀,调整农村政策等。1965年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取得一定成效 国民经济困难与八字方针的提出 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出现了国民经济困难: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产量大幅下降,人民生活得不到 保障,出现了大范围饥荒。面对严峻形势,中央开始经济调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他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十年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教训。党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讨论中苏关系和经济问题,会议决定压缩基建规模,加强农业战线。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 党制定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此外还决定在全国成立六个中央局,以加强对各大区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安 排 以经济工作为核心的全面调整 因民经济的调整始于1960年下半年,止于1964年底。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第一阶段各个领域的调 在农业方面,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 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此外,坚决纠正“一平二调”,实 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彭德怀写信陈述意见，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1959年８月２日到16日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 首先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了批判，认定彭等人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其次，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 话。 从纠“左”到反右逆转有特定的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建设上“左”倾指导思想没有根本纠正，在受到一度压抑后，重新压倒了党 内的正确思想。二是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三是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作用。 “反右倾”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政治上，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特别是把阶级斗争直接引 入党内。在经济上，它终止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再次把中国拖入盲目“跃进”的混乱状态，“共产风”、浮夸 风、瞎指挥等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了更长时间，国民经济在混乱中跌入谷底，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很快降临。在组织上，它破坏 了党内民主、党风建设和组织原则，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 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 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第四节以经济工作为核心的全面调整与再度“左”倾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决心认真调查研究，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 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己被停 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调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0年7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至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 这一阶段党确立了八字方针，调整管理体制，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初步了扭转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局面。 第二阶段始于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和之后不久召开的西楼会议。对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采取了降低工业指标，精 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财经管理抑制通货膨胀，调整农村政策等。1965年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取得一定成效。 一、国民经济困难与八字方针的提出 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出现了国民经济困难：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产量大幅下降，人民生活得不到 保障，出现了大范围饥荒。面对严峻形势，中央开始经济调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他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十年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教训。党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讨论中苏关系和经济问题，会议决定压缩基建规模，加强农业战线。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 党制定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此外还决定在全国成立六个中央局，以加强对各大区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安 排。 二、以经济工作为核心的全面调整 国民经济的调整始于1960年下半年，止于1964年底。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第一阶段各个领域的调整 在农业方面，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 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此外，坚决纠正“一平二调”，实 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