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 发布时间:2008-0520浏览次数24593 第六章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第6周 【教学重点】:刘知几;古文运动先驱;韩愈、柳宗元 史通叙事 刘知几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口口口 《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口口口。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 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口口口,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 兼两口口口,曷足道哉?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口口口"。夫以钝者称敏,(原注:鲁人,谓钝人也。《礼记》中已有注解口口。)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日:“陨石于宋五口口。”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口口口。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 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 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口口口。盖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口口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 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干钓,而得之在于—筌口口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口口。夫叙事者,或虚益 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口口,其所留者,唯 筌一目而已,则麻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口口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 口口口,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口口口。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口口口。…·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 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口口,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口口。夫能略小存大, 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口口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口口口。”《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口口口。《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口口。呲此皆文如阔略,而语 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口口口。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 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土会为政,晋国之 盗奔秦口口口口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口口。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口口口“三军之 土,皆如挟纩口口口。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 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口口口。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 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冖口口口口汉兵败绩,唯睢水为之不流口口口口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口口口口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口口口: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湧。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 应以一言蔽之者口口口,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 口口口,(原注:《魏书邓哀王传》日: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裴松之日: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 亦叙属之一病也口口口。)子昇取讥于君懋口口口,(原注:王劭《齐志》日: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 怏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记》口口口,率是攴言口口口。)非不幸也。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 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 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 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
第六章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 发布时间: 2008-05-20 浏览次数: 24593 第六章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第6周） 【教学重点】：刘知几；古文运动先驱；韩愈、柳宗元 史通·叙事 刘知几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 《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 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 兼两，曷足道哉？……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 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原注： 鲁人，谓钝人也。《礼记》中已有注解。）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 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 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 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 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罝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 筌一目而已，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 ，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 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 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 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 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 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 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 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 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 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湧。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 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 ，（原注： 《魏书·邓哀王传》曰： 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裴松之曰： 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 亦叙属之一病也。）子昇取讥于君懋，（原注： 王劭《齐志》曰： 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 怏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记》，率是支言。）非不幸也。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 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 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 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
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口口。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恂问鼎口口口,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 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喻,言非指斥口口口,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口口口。如 魏收《代史》口口口,吴均《齐录》口口口,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 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口口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口口口,持彼往事,用 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口口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口口口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口口。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口口口口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 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口口。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口口口。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椹,子长所书 口口口口鲁始为,丘明是记口口口。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口口口口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口口。 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口口口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 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口口口。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 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至如翼犍,道武所讳;黑獭,周文本名口口口。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口口。盖厐降、蒯聩,字之媸 也口口口口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口口口。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 彰于载谶;(原注:杜台卿《齐记》载谶云:“首牛入西谷,逆犊上齐丘也口口口。)河边之狗,著于谣咏。(原 注:王劭《齐志》载谣云:“驩獾头团,河中狗子破尔菀口口口"也。)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 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库。求诸自古,罕闻兹例口口口。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口口。“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 造室,杂以汉仪口口,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叙事在史书写作中自然十分重要,《史通》对此亦甚为重视。在这方面,刘知几的基本观点除了要求真实之外,便 是尚简,他将“文约而事丰视为叙事文字的重大优点。其论述也颇体现出文学意义。 刘知几尚简与反对骈俪文风的影响有关。《叙事》篇举出王沈《魏书》的例子加以批评。本来¨貌美"二字已很明 白,王沈却偏说容貌姿美,那便是受了骈文影响,以四字足句。此外如《杂说》下原注吲引萧韶《太清记》:"温 子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康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之极,下伤人理。"然后批评道:‘语非简 要,而徒积字成文",并指出其患乃由于求偶对而造成,呲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刘知几对于史家叙事时“尤工复 语"、“雅好丽(俪)词是甚为不满的。不过应该说明,刘知几还不是一般地反对骈文。《史通》文辞虽较质实,但 大体上仍是骈偶文体。他只是认为史书文辞应该区别于一般文章,只是反对史传著述浸染骈俪文风而已。 在刘知几尚简的主张中,用晦之说尤值得注意。“用晦¨并非晦涩,而是言简意赅、辞浅义深、意在言外。其貝体 方法有多种。有的是运用新鲜生动的比喻,如以三军皆如挟纩形容将士感悦,以如失左右手”形容失去良佐。有 的是恰当地夸饰,如"血流漂杵"、“雎水为之不流"令人想到战斗之激烈、死伤者之多。而最有文学意味的,是运用 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化的细节。如三年乘马不知牝牡、犀革裏之手足皆见、逐敌归来槊血满袖(见《模拟》篇所 举)之类。此即后人所谓闲中着笔、颊上添毛、以刻画琐细为能,不仅古文家用于叙事写人,且小说家也颇用其 法。所谓用晦,不仅使文辞精简,而且加强了表现力,其实是并不隐晦的。 刘知几崇尚简要,体现了欣賞文辞精简、峻洁的审美趣味,例如他批评《谷梁传》"跛者逆跛者'等三句太繁,便是 一例。但文辞精简也应掌握分寸,未必越简越好。即以《谷梁》之例言,其文句重复使读者印象深刻,言外有诙谐 之趣。若改为"各以其类逆”,则于神情不生动”(魏际端《魏伯子文集》卷四)。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 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是正确的。不过若结合《史通》的写作背景看,刘知几尚简之论当是针对南北 朝、初唐史家的烦芜而发,因此其主要倾向是合理的。 叙事》篇还论及叙事用语的真实性问题,反对滥用典故以作润饰,反对涉及名物制度时借用古语。这些主张,也 都颇为合理。 答李翊书
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 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喻，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 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 刘氏纳贡，则曰 “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 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 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槥，子长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 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 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 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至如翼犍，道武所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盖厖降、蒯聩，字之媸 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 彰于载谶；（原注： 杜台卿《齐记》载谶云：“首牛入西谷，逆犊上齐丘”也。）河边之狗，著于谣咏。（原 注： 王劭《齐志》载谣云：“貛貛头团，河中狗子破尔菀”也。）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 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厍”。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 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叙事在史书写作中自然十分重要，《史通》对此亦甚为重视。在这方面，刘知几的基本观点除了要求真实之外，便 是尚简，他将“文约而事丰”视为叙事文字的重大优点。其论述也颇体现出文学意义。 刘知几尚简与反对骈俪文风的影响有关。《叙事》篇举出王沈《魏书》的例子加以批评。本来“貌美”二字已很明 白，王沈却偏说“容貌姿美”，那便是受了骈文影响，以四字足句。此外如《杂说》下“原注”引萧韶《太清记》：“温 子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康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之极，下伤人理。”然后批评道：“语非简 要，而徒积字成文”，并指出其患乃由于求偶对而造成，“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刘知几对于史家叙事时“尤工复 语”、“雅好丽（俪）词”是甚为不满的。不过应该说明，刘知几还不是一般地反对骈文。《史通》文辞虽较质实，但 大体上仍是骈偶文体。他只是认为史书文辞应该区别于一般文章，只是反对史传著述浸染骈俪文风而已。 在刘知几尚简的主张中，“用晦”之说尤值得注意。“用晦” 并非晦涩，而是言简意赅、辞浅义深、意在言外。其具体 方法有多种。有的是运用新鲜生动的比喻，如以三军“皆如挟纩”形容将士感悦，以“如失左右手”形容失去良佐。有 的是恰当地夸饰，如“血流漂杵”、“睢水为之不流”令人想到战斗之激烈、死伤者之多。而最有文学意味的，是运用 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化的细节。如三年乘马不知牝牡、犀革裹之手足皆见、逐敌归来槊血满袖（见《模拟》篇所 举）之类。此即后人所谓闲中着笔、颊上添毛、以刻画琐细为能，不仅古文家用于叙事写人，且小说家也颇用其 法。所谓用晦，不仅使文辞精简，而且加强了表现力，其实是并不隐晦的。 刘知几崇尚简要，体现了欣赏文辞精简、峻洁的审美趣味，例如他批评《谷梁传》“跛者逆跛者”等三句太繁，便是 一例。但文辞精简也应掌握分寸，未必越简越好。即以《谷梁》之例言，其文句重复使读者印象深刻，言外有诙谐 之趣。若改为“各以其类逆”，则“于神情不生动”（魏际端《魏伯子文集》卷四）。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 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是正确的。不过若结合《史通》的写作背景看，刘知几尚简之论当是针对南北 朝、初唐史家的烦芜而发，因此其主要倾向是合理的。 《叙事》篇还论及叙事用语的真实性问题，反对滥用典故以作润饰，反对涉及名物制度时借用古语。这些主张，也 都颇为合理。 答李翊书
韩愈(一),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称其郡望为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早孤,苦学,少时曾 受知于萧颖土之子萧存,又为梁肃所赏荐。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后在汴州、徐州为幕僚。入朝为四门博土,转 监察御史。时当贞元末,因长安久旱,上疏请停征税钱。不久即为幸臣所谗,贬阳山令。元和间曾为国子博士、中 书舍人等。力主对蔡州吴元济用兵,被宰相裴度请为行军司马,参加了平蔡之役,以功授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贬潮州刺史。返京后转兵部侍郎。曾往镇州宣喻方镇王廷凑,为王所畏服。官终吏部侍郎,后世亦称韩吏部。韩愈 不但是古文大家,也是杰出的诗人,诗文创作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人 物。其论文以复古为革新,既强调明道",又对于古文的写作艺术发表过不少意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论诗亦颇 具创见,并充分反映了追求雄放、尚奇好怪的美学趣味。有《昌黎先生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 卷一百七十六有传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 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官者口口口,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口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口口?将蕲至 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 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口口口。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 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口口口。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 哉口口口!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口口口,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口口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 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口口口。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杂也,迎而 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 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 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 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口口口,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口口口。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此书当作于贞元十七年(),时韩愈三十四岁。次年权德舆主持进土试,韩愈向其副手陆推荐李翊等人,翊即于该 年及第。(见《五百家音注韩昌黎集》引樊汝霖、方崧卿说。) 本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的重要文章。其主旨在于强调欲写好古文,须从根本上下工夫,须加强仁义道德修养,故 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权势和私利所诱惑。因为作文的目的不应是当作敲门砖谋求私利,而是修其辞以明其 道”(韩愈《争臣论》)。对于这一点,韩愈是反复强调、屡屡举以教导后学的。在《答尉迟生书》中,他说:"所 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擤。本深而未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 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那便除了强调为文当求之于根本之外,还有这样的意思:作者的修养、学识 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便能明快确切;对所欲言者有充分的把握,厚 积而薄发,文章便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这就把道德修养与文章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答李翊书》中,为了教导后学,韩愈谈了自己二十余年来学写"古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道德修养和文 辞运用方面都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韩愈认为儒道精纯或大醇小疵者都在三代两汉,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又 因魏晋以后文辞骈偶倾向日炽,去古日远,故说在此初始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只是强调初学时入门 须正而已。事实上,韩愈读书极广。其《答侯继书》自称“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 求,得而不观者",《上兵部李侍郎书》也说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 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 奇辞 奥旨,靡不通达。)第二阶段,已有了分析批判能力,有了心得,为文亦如水流之汩汨不绝,不再戛戛乎其难 哉。第三阶段已是得心应手,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终身以之。 本文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所谓气”,指作者的精神状态。于所欲明者是非了然,充满自信,有髙屋建瓴 之势,沛然而有余,或者情思酣畅,感情强烈,处于高亢兴奋的心理之中,便是哖气盛。鼓气既盛,则下笔时声调 之抑扬、句式之长短,便能自然合宜。那么如何方能做到气盛?气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韩愈此处虽未明言,但结 合文中对道德修养之重视,结合韩愈一贯的对道的强调,自不难体会道德学识的修养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孟 子已提出养其至大至刚之气的说法,系指道德修养而言,但并未直接与作文相联系。六朝人多言气,均不涉及道 德修养。唐代梁肃、柳冕、权德舆等言及气并强调气须由道统帅。韩愈的观点与梁、柳等相通,而进一步具体地揭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称其郡望为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早孤，苦学，少时曾 受知于萧颖士之子萧存，又为梁肃所赏荐。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后在汴州、徐州为幕僚。入朝为四门博士，转 监察御史。时当贞元末，因长安久旱，上疏请停征税钱。不久即为幸臣所谗，贬阳山令。元和间曾为国子博士、中 书舍人等。力主对蔡州吴元济用兵，被宰相裴度请为行军司马，参加了平蔡之役，以功授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贬潮州刺史。返京后转兵部侍郎。曾往镇州宣喻方镇王廷凑，为王所畏服。官终吏部侍郎，后世亦称韩吏部。韩愈 不但是古文大家，也是杰出的诗人，诗文创作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人 物。其论文以复古为革新，既强调“明道”，又对于古文的写作艺术发表过不少意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论诗亦颇 具创见，并充分反映了追求雄放、尚奇好怪的美学趣味。有《昌黎先生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 卷一百七十六有传。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 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 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 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 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 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 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杂也，迎而 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 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 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 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 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此书当作于贞元十七年（），时韩愈三十四岁。次年权德舆主持进士试，韩愈向其副手陆推荐李翊等人，翊即于该 年及第。（见《五百家音注韩昌黎集》引樊汝霖、方崧卿说。） 本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的重要文章。其主旨在于强调欲写好古文，须从根本上下工夫，须加强仁义道德修养，故 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权势和私利所诱惑。因为作文的目的不应是当作敲门砖谋求私利，而是“修其辞以明其 道”（韩愈《争臣论》）。对于这一点，韩愈是反复强调、屡屡举以教导后学的。在《答尉迟生书》中，他说：“所 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 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那便除了强调为文当求之于根本之外，还有这样的意思： 作者的修养、学识、 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便能明快确切；对所欲言者有充分的把握，厚 积而薄发，文章便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这就把道德修养与文章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答李翊书》中，为了教导后学，韩愈谈了自己二十余年来学写“古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道德修养和文 辞运用方面都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韩愈认为儒道精纯或大醇小疵者都在三代两汉，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又 因魏晋以后文辞骈偶倾向日炽，去古日远，故说在此初始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只是强调初学时入门 须正而已。事实上，韩愈读书极广。其《答侯继书》自称“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 求，得而不观者”，《上兵部李侍郎书》也说“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 奥旨，靡不通达”。）第二阶段，已有了分析批判能力，有了心得，为文亦如水流之汩汩不绝，不再“戛戛乎其难 哉”。第三阶段已是得心应手，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终身以之。 本文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所谓“气”，指作者的精神状态。于所欲明者是非了然，充满自信，有高屋建瓴 之势，沛然而有余，或者情思酣畅，感情强烈，处于高亢兴奋的心理之中，便是“气盛”。鼓气既盛，则下笔时声调 之抑扬、句式之长短，便能自然合宜。那么如何方能做到气盛？气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韩愈此处虽未明言，但结 合文中对道德修养之重视，结合韩愈一贯的对“道”的强调，自不难体会道德学识的修养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孟 子已提出养其“至大至刚”之气的说法，系指道德修养而言，但并未直接与作文相联系。六朝人多言气，均不涉及道 德修养。唐代梁肃、柳冕、权德舆等言及气并强调气须由道统帅。韩愈的观点与梁、柳等相通，而进一步具体地揭
示了作者精神状态与文辞声调、句式长短的关系。骈文是很注意声调高下、句式长短的,有较固定的格式。韩愈也 注重句式和声调,但他要打破骈文那种较刻板单调的格式,要以与内容和作者情感相适应的、自然变化的声音节奏 取代之。这是他的贡献。后世古文家对此都十分重视。如清代桐城派因声求气,由音节字句体会文章神气,从中便 可见出韩愈气盛言宜说的深远影响。 答尉迟生书 愈白,尉生足下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擤口口。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 厉,心醇而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 于愈者,亦以是对。 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口口?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 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昇也口口口?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土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 口口口。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尉迟生名汾,与李翊同为韩愈所荐,于贞元十八年中进士第。此书当亦作于贞元十七年。(据方成珪《韩集笺 正》) 此文与《答李翊书》一样,强调作文当以道德学识之修养为根本;强调应以恢复古道为己任,而不应以求取利禄为 目的。所谓古道,自然是指儒道。但在韩愈那里,儒道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不止于个人修养,而是要将修养所 得之道贯彻于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韩愈是位有政治抱负并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的人。 韩愈重道,亦十分重文,所以他也强调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本深而未茂数语,除了强调为文当求根本之外,也 还有这样的意思:作者的修养、学识、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唁言厉、“气和便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昭晣者无 疑",是说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才能明快确切;嚯优游者有余",是说对所欲言者有充分把握 厚积而薄发,文章才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言厉、呒无疑和气和、有余",都是韩愈所肯定的。所谓諱不 足"云云,当亦包含作者应能体现各种风貌的意思。六朝人也说文如其人,不过偏于讲作者之先天气禀,韩愈这里 则强调德行、学识的修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 之口口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 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 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呜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口口口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 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口口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 口口口。伊尹鸣殷口口口,周公鸣周口口口。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 大而远。传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口口口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口口口。楚,大国也,其亡 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口口口,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昋 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口口口,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口口。汉之时,司马迁、 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口口口,其声清以浮,其节 数以急口口,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口口口,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 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口口口。三子者之鸣信 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口口口,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 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口口口!东野之役于江南也口口口,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 于天者以解之
示了作者精神状态与文辞声调、句式长短的关系。骈文是很注意声调高下、句式长短的，有较固定的格式。韩愈也 注重句式和声调，但他要打破骈文那种较刻板单调的格式，要以与内容和作者情感相适应的、自然变化的声音节奏 取代之。这是他的贡献。后世古文家对此都十分重视。如清代桐城派因声求气，由音节字句体会文章神气，从中便 可见出韩愈气盛言宜说的深远影响。 答尉迟生书 愈白，尉迟生足下：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 厉，心醇而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 于愈者，亦以是对。 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 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 。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尉迟生名汾，与李翊同为韩愈所荐，于贞元十八年中进士第。此书当亦作于贞元十七年。（据方成珪《韩集笺 正》） 此文与《答李翊书》一样，强调作文当以道德学识之修养为根本；强调应以恢复古道为己任，而不应以求取利禄为 目的。所谓古道，自然是指儒道。但在韩愈那里，儒道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不止于个人修养，而是要将修养所 得之道贯彻于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韩愈是一位有政治抱负并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的人。 韩愈重道，亦十分重文，所以他也强调“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本深而末茂”数语，除了强调为文当求根本之外，也 还有这样的意思： 作者的修养、学识、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言厉”、“气和”便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昭晣者无 疑”，是说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才能明快确切；“优游者有余”，是说对所欲言者有充分把握， 厚积而薄发，文章才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言厉”、“无疑”和“气和”、“有余”，都是韩愈所肯定的。所谓“辞不 足”云云，当亦包含作者应能体现各种风貌的意思。六朝人也说文如其人，不过偏于讲作者之先天气禀，韩愈这里 则强调德行、学识的修养。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 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 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 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 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 。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 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 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眘 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 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 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 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 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 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 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 于天者以解之
韩愈强调作古文"以明道,但他毕竟是—位文学家,而不是狭隘的道学家。他所作古文,并非全是论道之作,也有 许多抒发偾懑、表现亲友情谊以致嘲谑戏弄的内容。至于其诗歌,更以抒情体物为主,论诗也并不标举明道。他的 《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说的就是"文辞”(泛指文章,包括古文"、诗)抒发感慨的作 用 所谓不平则鸣,是说文章之作,乃因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已,于是泄于外而为文辞,其间有“不得 已",即不得不然者在。序中又指出:作者的感触系于其所遭遇,而遭遇则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 其个人运命有关。这其实与《礼记乐记》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一脉相承。 韩愈这里所说的不平",是泛指心有所动,泛指诸种情感,还不是专指悲伤忧愁而言。序中所称善鸣者",还包括 了经书、诸子、汉代的历史、学术著作等,其作者未必都直接在书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都怀有表述自己的观点、 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这也是一种不平"。总之,不平则鸣的内涵颇为广泛。但孟郊一生多舛,其 诗以啼饥号寒著称;此次又以垂老之身,远赴江南任一小小县尉,心中颇不释然。若结合这样的情况来体会,那么 韩愈这里所说不平之鸣实际上偏向于指说哀痛之鸣。他虽说不知夭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他虽也希望友人能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但实际上孟郊的不幸已是存在的 事实。因此韩愈实际上是说孟郊将因其不幸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然子厚斥 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 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文章必传安慰亡友。《送孟东野序》其实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只是 友人尚在,故措词尤为委婉罢了。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诗者口口口,愈既受以卒业口口口,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口口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口口口。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口口口,地二干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 能存忐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 较其 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 观也。宜乎施诸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牿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本文旧说作于永贞元年至元和元年(一)韩任江陵法曹参军时,恐误。据文中所称裴均、杨凭二人的官衔考之 当作于元和三年()夏秋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文中所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云云,是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故韦布里闾憔悴即下层人土多为 之。这与《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得其平则鸣"意思相通,也可见虽然该文所谓不平不专指怨苦而言,但韩愈心中 总还是侧重悲愁不幸一面而言的。又说“和平之音淡薄云云,是说表现愁苦之情的作品容易写得动人。文艺欣赏的 历史表明,悲剧性的情感往往更具感染力,人们往往以悲为美。韩愈这里所说可谓对这一审美心理的概括。 韩愈在这篇序中所表述的观点,屡见于他的作品中,如称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 不得饱。…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縐。”(《答孟郊》)明言其遭遇与诗名恰恰相反,遭遇愈蹇厄,诗名愈盛 按杜甫已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语,孟郊云诗人命属花”(《招文士饮》,意谓诗人运命总是如花 易败),白居易云诗人尤命薄”(《序洛诗序》),可见在唐代,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 韩愈《荐士》诗,向故相郑余庆推荐孟郊,当作于元和元年()九月初。(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年 郑氏为河南尹,次年即辟孟郊为从事,与韩愈之荐或不无关系。 诗中称赞孟郊的诗才与品行。先对历代诗作一简评,其观点大致与陈子昂相同,即贬抑晋宋,尤轻齐梁。不过于刘 宋尚举出鲍照、谢灵运。唐人称赞鲍、谢,不止韩愈一人;但着眼于鲍谢诗风之“奥",当与韩愈本人的审美爱好有 关。韩愈批评齐梁,一则因其绮碎小巧有如搜摘花卉,再则谓其因袭剽盗。韩愈诗风雄放,又非常重视新创、去除 陈言,因此轻蔑齐梁。韩愈未举陶渊明,后人多有议论。按陶诗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固胜于在齐梁时,但毕竟不似 宋以后那样崇高;且韩愈诗风亦去陶甚远。其不称陶,也可以理解
韩愈强调作“古文”以明道，但他毕竟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狭隘的道学家。他所作古文，并非全是论道之作，也有 许多抒发愤懑、表现亲友情谊以致嘲谑戏弄的内容。至于其诗歌，更以抒情体物为主，论诗也并不标举明道。他的 《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说的就是“文辞”（泛指文章，包括“古文”、诗）抒发感慨的作 用。 所谓“不平则鸣”，是说文章之作，乃因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已，于是泄于外而为文辞，其间有“不得 已”，即不得不然者在。序中又指出： 作者的感触系于其所遭遇，而遭遇则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 其个人运命有关。这其实与《礼记·乐记》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一脉相承。 韩愈这里所说的“不平”，是泛指心有所动，泛指诸种情感，还不是专指悲伤忧愁而言。序中所称“善鸣者”，还包括 了经书、诸子、汉代的历史、学术著作等，其作者未必都直接在书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都怀有表述自己的观点、 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这也是一种“不平”。总之，“不平则鸣”的内涵颇为广泛。但孟郊一生多舛，其 诗以啼饥号寒著称；此次又以垂老之身，远赴江南任一小小县尉，心中颇不释然。若结合这样的情况来体会，那么 韩愈这里所说“不平之鸣”实际上偏向于指说哀痛之鸣。他虽说“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他虽也希望友人能“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但实际上孟郊的不幸已是存在的 事实。因此韩愈实际上是说孟郊将因其不幸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然子厚斥 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 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文章必传安慰亡友。《送孟东野序》其实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只是 友人尚在，故措词尤为委婉罢了。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 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 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 观也。宜乎施诸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本文旧说作于永贞元年至元和元年（—）韩愈任江陵法曹参军时，恐误。据文中所称裴均、杨凭二人的官衔考之， 当作于元和三年（）夏秋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文中所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云云，是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故“韦布里闾憔悴”即下层人士多为 之。这与《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得其平则鸣”意思相通，也可见虽然该文所谓“不平”不专指怨苦而言，但韩愈心中 总还是侧重悲愁不幸一面而言的。又说“和平之音淡薄”云云，是说表现愁苦之情的作品容易写得动人。文艺欣赏的 历史表明，悲剧性的情感往往更具感染力，人们往往以悲为美。韩愈这里所说可谓对这一审美心理的概括。 韩愈在这篇序中所表述的观点，屡见于他的作品中，如称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 不得饱。……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煼。”（《答孟郊》）明言其遭遇与诗名恰恰相反，遭遇愈蹇厄，诗名愈盛。 按杜甫已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语，孟郊云“诗人命属花”（《招文士饮》，意谓诗人运命总是如花 易败），白居易云“诗人尤命薄”（《序洛诗序》），可见在唐代，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 韩愈《荐士》诗，向故相郑余庆推荐孟郊，当作于元和元年（）九月初。（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年 郑氏为河南尹，次年即辟孟郊为从事，与韩愈之荐或不无关系。 诗中称赞孟郊的诗才与品行。先对历代诗作一简评，其观点大致与陈子昂相同，即贬抑晋宋，尤轻齐梁。不过于刘 宋尚举出鲍照、谢灵运。唐人称赞鲍、谢，不止韩愈一人；但着眼于鲍谢诗风之“奥”，当与韩愈本人的审美爱好有 关。韩愈批评齐梁，一则因其绮碎小巧有如搜摘花卉，再则谓其因袭剽盗。韩愈诗风雄放，又非常重视新创、去除 陈言，因此轻蔑齐梁。韩愈未举陶渊明，后人多有议论。按陶诗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固胜于在齐梁时，但毕竟不似 宋以后那样崇高；且韩愈诗风亦去陶甚远。其不称陶，也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