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危机中的田制度国家 接或间接地榨取剩余价值。19这种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是，部分地通过由 地主统治的司法制度来抽取苛捐杂税，并获得君主制国家所庇护的税收 的再分配。事实上，如果以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使用“封建”这一术 语，以表明某种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关系（即由地主阶级通过强制性的制 度性手段来榨取剩余价值)，0那么，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前的支配阶 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性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地认识到这一 支配阶级的特征和制度基础。 当然，18世纪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按等级（即教士、贵族、第三等级） 分层的社会。正如佛朗科斯·弗雷(Francois Furet)所表明的，国家行政 机器和商业的同时（和共生）成长所促进的社会构成和社会理想，已经导 致中世纪后期秩序系统的废弃： 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君主们在打乱等级社会方面一直发 挥着积极作用，他们在18世纪还在一如既往、而且是变本加厉地这 样做。国家尽力发展商业产品，敌视地方权力，促进国家统一，国 家一与金钱一道，它本身就是金钱，甚至还超过了金钱的作用 是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国家日益损毁、蚕食，甚至破坏等级之间、 尤其是贵族的垂直性团结关系。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社会和文化层 面：在社会层面上，国家，尤其是通过其职位，已经构建出了不同于封 建时代的另一种贵族。到18世纪时，一些新的群体构成了贵族的多 数。在文化层面上，国家为自此之后在国家的庇护下聚集起来的王国 的统治集团，提供了另外一套不同于荣誉的价值系统：祖国和国家。 筒言之，由于国家是社会晋升的分配者，它通过成为吸引财富的一极， 使得君主制国家即使在它维持等级社会遗产的时候，还是创造了一种 平行且相互矛盾社会结构：一个精英集团，一个政府阶级*.21 在旧制度法国，财富和官职，而不仅仅是等级身份，才是通向成功的钥 匙。2贵族们的命运也有着天壤之别。较为贫穷的贵族被排除在巴黎上流 *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governing class,这一集团不同于社会支配阶级 [dominant class]的地方在于，他们主要是凭借其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地 位而居于统治地位。但是，这一阶级又不同于纯粹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 级(ruling class)。—译者注 69
■国家与杜会革命 社会和省城的舒适生活之外，他们在购买最令人尊崇的军队和行政职位方 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那些通过海外商业或王室财政而获得巨 额财富的平民，或者通过不斯购买国家官职而步步高升的人们，则既可以稳 步获得贵族头衔和特权，而且也可以进入上流社会。事实上，18世纪不少最 为显赫和富足的贵族世家，似乎也只不过是在三、四代前才被封为贵族。 一方面是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区别：另 一方面，这种区别到了18世纪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流动区域而不是屏 障一至少从统治集团的角度看是这样。在财富和官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社会秩序的中间层次上，等级才事实上是一道真实的屏障。但是由此则造 成了社会紧张一曾经相互敌对的贫穷贵族和有教养的第三等级非贵族，开 始共同反对富有的特权阶级一直到大革命期间，这种紧张关系都没有完全 缓和。但是，革命性危机却并不是由这种紧张关系所造成的。3 也并不是任何一种阶级矛盾一一各个统治阶层之间因生产方式的冲 突不可调和而分裂一创造了革命性危机。正如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在其出色的研究中所表明的，24在旧制度下，80%以上的私人财富 是“业主”(proprietary)财富： 在旧制度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财富构成，其运作模式是非 资本主义式的，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业主”财富。它包括投资于土地、城 市地产、捐官和年金权(annuities)。这种投资的回报不大，约在1%至 5%之间，但却相当稳定，年度变化很小。这种回报并不是通过企业家的 努力来实现的…而仅仅是通过所有权和时光的流转而实现的。5 在农业经济中，业主的财富主要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凭借土 地而间接地从佃户那里剥削地租，佃户则持有或使用几片“领地、农场、分 成制租田(metairic)、牧场、耕地、林地”，另一种是“领主权，包括捐税、垄断 权，以及从（封建）采邑存续下来的各种权利这仅仅是强加在封地财产上 的一种财产秩序”。城市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权也是租金收入的另一来源。 然后就是捐官和年金收人，泰勒很好地描述了这两种财产形式的特征： 在人们所偏爱的各种私人财产中，对官职财产的热望几乎与对 土地财产的热望一样强烈。捐官就是一种长期投资。捐官通常能带 来虽然低但却稳定的回报，而且，只要所有者定期交纳年费(droit 70
■第二章危机中的田制度国家 annuel)…他就能够在每一官职可能的限制范围内，出售给某一买 主，赠送给他的继承人，或者甚至将其出租给某人…一般而言，对 官员的投资就是对身份的投资。人们追求它的原因在于地位，在于 它能将人带入令人尊敬的地位。27 此外，…业主财富还投资于年金。在广泛意义上，年金就是将 有价值的东西转让给其他人而得到的年度收入…永续年金是一种 无限期的年金，只有在债务人主动选择归还本金，从而不再支付年金 时才会终止…其固有的领域包括家族内和家族之间的融资，对市 政当局、省三级会议和王室财政部门出售的年金的投资。8 即使第三等级中最为富有的成员，也在靠对年金、捐官、地产和领主 权的混合使用而致高。泰勒强调指出：“在大多数贵族和中产阶级业主之 间，由于投资形式的一致性，而将他们造就为一个在经济上统一的集团。 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29只有那些参与海外商业的人 (大多数是非贵族)和那些卷入到王室高层财政的人（大多数都被封为贵 族)，才握有更具有流通性和更具有风险性的财富流通形式。但是，对这 一集团而言，业主财富也更有吸引力。大多数成功的商人或金融家，都将 他们的财富转移为业主资产：与此类似的是，他们通常会自己或让自己的 后代把精力转移到相对更迎合社会口味的活动上来。 于是，“业主财富”就成了支配阶级的财产基础。但是，在业主财富上 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各种财富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旧制度 法国特定国家结构？绝对主义君主和陈旧的“多层”(multiply layered)的 国家结构，都在为支配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决定性的支持。法国农 民仍然在坚守前市场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秩序观念，如果他们认为正义的 公社理想公然遭到侵害，他们就会参与暴动和叛乱，30因此，由于地主不 能再控制地方层次上的重要强制手段，他们就只能将求助于绝对主义行 政机器的保护作为最后的手段。与此同时，在绝对主义保护伞下得以维 持的各种领主制度、自治制度和省区制度对于支配阶级也有重要的社会 经济意义。大体而言，这些制度并不会导致资产阶级（或者说第三等级上 层)去反对贵族，因为所有等级中的富人都拥有领主权、占有捐纳的官职， 都属于这样或那样的特权集团。31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这些制度在相当
■国家与社会革命 程度上表达和巩固了富人反对穷人的优势。因为，无论其具体的社会政 治目的有何差异，这些权利和团体所共有的特征是，他们给富人们带来了 由国家保证的税收优势和收人机会。与土地财产权相应的是，这种免税 权和机会是整个支配阶级财富的主要基础。 这种依赖于国家的情势，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一个支配阶级。这个支 配阶级在两个方面都享有既得的特权：一方面是旧的制度形式，如领主权 和据为私有的官职；另一方面是新的绝对主义的职能，主要是与国家促进 军事成功能力的相关特权，以及与这个国家就经济扩张征税相关的特权 (因为国家的税收来自于无特权阶级)。这样一个支配阶级，将会与作为一 个商业化、但却是非资本主义农业帝国的法兰西同兴共衰。只有当这样一 个法兰西被证明是不能存活于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环境，君主与在国家结 构中拥有许多立足点的支配阶级发生冲突之时，革命性危机才会出现。 战争与财政困境 随着18世纪所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越来越明显的是，法国君主已经 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战争的胜利，对于维护法兰西 在国际舞台上的荣誉和保护其海上贸易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法国君主 已经无力取得战争的胜利。18世纪中期，法国在海洋和陆地上两面开 战一一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一1748年)和英国七年战争(1756 1763年)。在每一场战争中，法国的资源都被耗到了极致，其至关重要的 殖民地贸易也被英国的海军切断。其结果是，法国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将 北美和印度的大片帝国土地拱手让给了英国.2 当时的法国存在着一个主要的战略困境。作为一个位于海岛的商业 大国，英国能够将所有的资源集中于海军一从而能够被用来保护和扩 张殖民贸易，并由此而获得军事冒险所需的税收收人。由于国内无须维 持大规模的常备军，英国可以把有限的财政补助用来资助或煽动大陆上 的反法同盟。然而，法国则深受其“水陆两栖的地理位置”之苦。法国是， 或者想成为“最大的陆上强国和最大的海上强国之一…部分陆地部分 海洋的战略，决定了法国不能像英国（或普鲁士和奥地利）那样，将有所的 能量投人一个或另一个方向；不管其是否愿意，她不得不同时做两手准 72
■第二章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备33。只有在法国能够超身于大陆上同时发生的任何大战，从而将资源 集中于海上战事时，她才有希望击败日益成为其主要敌人的英国。“然 而，这是一个法国人难以追求的利益，除非她舍弃（如果说不是支配的话） 在欧洲至少是发出决定性声音的诉求…但是，路易十四在早期的伟大 成就，却已经为他的后代设置了标准。"34 对法国而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困难是，国家财政资源的匮乏。部分 是因为法国相对于英国而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财富，部分是因为税收体 制被难以计数的特权精英的免税和减税弄得漏洞百出——这些特权精英 包括官员、包税人、贸易和工业集团以及教士和贵族35一法国国王发 现，他难以筹集到足够的收人来维持绵延不断、一再反复的大战，尤其是 要用来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敌对同盟。波旁王朝的君主不但没有放弃其 海上抱负，反而是仅仅向私人金融家借高利贷一甚至还常常向君主自 己的官员那里借贷。与国家出售给私人购买者的水续年金一样，捐官也是 一项长期的投资，其本金则从来无需要偿还。6此外，国王还一直向其难以 计数的财政代理人借短期贷款（因为法国没有统一的国库），其方式则仅仅 是，命令他们预先或超额交纳他们凭借捐纳的官职所征集的税收。37 与法国君主相反的是，英国政府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以低利息筹 集到贷款。因为英国政府能够通过英格兰银行来做好这件事。作为一个 公共机构，英格兰银行的存在和运作依赖于英国独特的商业繁荣程度，也 依赖于通过议会对政府债务的审慎控制和保证，从而取得上层阶级的信 任。白伦斯(C.B.A.Behrens)告诉我们，其结果是，“虽然看上去…英 国政府的税收收人在和平时期、甚至在18世纪末，也没有超过法国税收 收入的一半，但是，在这个世纪的两次最大战争的最后阶段上，英国的支 出却似乎很可能是超过了法国的支出.38 由于一再爆发的战争和接连不断的失败恶化了法国君主的财政困 境，连续几任的财政大臣都试图改革税收体制：废除大多数特权集团的免 税权，并在各省和地区之间平等分配税负。由于直接征收所得税超出了 18世纪所有政府的能力所及，现存的农业直接税和消费品的间接税就必 须要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有效征收，很可能还要提高所有税种的税率，因为 归根到底，王室需要更多的收人。39当然，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抵制这一改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