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 革。但是，最为重要的抵制却来自于那些富有的特权集团，他们既有社会 地位，而且还占据了国家机器中的要职。 最为积极地对国王试图榨取更多税收的做法进行抵制的机构，无疑 是各地的高等法院(parlement)。这些在名义上只不过是王室行政机关 组成部分的司法自治机关，位于巴黎和一些重要的省会城市，本来是所有 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法庭。然而，它们的另外一些特点使得他们成为 上层阶级反对国王权力的重要据点。首先，法官的职位为私人所有，因此 就不能轻易撒换。而且，作为自治机关，高等法院控制着进入这一等级的 通道。其次，法官们常常都是富人，大多数人都享有各种免税权。在富兰 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看来，“他们的财富不仅仅包括他们的官职， 这本身就代表着大量的投资，而且还包括数量可观的债券、城市财产和农 村领地。”40此外，法官还尤其在保护领主财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作 为有关领主权利争端的上诉法庭，高等法院致力于捍卫这种由贵族和资 产阶级所拥有的“形式奇特的财产”。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 ban)写道：“事实上，如果没有高等法院的司法支持，领主权利的整个体制 早就崩溃了，王室官员没有兴趣维持这种体制，因为这一体制将从能够纳 税的人（农民）那里抽取的税收转移到了不纳税的人手中。”41 第三，由于法官们拥有各种形式的财产，过着时尚的生活，居住在大 城市的市中心（包括重要的地区中心），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他们与那些旧贵族（佩剑贵族）、依靠领主财产生活的人和靠商业和金融 发家的新兴富裕家族（刚被授予贵族称号）相互通婚、相互交往。42同样， 他们“与那些尚未上升到贵族等级的官员保持联系…（并）维持着与一 个社会声望不那么显赫的团体—律师—的联系”。43 最后，根据传统，高等法院拥有“抗议”那些他们认为违背了王国传统 做法的王室法令的权利。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他们能够在引起公众 (大多数情况下是上层阶级)争论的过程中，延迟他们不喜欢的王室政策 的执行。这种后果常常会导致国王失去对负责执行遭到反对的政策的大 臣的信任。44 在18世纪，高等法院一再反对大臣们改革税制的努力。除了抵制王 权本身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原因之外，还因为拟议中的改革会终结类似 74
■第二章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于法官一样的富人和与他们有关系的领主、食利者和官员们的特权。18 世纪中期前后，高等法院甚至开始声称，作为人民反对君主的代表，他们 对王室政策享有准立法性的批准权。最后，在1787年至1788年之间，高 等法院通过集结上层阶级和大众的支持，再一次反对大臣提出的改革建 议，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从而“为革命打开了大门”4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紧随于一场18世纪的战 争，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国避开了大陆上的纠纷， 在北美独立战争中遏制了英国海军。尽管如此，“为美国的独立付出的代 价则是一场法国革命”。46为了在财政上支持剥夺英国美洲殖民地的战 争，王室财政官们（约在1774年至1788年之间）为了筹集新的借款而弹 精竭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将王室的支出和债务急剧升到了一个天文高 度。在1770年至1788年之间，支出飞升了两倍半以上，47而到1788年 时，“仅仅是偿还债务，就耗掉了年度支出的一半以上”48。正当财政官员 们在想方设法控制先前大战（七年战争）的债务时，美国战争的财政负担 又扑面而来。“1780年和1781年曾实行过最后一次超额征税，在特权侵 蚀其财政的原有体系存续期限间，经济已经再也不能承受重负了。”49然 后，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1770年之后，法国陷人了一次周期性的整体 经济衰退一这种环境减少了税收收入和投资基金，并致使国家的财政 代理人纷纷破产.50 而且，正如J.F.波舍尔(J.F.Bosher)敏锐地提醒我们的：“大多数波 旁王朝的君主们都幸免于债务破产；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末年 的财政困境，很可能与法国革命前夕的困境一样糟糕。”51他问道：“为什 么路易十六的财政困境会发展成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为什么这种困境会 引发一场革命？波舍尔的回答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打破了旧 有的躲避机制： 波旁王朝的每一次其他危机，都通过司法会议（一种特殊的司法 程序)而最终得以解决，这个会议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会计师、包 税商和其他金融家（王朝所有的捐纳官员，国王通常向他们预借税 款)…将他们说成是渔利者，因此应该对困境负责…司法会议提 供了一种合法的手段，以废除拖欠金融家们的债务，并强迫他们弥补 75
■国家与社会革命 巨额亏空。在会议上，国王利用金融家们暂时的虚弱，以进行金融制 度的改革… 但是，到了18世纪，包税人、收税人、大司库、承租人及其他高级 会计师们，共同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贵族，他们与支配阶级结合在一起 的程度相当高，以至于国王无法召开反对他们的司法会议。长期存 在的一系列司法会议终结于1717年…那些试图做一些攻击金融 家之事的财政大臣，尤其是特雷(Terray)、杜尔哥(Turgot)和内克 尔(Necker),都在政治上受挫而被迫退休。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财 政困境才发展成为一场重大危机。52 简言之，当不可扼制的战争倾向于将18世纪的波旁王朝带人严峻 的财政危机之时，它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在社会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支 配阶级。这一阶级依赖于绝对主义国家，并卷人其国际性使命。但是， 它在经济方面感兴趣的是，将国王加在它的财富之上的税收减少到最低 限度，而且能够通过国家机关中的制度性据点，来发挥其反对绝对君主 的政治职能。 革命性政治危机 在1787年，君主财政危机的消息在支配阶级内部猛然引发了普遍的 信任危机.53为了抢在高等法院之前占尽先机，财政大臣卡隆(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召集了一次贵族会议（来自所有三个等级的支配 阶级的代表)，并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关于财政困境的分析报告，以及彻底 进行法律和税收改革的建议。其主要的建议是，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土 地的新税制，而无论是贵族所有还是非贵族所有的土地；并建立一种代表 所有地主、而无论其成员的等级地位如何的地区议会。毫无疑问，贵族们 拒绝了这些想法；卡隆下台，其职位被布里埃纳(Lomenie de Brienne)接 替，后者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一套稍作修改但体现同样想法的法令。但是， 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为布里埃纳的法令登记，而且，还在获得广泛支持的情 况下，提出了召开长期废弃的三级会议的要求。支配阶级再也不相信绝 对主义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而且也为其特权担心，他们希望有一个代议 机构来向国王建议，并就新的税制达成共识。 76
■第二章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事实上，国王拒绝了这一要求，并着手制服高等法院。但是，反抗四 处扩散，在外省尤其剧烈。外省的高等法院，省区议会、以及由贲族和/或 第三等级上层所创立的特殊机构喧嚷叫嚣要反对“专制制度”而召集三级 会议。民众的示威，尤其是高等法院拥护者们的示威，支持这些特权者们 反对国王。而且，并非所有的监督官、军事区长官和军官们都可以被指望 用来镇压反抗。54 与持续存在的财政危机相伴的是，许多军官在镇压反抗活动中的懈 怠情绪，也是驱使王室最终屈从而召开三级会议的直接原因。而且，官员 们的懈怠情绪也引发了大面积的行政混乱和军事崩遗。官员们来自于各 种有特权的社会背景一富有的贵族、富有的非贵族和贫穷的乡村贵 族一官员存在着各种长期累积的不满。有些不满直接针对的是其他官 员，另外一些则是所有官员对王权的不满，因为王权从来就不能满足所有 群体的需求。55但是，能够解释官员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可能是这样 一个事实，即事实上所有的官员都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因 此，在1787年至1788年期间，他们许多人都认同高等法院。凯瑟琳·乔 利(Katherine Chorley)在其经典性著作《军队与革命艺术》一书中，通过 比较历史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前工业社会，军官们通常认同自己出身 的特权阶层，并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该阶层的利益.56直到法国革命的发动 阶段，甚至在国王已经屈服并同意召开三级会议之后，法国革命都是一场 在富有的特权阶层领导下，将各阶层卷人进来反对王权的斗争。在这一 期间，对军官们不愿镇压反抗的态度的预期，恶化了政府的权威性危机。 反过来，这种状况又暴露了政治和社会的分裂，最终导致国王或支配阶级 的保守派都不可能诉诸单纯的镇压手段。 众所周知，三级会议的召开不但无助于解决国王的财政危机，反而引 发了大革命。三级会议引发大革命的事实固然毋庸置疑，但是，仍然还有 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一些法国大革命史家提出，三级会议的 召开之所以导致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它将由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 (capitalist bourgeoisie)、或者说第三等级的上层推上了全国性政治舞 台，57这种情况发生于当时所爆发的这样一场争论之中：会议的召开方式 是依照传统的按等级投票的方式进行，还是依照更加统一的按人头投票 77
■国家与杜会革命 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一争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是，有更多的迹 象表明，其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挑起了一个阶级或等级去反对另一个阶 级或等级，而是这种争论加深了旧制度下行政体系的瘫痪并导致其解 体一一从而使得支配阶级更容易受到具有真正社会革命意义的下层反叛 的伤害。 在整个1788年和1789年初，法国的支配阶级一致希望建立一个更 少专制色彩、更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政府。但是，在采用何种原则来恰当 地决定代表谁的利益、并拥有何种制度化的权力方面，却并没有形成一致 的主张。58三级会议的召开，必然会使这些问题处于突出地位，从而导致 支配阶级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处于最为极端的分裂状态。因为，此时的三 级会议并不是一个能够有效调节支配阶级多元利益的、成熟的代议机构。 相反，三级会议还处于从无到有的构造状态，召集的代表来自于构成1789 年法国社会的杂乱无章的社区、团体和自治机构。在一直延续到1614年 的“惯例”准则之下，三级会议的构造过程就释放出了难以计数的利益和 原则冲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富有的特权阶层之中，他们因等级身份、贵 族级别、财产类型、地区联系、城乡籍贯、职业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差异，而 处于一种复杂的分裂状态。 而且，在1789年初，围绕着按等级表决还是按人头表决，产生了一种 广泛的集团分裂。那些反对传统的惯例(constitution)、支持统一的国民 大会(National Assembly)(在这个机构中，三个等级的代表按人头表决) 的人，不仅仅包括第三等级的代表，还包括很有分量的一小部分贵族一 这一部分不成比例的贵族，因其出生和/或长期居住在城市而适应了城市 的生活和文化。59事实上，革命的资产阶级/第三等级中的一些重要的领 导人物，原本是一些贵族。60对这一现象无需大惊小怪。因为，在大革命 的最初阶段，实际上面临危险局面的并不是阶级或社会等级结构一一因 为只有大众反叛才会将这两种结构置于危险境地一一而是政府结构。而 且，一种强调财富、教育和广泛公众声望的代议体制，无疑会使人们主要 想到具有城市背景、拥有众多关系的贵族。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与 决心恢复封建政治制度的教士贵族和农村贵族的分歧，要大于与基本上 来自于城镇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之间的分歧。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