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中四法制通史第五卷不 为“计省”，三司使则号为“计相”。 这样一来，宰相的职权便是极其有限的了。司马光《涑水记 闻》卷三称：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 浙王钱做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庑下。会车驾 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 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全也。韩王惶恐， 领首谢曰：‘未发书，实不知。”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 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笑而受之。韩王东京宅， 皆用此全所修也。” 其二，右文重儒，以振传统文化之三纲。汉儒刘向在《说苑 ·指武》中说：“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加强中央集权，历来有 两手，一是用武力征服，二是用教化熏染。太祖、太宗昆仲本出 身武夫，固于“马上得天不”之道理不谓不知，因此，伐南唐征 北汉当是其武力征服之举，然而他们的武功若与汉武帝、唐太宗 相比，则相形见拙，独于文教方面，则史可称焉。太祖建同之后， 很快由一介武夫变成为尊儒重文之君，享有“性好艺文”①的称誉， 太宗更以“锐意文史”而见著史册②；真宗则“道遵先志，肇振斯 文，于是右文崇儒便成为宋廷的基本国策。 这项基本国策从客观上来说，当然是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化 的发展，但从问题的实质看，右文崇儒意在通过对唐末五代以来 ①是曾《能改态漫录》卷4崇政殿说书。 ②.《宋朝事实类苑)卷2祖宗圣训·太宗皇帝 ③《册府元色》序
书一章立法型想与立法活边 19 “王风寝微”①、“二纲不立”世风的矫正，重新振兴传统文化中的 “兴王镶夷”之道，重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之权威， 以重整和稳定社会秩序。②对此，太宗父子其言甚明、宋太宗说： “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联即位之后， 多方收拾，抄写购莱、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 其中矣。”通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西 条载宋真宗所撰《崇儒术论》称：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 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 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接微。太祖太宗不变弊俗，崇 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衡术化成。” 应当说，历行中夹集权，本是光秦诸子中儒、法两家所共同 侣导的思想。然就程度而言，儒法相较，倒是后者更甚。秦汉之 际，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从建立到进一步凡卤，体现中央 集权精神的郡县制终于取代分封制而牢固地确立下来。与此相适 应.汉儒筐仲舒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对先秦儒学进行 工李静《续资治通签长编》程79，大中单符五生十月辛酉、 ②术延的右文政策。具体表现为：尊师重道。优礼儒生：网罗人才、选拔俊度： 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参见姚减艇主编《宋代文化史》第-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2月出版。 借鉴李唐覆灭之教训，复兴儒学，重振纲常是宋初君面的片问认识，范祖西在 《唐鉴》卷11中说：“唐有天下儿三百年、出汉以来，亨国最为K久。然到不立，无 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靴.”石介对此，也有批 评，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8唐鉴序。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程俱《台故事》卷1
20 中国注制通史笔五卷公 重大改等。从此，原来那些为诸候分封制度服务的“礼乐”、“名 分”，衍化为较为系统的、为中央集权大一统眼务的“三纲五背”， 其精神成为封建正统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也对国家的统一和民 族凝聚力的维系起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自汉以来，佛学东浸，道教大兴，其声势骎骏然凌驾 于儒家之上。盛唐以雍容大度之态优容佛老二学，固然从文化的 繁荣方面言之，具有不可磨灭之功，但是，释老两家在伦理道旅 方面，毕竟与儒家的人伦之道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尤其是唐末五 代以来，王道复微，君臣之义不影，杜会动乱不止，危害封建中 央集权制的社会离心力愈演愈烈。因此，重振儒学，收拾人心，吸 取佛老学说之精要，重塑儒学之理论，便是宋人的当务之急。 由此而论，宋廷的右文崇儒政策，其立意实为厉行中央集权 而设，它从客观上一方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 宋代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和保证。当然理学的产生和 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不乏曲折和波动。但统治 阶级于此过程中所倡导的人伦教化之风，视三纲五常为宇宙之根 本，民彝之大节，每每以“天理”呼之，的确对宋王朝中央集权 制的维护，于人心教化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综上，宋代统治者吸取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平密 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 “半为之防，曲为之制”，心制订了一整套集政权、兵权、财权、司 心宋太亲以别谋取代了其兄的皇位后，第二天戴在一道语书中说：“先皇帝创业 重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心定，物有其常。蓬当遵承，不敢游德.”见 《续资治通鉴长瑞》卷17
第一率立店思想与立法活拉 21 法权于中央的“祖宗家法”，①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 皇权的种种因素，使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使 范祖禹备加赞赏，他说： “惟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臀之 使指.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 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是以百三十 余年，海内晏然。”② 应当说，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制而实行的三项主要措施：收 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央，及后来实行的加 强禁军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转运使制度等，的确既为 统一政治局面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 对有宋-·代的立法及法律形式的多样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 由此而产生的弊端，南未时已为叶适、陈亮、朱点等人所诟病。如 海翁朱子对学生讲解历代承袭之弊，感发时事说：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遵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 也收了，黄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 骑所过，莫不清散。回 第二节法律思想 宋朝既是我！时封建统治者上分重视法制建没的一个重要史 李释《续资治通鉴长端卷8.元柑八年：月了亥 )《范太史集》卷22转对条上四事状。 (南宋)黎菊德编《米子语类，卷128、第3070页、中华书局点枚本，1991 年3月出版
22 中国法制通火第五卷米 时期，也是法律思想十分活跃的时代。著名法律吏学者徐道邻先 生说：“宋朝的皇帝，懂法律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其他的朝 代都多。北宋的太祖(960~975)、太宗(976-997)、真宗(998 ~1022)、仁宗(1022~1063)、神宗(1068~1085)，南宋的高宗 (11271162)、孝宗(1163~189)、理宗(1225~1264)，这八 位皇帝，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上，都曾经有不少的贡献。有这 么多的皇帝不断地在上面督促，所以中国的法治，在过去许多朝 代中，要椎宋朝首屈一指。”① 《比较法律传统》一书的作者格伦顿说：“当著名的社会学家 马克斯·韦伯将其注意力转向世界法系的研究时，他看到每·一法 系的形成都曾决定性地受一批特定的领头人物的影响。他把这些 人称为法律名流'。伊斯兰、犹太和印度世俗社会的宗教法系， 则是由神学家们形成的。英国的普通法却是法官们的作品，布莱 克斯通称这些法官为法律的活的宣示者'。另外，如同我们所了 解的，欧洲太陆法律通过优秀法学家的成果也获得了独有的特 征。”②中国古代固然不具有专门的职业法学家及西方法学意义上 的“法律名流”，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宋代的统治者及士大夫 恰怡有着类似的功能。宋代法制作为社会的土层建筑，当然是该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的反映，但法律的制定毕竟是 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故此，对宋代法制的考察不仅要揭示 其产生的客观基础，同时也要注意统治者的法制意识及其立法思 个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第9一90负，台湾志文出版社1976年8月出版。 ②[美格伦额、戈登、奥萨魁著《比较法律传统》，第55贡，米链、贺正方、 高湾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39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