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版序7 的设法在1985年离开林村后去看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1990 年，当时我小事路过厦门。还有点时间，就打出租车去林村。我 在叶书记家和他吃年饭，再没有其他时间。随后，我于1991年 夏天路过厦门，在市甩和他待了一个小时。我的印象是，林村的 情况不错，叶书记像往常一样，对未来表示乐观。 尽管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西方多 数持非党派观点的报道表明，经济的持续发展恰可谓正在出现 的另一个东亚“奇迹”，中国大陆将很快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速 发展的火车头。1988年以后，台湾当局放松了对中国大陆的贸 易和投资限制，这使华南，尤其是近在咫尺、共享闽南话的福建， 成为台湾劳动密集型“夕阳工业”的出路所在。台湾的资本、整 个工厂和管理人员的流入，把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变成了 吸引人的发展区。 最近的发展势头让林村在何种程度上受益？村民们是否顽 强地依附在自己的农田上，以农事勉强维生？或许他们抓住台 资带来的机遇，积极转向工业生产？村民们如何应对从合湾海 峡对岸带来的移植文化？1991年我结桌了在山东的研究计划， 开始考虑重返林村的可能性，来看它在如何变化。 我的重返计划终于落实下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 过去为CSCPRC,它曾女持我前次的林村研究)于1995年通过了 我的项目资金申请，在林村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不过，由于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决定是在3月做出的，除了下.年，我已 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排旅行。1996年初，我在美中学术交流 委员会的协助下向中付政府申请研究许可，但两次都被拒绝。 我的直觉告诉我，是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高度紧张的军事 对峙毁了我的行程，因为林村位于厦】岛的东侧，正对着国民党
8林村的故事 占领的金门群岛（那年夏天大陆向台湾附近海域试射了导弹）。 9%年8月，台湾和中闲大陆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我又 产生了重返林村的愿望。在我过去的学生范可的帮助下一他 为完成华盛顿大学的博十学位论文止在闽南做田野调查，在给 地方有关部】芍了许多信之后，隶属于厦门市政协的社会发展 研究所终于向我发出了为期··个月的邀请。此时夏季将过，要 考虑-个长假已经为时过晚。我改变计划，把研究放在96年 冬季，因为我的资助金属于1996年财政年度。我迅速去信通知 叶书记，告诉他我想在199%年冬天成行，请他帮我找当月的住 房。他计我放心，说可保正方无一失 在那个月，我得以和许多村民重温旧谊。确实，多数村民欢 迎我，就像在海外待了12年后回来的亲戚。许多人家设宴款待 我。村民们急迫地让：我看他们新盖的房子和新买的高档商品， 例如卡拉OK膏响、汽车、大屏幕电视等等、我在叶书记的帮助 下，抄了村里从1992至1996年的底账。这些账日是关于这个 村子人门构成及生产力变化的消晰写照。由于村办企业的激 增，我得以造访五位厂主，询问关于运营、资金和材料来源，招工 和市场网络的情况。我还陪着叶书记跑大投资，和政府当局、贸 易代表以及其他商业代理打交道。关于那个月的观察和资料， 我在本书的修改版里增加了两章内容。第11章从总体上描述 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林村。我在这里分析引起变化的动因， 分析因而发生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村内社会分层的增 加。 第12章我把焦点放在叶书记和他在村里遇到的问题上 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年轮的村长侯桐之1994年死于肝棉，彻 底改变了叶。尽管叶仍然是个独裁人物，人多数村民也怕他，但
二版序9 他变得越来越与大家疏远和漠然。经济繁荣也在村里引发了新 的权力之争，基丁共同的经济利益或近亲纽带彼此争雄。叶书 记面对这些新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地待在村外一一躲进新 建的娱乐设施中，例如餐馆和卡拉0K厅。我看到叶在这些卡 拉OK餐馆中消磨大量的时间，唱过时的革命老歌，借以逃避现 实。他与歌厅小姐们的交往，显示出·个时代、一个忠诚的共产 党干部和把集体利益置于私利和私欲之上的那种思想的消逝。 我们以从林村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个经济迅速增 长的新阶段。们是，这种变化的机制却与既定的西方经验相左， 这些西方经验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模型中常常 被定义为现代化过程。在中国，做买卖和风险投资的时候，建立 在家庭、亲属、邻里、语言以及同事或同学的共同经历基础之上 的原生纽带仍然起作用。同时，尽管国家和政府由于实行权力 下放政策而弱化，失去了许多控制普通公民生活的无限权力，但 ·直在竭尽全力建造一个规范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以确保社会 的良性运转。我止是在这样一个貌似无序的繁荣发展中看到 了村民们的创造性智慧，他们能够为自已和自己的家入开拓 个较好的生活空间。我希望用这些新增篇章来捕捉林村出现的 充满跃动的变化
感 谢 黄树民 本书是我数年来在中国东南福建省南部所作研究的总结。 我的经费米自儿个不同组织，美国学术委员会(American Concil of Leamed Societies}赞助我在l981年时到厦门市参加一个国际 性的会议.爱荷华州立大学(lowa State University)晷期研究计划 赞助我在981年时到哈佛人学东亚研究中心做-个月的图书 馆研究，美困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美 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提供的奖助金(Fellowship)使我得以在1984至 1985年间到福建展开田野调查计划，我非常感谢上述机构对我 的研究的支持。 1985年秋天，爱荷华州立大学给我一个学期的教员研习 假，使我得以开始撰写本书。促成这次假期的是当时担任学术 研究的副校长克利斯坦生博上(Dr.Christensen),及社会及人类 学系系主任克隆兰博士(Dr.Klonglan)。1985至1986年间，有两 位研究助理协助我进行研究工作。一位研究助强的经费来自爱 荷华州立大学世界粮食研究所[当时担任所长的是罗德鲁克博 士(Dr.Roderuck),另-位的经费则米自科技及社会改革计划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rogram)〔现在由华仁博t(Dr.War- en)带领，但当时是由琼斯博士(Dr.Jones)带领〕。我深深感谢
感讲11 他们慷慨提供财务支援，并对我保持信心。罗德鲁克博十还提 供经费以供卓稿的编辑工作之用， 我的研究生涯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教导、友谊 及鼓咖，我才能从研究中国农村的过程中，发展出对人类学的喜 好。片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教授，及日本笛波人学比较文化 系主任+嵩兴教授，肖先引导我从事台湾汉人农村的旧野调查， 他们执著所学、坚持立场的道德理念，不受政治：力左右，深深 地影响我的学术生涯。在我就读研究所的那几年，密西根州立 大学的葛伯纳、葛瑞黛教授夫妇不但视我如家人，并且·直给我 导引、鼓励及知识上：的交流。我和他们亲密合作多年，所以才能 以新的角度来面对不同的主题。 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前任所长陈碧笙教授使我得以在福 建展开研究。他也指派4名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帮助研究的进 行：台湾研究所的葛小佳和苏为民，以及人类学计划的石裕龙 和郭志超，如果少了陈教授的持续攴持和适时的建议，这个计 划便无法完成。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利林村的村民尽其所能让我 感到宾至如归，笔墨实不足以形容我心中对他们最真诚的感 谢。 有儿位师友曾看过木书的初稿并提供宝贵意见。葛伯纳教 授首先提议本移采用门前的结构，并在看完全部草稿后，对如何 修订提出了重要意见。爱荷华州安梅市的嘉德纳女士(Kay Gadner),以专业的能力，协助完成定稿的编辑工作，并在内文中 加人重要的附录，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怀弗德(White- ford)和德兰(Derman)教授，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的副，总裁 柏根肯普(Dean BirkenKemp)也和我商讨书中必要的修订之处， 以使本书获得广人凌者的接纳，非仅说传于少数中国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