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林村的故事 步，同时也是了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 黄教授的研究正可作为这类比较的基础，在他早期针对台 湾所作的深度研究(Huag1981)中，记光了政府政策导致“农业 衰退”(degradation of agriculture)并侵蚀社区共同体聚合的础石。 他门前的研究，则突显了类似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国家政策的 运作情形。他针对福建的农村所作的研究，敦促我们注意下列 几项因素之问的关联：政府政策，农村的变化和长久存在中国研 究中的几个课题一例如，政府介人农村生活，深入农村的基层 组织并加以控制的实质；地方领导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政府和 农民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农村生活中，家庭、血亲和非血亲的 社会大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黄教授对农民的分析，特别有助于我们对此社会阶层作适当 的定义，并了解屮国政策中的“转变”(twists and tumns),长期以 来，农民到底是非资本主义的实质生产者，还是企业资本家(cap- talist enterpreneur),·直是颇受争议的话题。由于这个向题与国 家现代化紧密相连，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站在反方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深怕一且走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路线之后，会导 致“资本家复辟"(cpo)(Hinton1972:9一22），所以采 取了不同的，而且看似白相矛盾的角度，来看待广大的中国农 民。 巾国共产党执政多年以来，用韩丁(Hinton)的话来说，其领 导入认为农民是“充满中产阶级意识的小规模生产工具持有人” (1972:25),满心梦想要“扩大私人土地.扩充自由市场，将计 划降到家庭层级，而且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生产”(1972：42)。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中产阶级意识”无异是中国进步的障碍，因 此闲家必须积极纠正农民“知视”、“倒退”和“迷信”的心态。中
一版序3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30年的历史，最引人注意的计划莫过于 根除“（农民的）意识形态、文化、风俗和习惯.以及一切反映 和保存此类两习的机制”的计划。(Hinton1972:19) 黄教授对福建农村的研究，可作为分析这种改革力量的过 程和成因的重要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尝试改 变农民心态，并以上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促使国家现代化。但 到了1970年代后期，却改弦易辙，以强调家庭耕作的牛产责任 制(Resposible System)来取代过去失败的政策。本书道出原先被 视为造成中国落后根源的企业心态、“中产阶级”思想和农起的 价伯观等，如何摇身·变，成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答案。 农民、经济的进步发展、还有中国农村社会与市场和国家之 间互动的特性和疗式等，-·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传统的、革命 前的中国的学者所关心的课题。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 利毛泽东去世之前，我们对现代屮国所知甚少。外人难以获准 进人。而我们的资讯来源，多倚重与现实有相当差距的政府汇 报，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的人士的报告。们是这些人上，在意识 形态上多早已认同中国共产党及看似必要的各种政策。有些较 实事求是的“中国观察家”亦获准进人中国大陆。但由丁他们的 行程受限于某些特定地点，而他们主娶的资料来源，又经过当局 的筛选，所以大为削弱了他们观察和记录中国大陆现况的能力。 研究人员即使获准从事调查工作，活动区域亦受限于工作地点， 而且通常不得在任何农村一次停留数周以上。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经济改革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 允许外国研究者在大陆从事长期研究。所以我们对中国大陆的 认识，便随着广泛的H野调查而增加了。西方学者通常与中国 学者合作，在单一地点作田野调查，时间多延续得相当长。若要
4林村的故事 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变，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充分的 分析，像这样的研究条件是不能缺少的。 黄树民教授能够展开研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界的立 场有了政变，使他得以客观地呈现-·个农村多年来的演变。同 时，黄教授本人的条件，对于他在大陆的研究也很有助益。他在 人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并接受教育，在台湾和美国完成人类学训 练；无论是汉语或是闽南语（或称福建话、厦门话）都讲得极为流 利。这样的条件不但有助于他的田野调查，也使他得以深入探 究分析农村的发展。 在本B巾，黄教授详述了该村村中最重要的下部的生活历 程，但行文时亦融入广泛的记述人类学的研究心得，以及和村里 村外的入士的访谈记录。他以记述人类学和生活历程双管齐下 的方式，呈现并分析受访者的个人看法，诠释他们在经历中闲革 命不同阶段时，个人社会生活的改变。黄教授亦深人剖析了在 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所遭遇到的整体问题。他 透过与受访者之间的白由交谈，道出他个入的看法，让读者休验 到田野上作者访谈的策略、恐惧、压力，和在访谈过程中寻求自 我肯定的心情。借此机会，读者得以了解，为何在做出最终结论 时，田野调查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黄教授已移往中闲其他地区作田野工作一现在他在北方 的山东从事研究一我们可以预见会有更多资料出现，帮助我 们了解中国农民在中国大陆发展和改变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这 个阶段，我们需要更多着重于地域性差异的中国比较研究。像 黄教授所做的研究，正可构建必要的基本资料，以便了解中国社 会的多面向的本质。本书针对中国单~省份的变化进行探讨， 不但对于这类知识的累积有极大的贡献，而H也将成为未来比
一版序5 较研究的经典之“。 1989年序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葛柏 纳先生现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并 曾担任该系系主任〔1972一1987)，长期从事 台湾农村研究工作)。 参考书目： Hinton,William(1972).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 tural Revolution.N.Y.:Monthly Review Press. Huang Shu-min(1981).Agriculural Degradation: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an.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二版序 黄树民 白1989年本书第·版面世，我从大学生、学界同仁、肘友和 普通读者那单得到热情、肯定的反响。这本书在一些大学里被 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大多数学生认为，他们通过阅读党支部书记 叶文德的生活史，看到幅关丁·个人、·个村庄和一个国家， 成长、动荡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把这些纷繁的事件交 织在叶文德的生活中加以讲述，有学生从普通大学课本中通常 得不到的一种直观性。 普通读者的反映更加不一。有位女十的祖先一百多年前从 厦I地区来关，她请我帮助寻根（我建议她和提供这种服务的厦 小市政府侨办联系)。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工程师与信向我 致谢，说我帮他解开了他在中国道到的许多难解之谜。另一位 读者感谢我，她因叶书心那样的基层政府官员的模范工作而对 人性保持希望。东海岸的群社会活动家问我是否愿意率团赴 作旅游，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关干中国农村潜在问题的直接知识。 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我在山东的研究，也使我能在1987和1991年间 常回中国。虽然，我集中研究山东的迅猛发展，但也时常会思考 林村可能发生的变化。我偶尔给叶书记写信，大约.年一次。 他很少回信，也许是因为他时间紫，也不会用英文写信封。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