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继续存在，但是历史的本质是能改变的，最乐观的人相信这一 改变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轻而易举。这样人们又回到了期望，但 期望的根据是对世界的不同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悲观主义关于 最终取胜如消除战争的可能性的观点，同那种认为我们目前的 困境不可改变的观点并不是一回事。对于推迟威胁着明日的战 争问题，悲观主义者或许比乐观主义者更抱希望；乐观主义者会 认为，除非实施那种会带来最后的、完全的成功的方案，否则没 有什么值得一试。悲观主义者这个称号之所以恰如其分，因为他 认为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必把这个称号当作贬义词 来看待。 围绕每一种基本概念均有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 对战争根源的看法一致，但对如何消除这些根源，如果有办法的 话，却各持己见。此外，对某一基本概念的批评性看法也许还无 法为形成一整套期望提供完备的基础，因为该基本概念本身可 能有错。当我们力求理解以后几个基本概念时，这一点会愈加明 显。在本章里，我们主要论及的是那些人，他们认为要理解战争 的不断发生必须首先研究人性和人的行为；同时论及那些人，他 们在这一研究中发现了可用来解释包括战争在内的世界灾难的 根深蒂固的缺陷。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论及另一些人，他们在追 究同一根源时，相信可操纵或控制这些根源，以便至少大量地 减少战争爆发的次数，如果不能创造实现和平的最终条件的 话。 十九世纪初期的和平主义者乔纳森·戴蒙德写下了一段受 到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赞成的话，“赞成均势的任何观点之 所以都能被提出，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邪恶”。①乐观主义者认为 ①乔纳森·戴蒙德，《战争与基督教原则的一致》，第20页。 ·17
有可能变邪恶为善良，并结束由目前均势政治所导致的战争；悲 观主义者则在承认均势和战争渊源于人性的同时，认为即使存 在人类自我改正的可能性，也是微乎甚微的。但后者对均势作了 很高的估价。按照戴蒙德的说法，均势能真正防止“老虎们”互相 残杀，即使偶尔它也阻止不了，但不完善的预防措施总比什么也 没有要好。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根源的分析意见一致，但对改 变这一根源的可能性看法不同，而且成为他们进行最激烈的相 互批评的内容。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 尔①同其他学者专家一样，就国际政治问题写下了不少真知灼 见。他频繁地对鸟托邦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 有力的批评。他认为，不真正洞察人性就谈不上政治现实 主义。②当然每个人都以为他自己的理论是现实的。乐观主义 者也这样。他们还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建筑在对人的正确认识之 上的。尼布尔却不同意，他认为乐观主义者忽略了人类一切行动 中邪恶的潜在可能性。他们设想进步是沿直线行动的，甚至是笔 直向上的，而实际上，知识的每一个进步，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 各自包含了善良和邪恶的潜在可能性。人类扩大了对自然的控 制，但正是这些使人们免于饥饿和寒冷，减少劳动并增加闲暇的 手段，使某些人得以奴役或消灭其他人。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存 在物，知道自身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内在固有的。同样，人 类克服这些局限的欲望也是天生的。人的存在有限而欲望无边， 像个侏儒却自认为是巨人。人出于私利而创立了经济和政治理 论，并且企图使之最终形成普遍的度；他生长在不安全之中， 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一1971)：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神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等。一译者 ②尼布尔：《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题》，第101页。 ·18
并力求使自己有绝对的安全；他是凡人却自认为是神。邪恶的基 础就是自我，邪恶的特性可以说是傲慢。① 当然，这个观点比尼布尔要老得多。在基督教传统中，圣 奥古斯丁对此有过经典式的论述。在基督教传统之外，斯宾诺莎 的哲学也作过详述。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论述中，这一观点则最清 楚地自始至终反映在汉斯·摩根索的著作中。这四位作者，尽管 差异极大，但他们的政治结论均建立在对人性的假设上。圣·奥 古斯丁和斯宾诺莎的论述可以被用来说明他们的推论过程是怎 样进行的。 圣·奥古斯丁观察到自我保护在人的各种动机中的重要性。 他问道：当我们看到连最下等的人“也怕死，宁可在悲惨环境中 生存而不愿以死了此一生，这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在毁灭面 前人性也萎缩了吗？②在圣·奥古斯丁看来，自我保护的欲望是 一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它不是可以解释整个人类行为的原 则。然而在斯宾诺莎看来，每一项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行为 者自身的生存。自然法则仅仅说明这个单一目的需要什么，自然 权利则说明逻辑上所允许的是什么。③按理性生活的人将显示 出勇气和高尚品格，即按照理性的指导去努力保护自己的生存， 帮助别人，并用友谊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不是对实际行为 的描述，而是对理想中的理性行为的描述。并不是因为人遵从理 ①尼布尔和埃迪：《厄运与新生》，第16页：“人类总是努力使我们的部分价值 绝对化，这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最后的一个罪孽；这一罪孽又总是导致人类最残酷的流 血冲突。”（我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仅仅引用了尼布尔写的该书的一部分。）参见尼布 尔：《人的本质和命运》，第1章，第137、150、177、181页；“杜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吗”？引自《斯克里布纳杂志》，第98期(1935年)，第167页。 ②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多兹英译本，第11篇，第27章。 ③斯宾诺莎：《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7，注2：“每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天生 的权力以评判是非曲直，根据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利益，为自己所受的恶遇实行报 复，并竭力保护其所爱，清除其所恨。” ·19
性而就有责任表现出勇气和高尚品格。相反地，这些特性是遵从 理性的必然结果。努力帮助别人并不是无私行为。恰恰相反，为 别人着想并愿意同他们合作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即相互援助、劳 动分工是自己谋生和生存所必需。①赞同第一种基本概念的乐 观主义者认为，从逻辑上说，这样做将引向无政府主义，“所有人 的意见都应完全一致；所有人的躯体和大脑都应是一个模式；所 有人都应尽其所能共同为保护他们的生存而奋斗，共同寻求对 他们都有用的东西”。②准确地阐明了各人真正利益所在的理性， 将指引所有人在社会中和睦相处，无需政府来控制和指挥他们，③ 这并不是斯宾诺莎政治思想的终点，而仅仅是其开端。每个 人都在追求其个人利益，不幸的是，这一追求并未能按照理性的 指引去做。圣·奥古斯丁用原罪来解释人类理性和愿望都有缺 陷这个事实。④这种宗教性的解释，在斯宾诺莎哲学思想中成为 逻辑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命题。他建立了一种理性行为模式，那些 在使生命永存的共同努力过程中自然地导致和谐的行为都是理 性的。这并非我们借以发现世界的条件。于是，认为人类是有缺 陷的这种观点，便成了无需从外界予以解释的经验论据，实际 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来自外界的解释，因为上帝已成为自然的力 量。⑤人类并非由纯理论概念而是由感情所驱使。由于受感情 驱使，人类就被卷入纷争。他们不是互相帮助，而是以互相摧毁 ①虽然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了自身的保存，但自我保存 和自我实现往往恰好与人生活的理性化成正比。 ②《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8注。上述分析主要见第3部分，命题29一11；《神 学政治论文选》，第5、16章（第1、73、202一203页）。 ③参见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多兹英译本，第15篇，第5章：“如果有善 行，有好人或至少有完善的人，战争就不会发生。” ④同上，第11篇，第7章；第12篇，第1章。 ⑤《伦理学》第1部分，第26、29章：“个人，连同他们的身心，都是上帝塑造之 物；而上帝，仅仅是自然的总体。” ·20·
的方式行事。每个人都争做万人之首，以损害他人自豪而不是以 自己行善自豪。理性可冲淡感情，但这是非常困难，以至那些认 为人“能始终在理性的明确指导下去生活的人，一定是在梦想着 诗一般的金色岁月或一出舞台剧”。① 斯宾诺莎对政治与社会弊病的解释，是以他所发现的理性 和感情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圣·奥古斯丁、尼布尔和摩根索不 赞成斯宾诺莎思想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二元论。他们认为，人的全 部，包括他的身心，都是有缺陷的。尽管有此分歧，但他们观点一 致的基础始终存在，他们每个人都把政治弊病归之于人的缺陷。 例如，尼布尔反对马克思关于人剥削人是由于社会划分为阶级 的断言。他认为，阶级的划分和剥削均来自“人心的一种倾 向”。②摩根索则认为，“人行为中的邪恶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 为人对权力的根深蒂固的贪求；它“把教堂变为政治组织…把 革命变为独裁…把爱国变为帝国主义”。③ 正如摩根索的论述所表明的，能够解释国内弊病也就同样 能解释国家间的摩擦和战争。奥古斯丁把一长串人类的苦难，从 争吵、抢劫到谋杀和战争，归咎于人类“喜爱如此之多愚蠢而有 害的东西”。④尽管斯宾诺莎宣称和平是国家的目的，但他也发 现一些国家相互之间是天生敌对的，因此必须一直保持警惕。一 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各国从来不讲信誉与和平， 而是因为它们随时可能变得不知廉耻和好战：并不是因为合作 ①《政治论文选》，第1章，第5节。 ②尼布尔：《基督教与强权政治》，第145一146页；参见格雷格：《非暴力的力 量》，第131一132页：“恐惧和贪婪是战争与资本主义的根源”。如果把这一看法与尼 布尔和摩根索的观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乐观主义者及其批评者在分析上的相 似之处。 ③摩根索：《科学的人》，第194一195页。 ④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多兹英译本，第22篇，第21章；参见该书第14 篇，第2章。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