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也已被用来解释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① 政治家，还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试图说明国家在和平时 期及战争时期的行为。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11月写的一个 笔记草稿中，认为人们对正在发生的战争的原因不甚了了；中立 国不知道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它们被卷入，将不知道为什么 目的而打仗。②但我们常常为了采取行动而必须使自己相信，我 们是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威尔逊很快就颇为自得地这样做 了。他像历史上的许多人那样，对和平的与侵略的国家作了明确 的划分，把和平国家的所有特征赋予民主政体，而把侵略国家的 所有属性归于极权政体。我们所提及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认 为战争的发生取决于国家的政府类型。科布登③曾于1849年 12月在里兹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我们上哪去寻找正在聚集的战争乌云？又在哪看到它升腾 呢？唉，它来自北方的专制政府，在那儿，一个人掌握了四 千万农奴的命运。如果我们想知道下一次战争和动乱的危 险来自何方，它将来自俄国一这个悲惨和堕落的国家；来 自奥地利一另一个专制和野蛮的国家，在那里你也可以 看到最严重的战争危险；但是相比之下，在那些人民自治的 地区—如英国、法国或者美国一你会发现战争并不是 人民的意向，如果政府想发动战争，人民就会制止。④ 人民是永远爱好和平的；除非迫不得已，民治的政府是不 ①兰克：《强国》，休谟：《罗马政治体制》，第146、334一369页。 ②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和进步的时代》，第257页注。 ③理查德·科布登(1804一1865)：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自由贸易理论的积极 得导者，曾写了大量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著，它们均被收入《科布登政治文选》(1878年 版)。—译者 ④科布登：《言论集》，布赖特和罗杰斯编，第1卷，第432一433页d 。7
会出战的。然而仅仅数年之后，英国在无人强加的情况下就同俄 国交战了；而且科布登在1857年因反对这场战争而丢掉了在议 会中的席位。这个例子给上述信念以打击，但还不是致命的打 击，因为在威尔逊及以后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言论中，这种 信念又复活了。塔夫脱的说法同科布登一样，不过时间是在 1951年。他写道：“历史表明，当人民有机会说话时，只要可能， 他们通常选择和平。历史还表明，专横的统治者在任何时候较之 人民更倾向于战争。”①人民不禁要问，关于有一种独特的和平 型国家的说法是否确实？如果确实，它能起多大作用？他能帮 助一些国家知道应该信任哪些别的国家吗？那些已经是“好”的 国家是否应想方设法使其他国家变“好”，而使所有的人都可能 享受和平的欢乐？威尔逊相信，从道义上讲，帮助他人政治上新 生是责无旁贷的。科布登则认为这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尽管 两人对从何处寻找战争根源看法一致，但在政策结论上却意见 相左。 可是，那些对主要根源持不同看法的人是如何想的呢？艾 森豪威尔总统说过：“人民并不希望冲突，这是就一般人而言。我 认为，问题仅在于误入歧途的领导人变得过于好战，而且相信人 民确实希望战斗。”②显然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极其渴望和 平，因为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如果每一块土地上的母亲都能 教育子女了解其他土地一美洲、欧洲、近东、亚洲一上的孩 子们的家园和希望，世上的和平事业就大有希望。”③这位总统 在何处寻源上似乎同密尔顿看法-一致，但无后者的那种悲观主 ①罗伯特·塔夫脱：《美国人的对外政策》，第23页。 ②引自罗伯特·J·多诺万：“艾森豪威尔将军电告秘密的日内瓦报告”，载1955 年7月1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第1页。 ③艾森衰威尔总统在美国天主教妇女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见1954年9 月4日《纽约时报》，第14页。 ·8·
义或者说是现实主义，而这种悲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取决于人 们先入之见的。 侵略的倾向也许是天生的，但它们被用错地方是否也属不 可避免？同所有行为一样，战争始于人的头脑和感情，但能否改 变人脑和感情呢？若认为它们能改变，能改变多少，改变得多 快？如果还有其他相关的因素存在，这些改变又有多大作用？ 这些以及前面所提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但它们十分重要。怎样 以最佳方式寻求这些答案呢？ 有人会建议，把可能的答案作为假设来进行调查和作经验 上的检验。但这样做有困难。像威尔逊一样，绝大部分的英国自 由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认为正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专制 主义特征，促使它去发动那场不久即波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战 争。与此同时，某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G·洛斯·迪金森认为不 能将罪过推诿于一国。只有通过了解有否国际性的体系（因为没 有这种体系，各国领导人常常被迫不按一般道德准则行事)，人 们方可懂得和公正地评价战争产生的过程。①迪金森受到自由 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因为他要颠倒这一由里及表 的主导解释。人们是否接受诸如此类的解释，这常常取决于申辩 者的技能和听众的情绪。这些显然并不是合适的标准。然而若 认为只需更深入地研究材料，便可为某种解释性的理论提供一 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则未免愚蠢。着眼于同一组论据，争论各方 的结论亦会截然不同。因为各人所持的观念会导致他们以不同 方式选择和解释这些论据。为了使自由主义者的假设得以成立， 我们对许多可能有关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需要多少有些了 解，这些相互联系在我们研究的论据中并没有提供。我们是自己 建立，或更确切地说，是自己宣称有这些联系的。说“建立”将是 ①迪金森：《欧洲的无政府状态》。 9
危险的，因为无论是否真用这个词，我们无法摆脱一些哲学上的 假定。我们持有的观念变成了筛选我们的论据的过滤器。倘若 论据挑选得仔细，就会像是牛奶流过干酪包布一样。论据不符合 我们的要求，可能会使我们去调换一个过滤器，以修正或取消我 们现有的理论，也可能导致对论据作更巧妙的取舍和解释，就像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会使民众更加贫困 化的论点时所做的那样。 如果经验性的调查在细节和结果方面随经验主义者所持观 念不同而不同，就值得我们扪心自问：这些观念本身能否经受调 查。答案是肯定的。政治研究同其他社会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前 者以政府体制和变化过程为重点。这是政治学家关心的重点，但 它并不构成一种自我克制的戒律一不使用其他社会科学家的 材料和技术。①对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做到后一条完全没问 题，但做到前一条困难不少。国际关系的特点是不存在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政府体制，这就使相关的变化过程产生完全不同的扭 曲。传统的政治哲学，尽管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政治，但在广泛 而且重要的意义上同国际关系研究者有关。人们常说，和平是二 十世纪的问题。这也是政治哲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相 对稳定时期，人类提出的问题多半是：没有正义和自由，生活又 有何意义？与其活着做奴隶，不如去死。可是，在国内动乱、饥 饿、内战和不安全的危险迫在眉睫时，许多人则会问，没有足够 力量建立和维持安全环境，自由又有何用？在圣·奥古斯丁、路 德、马基雅弗利、博丹和霍布斯看来，生命高于正义和自由是不 言自明的真理。如果取代暴政的只是混乱，而混乱又意味着殃及 一切人的战争，那么宁愿忍受暴政也可以理解。没有秩序便无法 ①戴维杜鲁门：“行为科学革命对政治学的影响”，引自贝利等人编：《政治与政 府研究的新领域》，第202一231页。 ·10·
享有自由。确定并取得和平条件的问题折磨着人类，也使国际关 系学者感到苦恼，尤其在危机时期使政治哲学家感到苦恼。 RG·科林伍德①曾经建议，理解哲学家著作的最好办法是 找出他们试图回答的那些问题。我在此建议，考察国际政治组织 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提出一个中心问题，然后确定所能作出的回 答。对于从何处寻找战争主要根源的问题，人们可以从政治哲学 中找到答案。这些答案种类繁杂，相互矛盾，使人眼花缭乱。为 了理顺这一状况，这些答案可以按以下三个标题分类：涉及人 的，涉及各个国家内部结构的，以及涉及国家体系的。前面已分 述了这种分类的基础及其与世界事务的相关性。随后，这三种关 于战争起因的估价将被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并按已定的 顺序排列出来。而每个基本概念是根据人们确定的重要起因间 的关系定义的。 如前所述，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任何一种基本概念的一些观 点之间，存在着矛盾，就像不同基本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样。 认为人是不可救药地坏，因而战争不可避免，同认为人是可以改 变的，因而战争可以终止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但由于两者都把 人作为根源，因此它们都属于第一种基本概念。同样，若使用第 三种基本概念作为分析，则要么导致世界联邦主义者虚假的乐 观主义，要么导致错误地定义的现实政治立场的悲观主义。由于 在这些基本概念内，除了一个方面外，有关其他方面的观点都有 分歧，加上由于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同分析有关而且同目的有 关，因此无法为每一个基本概念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然而，就每 二对基本概念一目的而言，则存在着一些合乎逻辑的和不合 逻辑的解决方案。 ①罗宾·乔治·科林伍德(1889一194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著作 有《英国史》、《艺术的原则》和《哲学方法散论》等。一译者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