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放弃缘边北地、朔方、五原、云、定襄、雁门、上谷，代八榔，徙人 民于内地。匈效遂“转店塞内”，“人寇心深”，以致整个“北边无复 宁岁”。一直到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上距王莽开边衅已四十 年，才由于匈奴南单于的降附，恢复了缘边八郡，发遣边民“归于本 土①。但自此以后，边郡的建制虽是恢复了，西汉时代的边区旧面 目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终东汉一代，这一带的风物景象，跟西汉 迥不相同。 就在族复缘边诸郡这一一年，匈奴南单于率领了他的部众四五 万人人居塞内；单于建庭于西河的美稷县（今伊克昭盟准璃尔旗）， 部众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到 了章帝、和帝时代，又有大批北匈奴来降，分处北边诸郡。永元初 年南单于所领户至三万四千，口至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新降 胡亦多至二十余万。已而新降胡叛走出塞，但不久还居塞内者仍 以万计®。除匈奴外，东汉时杂居在这一带的又有羌、胡休屠、乌 桓等族，其中羌人为数最多。西汉时羌人杂居塞内的只限子湟水 流域。王莽末年和隗嚣割据陇右时内徙者日多，散居地区日广。 东汉建武、永平中又屡次把边塞的降羌安插在消水上游的陇西、天 水和关中盆地的三辅。此后日渐滋息，中叶以后，除陇西、汉阳（即 天水)、三辅外，泾洛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的安定、北地、上那、西河 亦所在有之。当时在黄河中上游的羌人共有八九十种之多，每种 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顺帝时单是“胜兵”即“合可二十万人”， 可见总人数至少也得有五六十万人，比匈奴还要多些。胡、休屠、 鸟桓等人数较少，但他们有时也能聚众起事，攻路城池，那末每一 股总也得有那么几千或万把人。把所有这一带的边疆部族合计起 来，总数当在百万左右。 ①《后汉书元武纪、甸奴传。 ②《后汉书·匈奴传。 18
这么多入居塞内的边疆部族以何为生？当然因部族与所处地 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无疑是以畜牧为主。匈奴恐 怕根本没有什么农亚生产可言。《后汉书里记载那时汉与匈奴之 间或匈奴内部的战争，经常提到的战果除新首或首虏若干人外，只 是说获马牛羊若干头，从未提到有什么其他财物。说到匈奴的居 处也都是用的庐落或庐帐，而不用室屋或庐舍等字样。正因为他 们在入居塞内后仍然保持着在塞外时的原有生活方式，所以才有 可能在-“旦被迫举起反抗汉朝统治的旗机后，往往就举部出塞，甚 或欲远度漠北。可以设想，要是农业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已经占有 一·定比重的话，那末他们在反汉后就不可能再想到走上回老家这 条路了。羌入部落中是存在着农业生产的，《后汉书·西羌传里 普四次提到莞人的禾谷。但同传提到马、牛、羊、驴、骡、骆驼或畜 产的却多至数十次，每一次的数字少者数千或万余头，多者至十余 万头或二十余万头；《段频传末总结他对镇压羌人起义的战功是 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时骆驼四十-一万七 千五百余头。可见畜产是羌人的主要财富，牧业在他们经济生活 中的重要性远过于农业。历次羌人起义之所以使东汉朝廷无法应 付，重要原因之一是“虏皆马骑”而汉兵“以步追之”，所以汉弟之战 和汉匈之战一样，基本上也是农亚族与游收族之间的战争。 以畜做为主的边疆部族有这么许多，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以 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有多少？ 西汉边郡汉族人口之所以能够繁殖，原因有二：一，移入了入 量的内地人口；二、边境长期安宁无事。这二个条件东汉都不存 在。一，东汉从没有推行过移民实边政策，就是在建武年间恢复边 郡之初，也只是发遭原有的边民归于本土而已。而原来的边民在 经历了四十年之久的流离死亡之余，能够归于本土的当然是不多 的。二、通东汉一代，尤其是安帝永初以后，人规模的“羌乱”和较小 19
规模的匈奴的“反叛”，鲜卑，乌桓的“寇扰”，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 因此，东汉边郡的汉族人口，不仅不可能日益繁息，相反，倒很可能 在逐渐减少。心续汉书·那国志>所载的是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 年)的户口数，其时还不过经历了第一次大羌乱(107年至118年)， 第二次大羌乱(140年至145年)才刚刚发生，已经少得很可掠了。 兹将黄河中游及河套诸郡户口表列于下，并用括号附列西汉户口 以资比较。 郡 名 领县 户 日 期方、五原 16 6,654 30,800 (26) (73,660) (367,956) 云中、定襄 16 8,504 40,001 (23) (76,862) (336,414) 23 49,437 西河、上郡 10,867 (59) (240,073) (1,305,494) 禮 北地、安定 14 9,216 47,697 (40) (107,186) (353,982) 汉阳、陇西 24 33,051 159,775 (27) (114,334) (498,172) 京兆、冯翊、扶风 38 107,741 523,860 (57) (647,180) (2,436,360) 36 124,445 770,927 地 河东、太原 (45) (406,759) (1,643,400) 据表，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至少在边区十那范围之内，汉 人已变成了少数族，因为十郡的总口数不过三十二万，而这一带正 是总数在百万左右的羌胡等族的主要分布区。二、比之西汉的编 户，各那全都减少了好几倍，甚至一，二十倍，而诚少得最厉害的， 正是与黄河下游河道安危关系最为密切的西河、上郡、北地、安定 等那。 20
第一次大羌乱时，汉廷曾内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盎治于汉 阳、三辅，至延光，永建时乱定复归本土。第二次大羌乱爆发后，又 徙上郡、北地、安定寄治三辅，朔方寄治五原，并将西河郡治自平定 (今伊克昭盟东胜县附近)南徙禽石（今山西离山县）。此后战乱日 亟，；除安定外，其他四郡就一直未能迁还旧治。可见自永和五年以 后，这一带的户口不会有所增加，只会更加减少。 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收牧为生的羌胡人口 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 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祝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 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以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 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 六 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变农为牧，在东汉末年以前，还不 过是开始阶段：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才是这一变局的成熟阶 段。 自永和以来，东汉政权对这一带边郡的统治，本已摇摇欲坠。 勉强维持了四十多年，等到灵帝中平中内地的黄巾大起义一爆发， 终于便不得不把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七郡的全 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千脆予以放弃（同时义放弃了桑乾河上游代 郡、雁门二郡各一部分)。汉政权一撤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 在汉廷与羌胡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从而制造了尖锐的民族矛 盾情祝之下，汉民是无法再在这些地区留住下去的。于是“百姓南 奔”，出现了“城邑皆空”、“塞下皆空”①的局面。其实心城邑皆空” 应该是事实，整个儿“塞下”是不会空的，只是由原来的胡多民少的 ①见g元和志关内道，河东道缘边诸州。 21
至朝边郡，进·步变成了清一色的羌胡世界的“域外而已。所以 在此后不满十年的献帝初中中，蔡文姬被虏入胡，竟在她的$悲愤 诗》里，把她途经上郡故地说成是“历险阻兮之羌蛮”，把西河故地 匈奴单于庭一带的景象说成是“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 停”。 自此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 原南缘山脉与径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城。此线以东、以南，基 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收区。这-一局面维持了一 个很长的时期，极少变动。晋西北虽在曹魏时即已恢复了今离山 县以南地区的郡县建置，但其地迟至南北朝晚期，仍系以畜牧为生 的“胡”根据地，汉人想必只占少数（详下文）。陕北则直至十六 国的前、后秦时代，才在北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 县，其时上距汉末撤废边郡已二百余年。实际二秦的版图所届远 在洛川、中部之北，其所以不在那里建置郡县，正反映了生活在那 里的极大多数人民，还是居无常所的牧民，没有什么村落邑聚，因 而也就不够条件设置郡县。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就在这一带建立了 夏国，还是不立郡县，只有城堡，直到后来取得了关中盆地，夏国境 内才算有了郡县。 当然在这条线以东、以南，那时并不是就没有妆业。事实上自 东汉未年以来，此线以东的今山西中部南部，也变成了匈奴的杂居 地；此线以南的关中盆地的氐羌人口，只有比东汉米年以前更多。 牧业的此重，想必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毕竟 更适宜于农耕，汉族人口毕竟还占着多数，因此，羌胡等族入居到 这里以后，往往很快就会弃牧就农。匈奴以黄巾起义时入居太原 一带，后五六十年，在曹魏末年，当地的世家篆族即“以匈奴胡人为 田客，多者数于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晋末五胡起事首领之 ①《肾书·王徇传。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