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Scp.,2010 第11卷第5期 The Jour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Vol.11.No5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5-011-(12) 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030) 摘要：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本文试图回答，在什么时 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又在 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本项 研究试图展示，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背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动因。当中 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选择前一种发展模式：而当中国的安 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后一种现代化模式。要理解中国现代化模 式的变迁，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察。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国家安全；发展模式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调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 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 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类似的问题曾经困扰过 很多思想家和研究者。 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在该书中写到：“在我 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和作用 的适当界限在哪里？”①这个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各自扮演什么样角色的问题。②这 类问题不仅困扰了穆勒及其时代，也困扰着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也曾受过此类问题的困扰，引发过多次争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也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家 收稿日期：2010-4-29 作者简介：黄琪轩男(1965一)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11
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30） 摘 要: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本文试图回答，在什么时 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又在 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 本项 研究试图展示，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背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动因。 当中 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选择前一种发展模式；而当中国的安 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后一种现代化模式。要理解中国现代化模 式的变迁，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察。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国家安全；发展模式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0）05-011-（12） 收稿日期：2010-4-29 作者简介：黄琪轩 男 （1965—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2010 年 9 月 第 11 卷第 5 期 Sep. , 2010 Vol. 11, No5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调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 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 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类似的问题曾经困扰过 很多思想家和研究者。 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在该书中写到：“在我 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和作用 的适当界限在哪里？”①这个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各自扮演什么样角色的问题。②这 类问题不仅困扰了穆勒及其时代，也困扰着现代化过程中的各个国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也曾受过此类问题的困扰，引发过多次争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也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现代国家与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家 11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持续关注的话题。不少文献对政府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各执一端，它们构成了两个基本不同的学术 派别。 自由派学者强调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也强调一国经 济需要融入国际市场。⑧自由派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长期占据主导位置。以世界银 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们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归因于东亚国家建立了自由市场 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而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时，有研究者也承袭了这一视 角。这类研究指出，中国的奇迹是由于改革顺应了市场规则(market--conforming)带来的。市场化、外 向型的改革发挥了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带来了中国的奇迹。④ 因此，在这派学者看来，中国的奇迹并没有太多新意，只是对以往成功模式的一个复制而己，即走市 场化的改革路线，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加大民营经济比重。® 而不少政治学者的论点与自由派的认识迥然不同，他们往往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 是市场无法替代的。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这类研究 强调政府引导的现代化。@发展型政府的主要特点有：政府具有持续而强烈的发展意愿：具有高度 凝聚力的经济官僚机构(pilot agency):政商合作：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selective industry policy)等。 有学者把中国也称为“发展型政府”。⑦不少研究者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与此同时，除了对政府作用的强调，有一派学者还反对自由派学者对世界市 场的强调。他们对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融入世界经济保持警惕。®有研究者就指出，正是由 于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所以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 系和技术平台。这些技术能力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也为 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积累了技术能力。@因此，在选择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融入世界经济与独 立自主之间，学者们的认识是有较大分歧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政策，也在政府集中控制与 分权化管理，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融入世界经济与独立自主 之间不断调试平衡。 建国以后，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国家引导的发展”。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强调中央集中 控制、计划调节，减少市场的运行范围：同时，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尽力减少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因此，此时的中国采取的是国家集中干预、相对孤立于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方向上有了重大的调整。中国政府规模在缩减，对市 场的角色更加强调：同时，中国也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开始逐渐取代了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 如果用几个比较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 政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政府对经济 的整体控制程度：同时，我们可以用国际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 度。这几项指标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变迁。从这几项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 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比较集中的，计划程度很高，对外依赖程度很低。当时的国际直接投资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在降低，中国政 府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控制程度在减弱，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在显著上升。这说明中国从改革开 放以前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开始转向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 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上述指标在某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开 始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同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大 幅度提高。国际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以后，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 12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持续关注的话题。不少文献对政府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各执一端，它们构成了两个基本不同的学术 派别。 自由派学者强调市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也强调一国经 济需要融入国际市场。③自由派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长期占据主导位置。以世界银 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们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 归因于东亚国家建立了自由市场 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而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时，有研究者也承袭了这一视 角。这类研究指出，中国的奇迹是由于改革顺应了市场规则（market-conforming）带来的。市场化、外 向型的改革发挥了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带来了中国的奇迹。④ 因此，在这派学者看来，中国的奇迹并没有太多新意，只是对以往成功模式的一个复制而已，即走市 场化的改革路线，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加大民营经济比重。⑤ 而不少政治学者的论点与自由派的认识迥然不同，他们往往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 是市场无法替代的。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这类研究 强调政府引导的现代化。⑥发展型政府的主要特点有：政府具有持续而强烈的发展意愿；具有高度 凝聚力的经济官僚机构（pilot agency）；政商合作；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selective industry policy )等。 有学者把中国也称为“发展型政府”。⑦不少研究者强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所扮演的积极角色。⑧与此同时，除了对政府作用的强调，有一派学者还反对自由派学者对世界市 场的强调。他们对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融入世界经济保持警惕。⑨有研究者就指出，正是由 于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被资本主义世界封锁，所以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 系和技术平台。这些技术能力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也为 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积累了技术能力。⑩因此，在选择政府干预与市场主导，融入世界经济与独 立自主之间，学者们的认识是有较大分歧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政策，也在政府集中控制与 分权化管理，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融入世界经济与独立自主 之间不断调试平衡。 建国以后，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国家引导的发展”。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强调中央集中 控制、计划调节，减少市场的运行范围；同时，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尽力减少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因此，此时的中国采取的是国家集中干预、相对孤立于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方向上有了重大的调整。中国政府规模在缩减，对市 场的角色更加强调；同时，中国也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开始逐渐取代了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 如果用几个比较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政府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 政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政府对经济 的整体控制程度；同时，我们可以用国际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 度。这几项指标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变迁。从这几项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以前，中 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比较集中的，计划程度很高，对外依赖程度很低。当时的国际直接投资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集中化程度在降低，中国政 府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控制程度在减弱，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在显著上升。这说明中国从改革开 放以前集中控制、以计划为主导、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开始转向相对分权、市场导向、依赖世界市场 的现代化模式。 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上述指标在某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开 始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同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大 幅度提高。国际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1994年以后，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 12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比重也开始明显下滑，在1994年的时候，峰值达到约6%，而到了2006年则降至不足3%。①这说明，从 某些侧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又有所调整。中国开始重新 关注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对外开放中保持经济的自主性。 有研究发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相 比，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中国开始出现了对相对分权的、市场导向的、依 赖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至少是调整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整和转变。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背后 究竟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 府的计划管理以及自力更生：又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又会有所转变，更加强调分权化的改 革、市场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 国内政治变迁导致，抑或还有其它原因在驱使中国现代化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文试图展示，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当中国面临的国 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 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 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本项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提出问题：第二个部分指出，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国际安 全形势的变迁是解释国内现代化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梳理建国以后的相关 政治经济史，展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几次变迁如何带来了现代化模式的变迁：第五部分是本文的 结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讨论。 二、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试变迁。谢淑丽(Susan Shirk)从国内政治的逻 辑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她认为：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 经济考虑引入了市场化、分权化的改革。中央改革派的领导人需要赢得地方大员的政治支持，因此 他们开始对地方放利让权。®换句话说，即国内政治的逻辑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产生影 响。但是谢淑丽的研究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政治并没有显 著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却再度加强了对地方财权的控制，提高了中央政府所占的税收份额。⑧ 因此，除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外，我们还需要寻找现代化模式变迁的其它原因。中国作为后发展国 家，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很多后发展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而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 于后发展的研究则是这一领域的经典。 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格申克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业化，仅仅依 靠商人就能完成：到了德国工业化，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工业化，连银行都不行了，需要国 家来启动工业化？他提出，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具有强组织力？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 这些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因此，不同阶段对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英国工业化发端于 轻工业，所以靠商人的资本就可以启动：到了德国工业化，工业化己经走到了重工业时期，需要大量 的投资，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开始工业化，连银行也难以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了。因 此，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国家的肩上。所以，越是后发展，越需要政府的强组织力。© 但是，并非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能具备强组织力：同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倚赖政府的强组 织力进行现代化。不少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的状态，即所谓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不少非洲国 家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国内征税，只能依靠关税维持政府收入，遑论国家动用强组织力引导经济发 13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比重也开始明显下滑，在1994年的时候，峰值达到约6%，而到了2006年则降至不足3%。輥輯訛这说明，从 某些侧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又有所调整。中国开始重新 关注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对外开放中保持经济的自主性。 有研究发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相 比，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对改革开放的管理和控制。輥輰訛中国开始出现了对相对分权的、市场导向的、依 赖世界市场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至少是调整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整和转变。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调整背后 究竟是简单的纠偏试错，还是另有原因？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 府的计划管理以及自力更生；又是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又会有所转变，更加强调分权化的改 革、市场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是 国内政治变迁导致，抑或还有其它原因在驱使中国现代化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文试图展示，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动因。当中国面临的国 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 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强调分权 化管理、市场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本项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 部分提出问题；第二个部分指出，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国际安 全形势的变迁是解释国内现代化模式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梳理建国以后的相关 政治经济史，展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几次变迁如何带来了现代化模式的变迁；第五部分是本文的 结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讨论。 二、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调试变迁。谢淑丽（Susan Shirk）从国内政治的逻 辑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她认为：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 经济考虑引入了市场化、分权化的改革。中央改革派的领导人需要赢得地方大员的政治支持，因此 他们开始对地方放利让权。輥輱訛换句话说，即国内政治的逻辑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产生影 响。但是谢淑丽的研究不能很好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在国内政治并没有显 著变化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却再度加强了对地方财权的控制，提高了中央政府所占的税收份额。輥輲訛 因此，除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外，我们还需要寻找现代化模式变迁的其它原因。中国作为后发展国 家，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很多后发展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而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 于后发展的研究则是这一领域的经典。 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研究，格申克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工业化，仅仅依 靠商人就能完成；到了德国工业化，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工业化，连银行都不行了，需要国 家来启动工业化？他提出，为什么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具有强组织力？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 这些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因此，不同阶段对工业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英国工业化发端于 轻工业，所以靠商人的资本就可以启动；到了德国工业化，工业化已经走到了重工业时期，需要大量 的投资，就需要银行来动员；再到俄国开始工业化，连银行也难以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了。因 此，工业化的任务落到了国家的肩上。所以，越是后发展，越需要政府的强组织力。輥輳訛 但是，并非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能具备强组织力；同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倚赖政府的强组 织力进行现代化。不少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的状态，即所谓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不少非洲国 家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国内征税，只能依靠关税维持政府收入，遑论国家动用强组织力引导经济发 13
第5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年 展。®即便是曾经具有强组织力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德国等都相继进行了自 由化的转向。而即便是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了市场化与国际 化转向的改革。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国际化的大潮的压力下，一国如果坚持闭关锁国，会带来巨 大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重新国际化。①但是，上述论点仅仅考虑经济收益的机会 成本却忽略了政治上，尤其是国家安全上的成本。外部威胁往往会迫使国家忽略闭关锁国的机会成 本，而去强调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家安全。因为，自由贸易远远不是经济问题，其背后的安全问题一直 在使得市场问题政治化。当安全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时，一国往往会牺牲开放的市场。® 而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中，也一直有基于国家安全而强调经济自主性的论述。美国第一任财长 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主张离不开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汉密尔顿看到了国际安全给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指出，“伴随战争发生 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 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最后宁 可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汉密尔顿指出，美国的迅速崛起让那些先发展国家预见到了潜在的威 胁，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也是不安全的。欧洲国家为遏制美国，去鼓动美国分裂，为美国的贸易独立 设置障碍，以“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 飞到危险的高度”。因此，国家安全的考虑迫使汉密尔顿强调美国要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用本国 船只直接运输和用别国船只间接运送产物往返美国，对于美国的贸易和航海业是有极大区别的”。。 所以，汉密尔顿非常强调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实施高关税保护。 麦迪逊是自由贸易论者，他公开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但是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以后，麦迪逊 也不情愿地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让他改变了看法。他看到，持续的和平不仅取决于 单方面的公正和谨慎，而且需要别国也这么做。他指出：“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 关税，同时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只要我们自己能制造的产品，每个有爱国心的公民都不会去购买同类 的外国产品。他们购买本国产品的时候不问价格高低，才能确保我们不重新陷入对外国的依赖。⑦可 见，即便是抱有自由理念的政治家，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保护性政策。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 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 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即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旗 手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国防比财富重要。斯密指出：“当航海法制定时，英格兰和荷兰虽然实际 上没有作战，可是两国间存在最激烈的仇恨…由于国防比国家富裕更为重要，航海法或许是英格 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种。®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斯密反对无条件的市场原则。 这些思想家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早期国家的现代化，如英国、德国、美国，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 境的显著影响。而当代的政治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强调国际政治会影 响到国内政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压力对一国的政策制定构成了显著的约束，影响了国内 的政治行为。@有研究者也强调，东亚发展型政府的起源离不开持续的威胁感知。⑧因此，我们在关 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转向时，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虑。当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 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我们就需要引入国际安全因素。 当国际安全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驱使该国更为强调经济的自主性：而国 家安全的需要会驱使国家重点建设一些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由于需要集中 资源建设战略产业，此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频繁，资源调配也比较集中。因此，当该国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集中化、计划化和内向的。而当国际安全环境比 较缓和的时候，一国会相应增加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市场的作用较政府的作用更为明显。此时，由于 14
展。輥輴訛即便是曾经具有强组织力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德国等都相继进行了自 由化的转向。而即便是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了市场化与国际 化转向的改革。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国际化的大潮的压力下，一国如果坚持闭关锁国，会带来巨 大的机会成本，这样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重新国际化。輥輵訛但是，上述论点仅仅考虑经济收益的机会 成本却忽略了政治上，尤其是国家安全上的成本。外部威胁往往会迫使国家忽略闭关锁国的机会成 本，而去强调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家安全。因为，自由贸易远远不是经济问题，其背后的安全问题一直 在使得市场问题政治化。当安全成为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时，一国往往会牺牲开放的市场。輥輶訛 而在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中，也一直有基于国家安全而强调经济自主性的论述。美国第一任财长 汉密尔顿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主张离不开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汉密尔顿看到了国际安全给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现代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指出，“伴随战争发生 的生命与财产的强烈破坏，以及连续不断的危险状态所带来的不断的努力和惊恐，迫使最爱慕自由 的国家为了安宁和安全而采取有破坏自身民权和政治权利倾向的制度。为了更加安全，它们最后宁 可冒比较不自由的危险。”輥輷訛汉密尔顿指出，美国的迅速崛起让那些先发展国家预见到了潜在的威 胁，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也是不安全的。欧洲国家为遏制美国，去鼓动美国分裂，为美国的贸易独立 设置障碍，以“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 飞到危险的高度”。因此，国家安全的考虑迫使汉密尔顿强调美国要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性，“用本国 船只直接运输和用别国船只间接运送产物往返美国，对于美国的贸易和航海业是有极大区别的”。輦輮訛 所以，汉密尔顿非常强调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实施高关税保护。 麦迪逊是自由贸易论者，他公开反对汉密尔顿的主张。但是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以后，麦迪逊 也不情愿地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现实让他改变了看法。他看到，持续的和平不仅取决于 单方面的公正和谨慎，而且需要别国也这么做。他指出：“我们对所有的外国制造业产品征收禁止性 关税，同时在国内建立制造业。只要我们自己能制造的产品，每个有爱国心的公民都不会去购买同类 的外国产品。他们购买本国产品的时候不问价格高低，才能确保我们不重新陷入对外国的依赖。”輦輯訛可 见，即便是抱有自由理念的政治家，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实施保护性政策。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也指出：“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 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 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輦輰訛即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旗 手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国防比财富重要。斯密指出：“当航海法制定时，英格兰和荷兰虽然实际 上没有作战，可是两国间存在最激烈的仇恨……由于国防比国家富裕更为重要，航海法或许是英格 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种。”輦輱訛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斯密反对无条件的市场原则。 这些思想家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早期国家的现代化，如英国、德国、美国，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 境的显著影响。而当代的政治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古诺维奇（Peter Gourevitch）强调国际政治会影 响到国内政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军事压力对一国的政策制定构成了显著的约束，影响了国内 的政治行为。輦輲訛有研究者也强调，东亚发展型政府的起源离不开持续的威胁感知。輦輳訛因此，我们在关 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转向时，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虑。当国内政治的变迁不足以 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转变，我们就需要引入国际安全因素。 当国际安全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驱使该国更为强调经济的自主性；而国 家安全的需要会驱使国家重点建设一些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由于需要集中 资源建设战略产业，此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频繁，资源调配也比较集中。因此，当该国国际安全 环境比较严峻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集中化、计划化和内向的。而当国际安全环境比 较缓和的时候，一国会相应增加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市场的作用较政府的作用更为明显。此时，由于 第 5 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年 14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安全紧迫性的降低，该国政府会下放部分权力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因此，当一国国际安全 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分权化、市场化和外向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相对集中管理、以计为主要调节手段、相对封闭的现代化模式，是当时中 国政府基于安全的考虑、为保障经济的自主性做出的选择。同时，自由贸易也并非一厢情愿的事情， 出于安全考虑，西方世界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这也迫使中国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一模式的变迁， 离不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迁。下一部分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三、国际安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前面论及，当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 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现代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 当时国际安全环境的产物。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走向统一。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国家构建方面， 新中国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而当时的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其实力增长被西方 国家看作是强有力的挑战。尤其随着中国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 的成就，抗美援朝又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不断上升的实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遏制 不断加深，中美关系比较紧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 总统在必要的时候动用美国军队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美国 调来舰船，以增援台湾海峡第七舰队，美国海军还登陆了台湾海峡。如果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威胁主 要来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那么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则是腹背受敌，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5月，苏联策动了伊犁暴乱，迫使中 国边境6万多公民越境到苏联。1964年4月21日，苏联的《真理报》称中国为“叛徒”，同年苏联的《真理 报》以及苏联外长宣称：中苏同盟条约并不保证在战争的时候，苏联会援助中国。从1964年起，苏联在 中国北部边境大规模增兵。1965年3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1969年3月“珍宝 岛”事件，中苏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9月，国际社会又盛传苏联对中国设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 验基地有空袭的计划。当时，中国领导人提出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要“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人”， 这就是当时安全情势的反映。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彼时的安全形势严峻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当时的安全环境，中国领导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认为战争不可避 免。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美帝国主义和苏修 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 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 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国际安全局势塑造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有只争朝 夕的执着，除了领导人的民族责任感外，还离不开建国后中国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在资本主义国 家的包围下，没有现代化就难以确保社会主义的存续。“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 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 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 础，是不能巩固的”。®中国当时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国际安全的背景。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央加强了经济计划，以保证紧缺资源的供给：为了建设现代国防，中央更 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相对忽视轻工业的发展：为了有效建设现代工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15
安全紧迫性的降低，该国政府会下放部分权力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因此，当一国国际安全 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是比较分权化、市场化和外向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相对集中管理、以计划为主要调节手段、相对封闭的现代化模式，是当时中 国政府基于安全的考虑、为保障经济的自主性做出的选择。同时，自由贸易也并非一厢情愿的事情， 出于安全考虑，西方世界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这也迫使中国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一模式的变迁， 离不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迁。下一部分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三、国际安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前面论及，当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会更加强调中央政府的 集中调节、计划的积极作用，也更加强调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现代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 当时国际安全环境的产物。 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走向统一。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国家构建方面， 新中国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而当时的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其实力增长被西方 国家看作是强有力的挑战。尤其随着中国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 的成就，抗美援朝又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不断上升的实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遏制 不断加深，中美关系比较紧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 总统在必要的时候动用美国军队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美国 调来舰船，以增援台湾海峡第七舰队，美国海军还登陆了台湾海峡。如果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威胁主 要来自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那么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则是腹背受敌，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5月，苏联策动了伊犁暴乱，迫使中 国边境6万多公民越境到苏联。1964年4月21日，苏联的《真理报》称中国为“叛徒”，同年苏联的《真理 报》以及苏联外长宣称：中苏同盟条约并不保证在战争的时候，苏联会援助中国。从1964年起，苏联在 中国北部边境大规模增兵。1965年3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1969年3月“珍宝 岛”事件，中苏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9月，国际社会又盛传苏联对中国设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 验基地有空袭的计划。当时，中国领导人提出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要“两面开弓”“，两个拳头打人”， 这就是当时安全情势的反映。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彼时的安全形势严峻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当时的安全环境，中国领导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认为战争不可避 免。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美帝国主义和苏修 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 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 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輦輴訛 国际安全局势塑造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有只争朝 夕的执着，除了领导人的民族责任感外，还离不开建国后中国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在资本主义国 家的包围下，没有现代化就难以确保社会主义的存续。“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 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 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 础，是不能巩固的”。輦輵訛中国当时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国际安全的背景。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央加强了经济计划，以保证紧缺资源的供给；为了建设现代国防，中央更 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相对忽视轻工业的发展；为了有效建设现代工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黄琪轩：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