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的曾 律工作者与普通读者中同样广为流传。今天仍是如此。它生 动地向读者讲述法律,而不是为法律工作者提供枯燥的专业 工具。它竭力让广大读者看到我们的法律制度的清晰图画 简洁全面,深入浅出。 我还清楚地记得,1926年,在法学院上一年级的我初 读此书的情形。作者阐发的新的法哲学吸引着我和我的同学 们,使我们激动不已。他呼吁把社会理想注入法律传统之 中;他坚持对公共福利的关注,如同注重个人利益一样,应 在法律发展中占一席之地,而且,法律应随着新的社会情况 而变化。 几乎两代美国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对此作出了反应。在此 书和庞德院长的其他著作的影响下,我们的法律已今非昔 比。现在重读此书,“清教主义与法律”和“拓荒者与法律 两节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它们深入地剖析了清教徒和拓荒 者对我们今天法律制度的影响。二者都把对最大限度的个人 自由的坚持和对专制政府的排斥深深地铭刻于我们的法律之 湑教徒和拓荒者走向了极端。他们反对必需的立法变革 和对法律及其程序的重要更新,但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尊重 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宝贵遗产。 近半个世紀前,庞德院长就在此书中正确预言了协调社 会和个人利益的紧迫的必要性一时至今日,它依然为我们 所孜孜以求。 因此,〈普通法的精神〉一书始终为法官和法律工作者 所珍视,这既是因为它所蕴含的哲学和历史意义,更是因为 庞德院长的乐观和信念:法律在不丧失其基本价值的同时, 一一的
冲藏肯言 还能与时代一起前进。这样的信念又来自一种理念:过去与 现在不仅不可割裂,还能共同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 阿瑟J.戈登堡 1963年5月1日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昏遁滇的普绅 第 版 弁 言 达特茅斯校友讲座基于以下认识而设 立:学院理性生活的影响,不仅应波及在读 学生,还应在一定程度上波及他人。比如已 毕业的学生,他们渴望与母校保持联系,有 助于他们保持学识的拓宽;又如一些朋友 他们怀有学院乐意扶持的各种学术兴趣。 1916年,我在就职演讲中提出了采取 这种讲座形式的建议。当时我阐述如下: 我深信,学院对已毕业的学生的贡献应 比现在更实在地继续下去。学生在所学专业 之外求职,专业更加专业化而使从业者不得 不全力以赴,各个时代需求的不断增长,希 望为世界尽一份力的人们不断被要求付出更 紧张、更专注的努力,所有这些都要求学院 承担起过去完全没有承担、或承担得不够的
第一版舟言 责任。忙于事务的人与艺术、科学类学科之间联系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了。毕业学生在学院被激起的兴趣和热情因缺乏营 养而可能萎谢,甚至死亡。如果学院自信它的彩响值得学生 以人生形成阶段中关键的4年为代价来得到的话,学院也应 为毕业后的学生获取学院的影响找到某种途径。岂不顺理成 章?越来越多的65至70岁的人离开了积极的工作,在聊以 忘忧的日常事务之外别无乐趣,这样的人生悲剧并不罕见。 这些似乎使学院服务于他们的晚年的机会多于他们年轻的时 候。为此,学院可建立一种制度,在他们的一生中定期提供 更新知识的机会。在授予学位典礼后短暂的时期里,请公认 的某些世界思想界名流为校友和朋友们开设讲座,就是迈向 这一目标的一步。或者此外还有别的方法,但可以明确的 是,学院和毕业学生之问严谨的教育关系不应结東于学生就 读4年终止之时。它决不该结束,而应以各种方式更新。 为此而制定的计划的实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达特 茅斯学院的理事之-——-1877级的亨利·林恩·穆尔先生热 诚的支持和慷慨的资助承诺。他以此纪念方式,让他那 1904级的、在大学时期去世的可爱的儿子—格恩齐·森 特·穆尔永远地活在他的记忆之中。 讲座计划原准备早些完成,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 断。因此,直到1921年夏天,罗斯科·庞德教授,杰出博学 的哈佛法学院院长,和著名建筑师、富有创意的思想家拉尔 夫·亚当斯·克拉姆先生,终于作为本基金会的讲授人将此计 划付诸实践。 当然,一开始,这些讲座影响之广泛通过出版就大大增 强。除到场的旁听者外,更多的人感受到它对心智的激励
逼辖幼绅 之所以十分高兴地提供庞德院长的讲座出版,是出于以下的 考虑:一方面,听了讲座的人由此希望讲稿付印;另一方 面,更多的未能听到的人,对演讲人和演讲主题怀有兴趣, 更希望出版。总之,〈普通法的精神〉这部出自庞德之手的 著作,将会激起人们更大的兴趣。 欧内斯特·马丁·霍兽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