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直有着变成僵死的陈腔滥调的危险。举出何谓颠覆的标准的努力终究都 会失败，也应该要失败。那么我们使用这个词语到底是着眼于什么？ 一直以来我最关注的是下列这样的问题：什么构成、什么又不构成一 种可理解的生活？有关规范的性别与性欲的假定，如何事先决定了什么 才可以是合格的“人”，以及“可以过”的生活？换句话说，规范性的性别假 定如何运作，限定了我们用以描述人的领域本身？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 认识到这限定性的权力？面我们用以改变它的手段又是什么？ 《性别麻烦》里为了解释性别的建构和操演的维度而对扮装所作的讨 论，并非就是颠覆的一个范例。把它当作颠覆行动的范式，甚至是政治能 动性的一个模范，将会是个错误。这其中的要义其实是很不同的。如果 一个人认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男人作女人的穿着打扮，或者一个女人作男 人的穿着打扮，那么他就会把这两个认知的第一个词都当作是性别的“真 貌”；而通过这样的明喻修辞法引入的那个性别测不具“真实性”，被认为 是…个虚假的表象。在这样的认知中，一个表面的真实与一个“非真实” 并连在一起，而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而把次要的那个性别面貌 当作不过是幌子、游戏、谎言以及幻觉。但是，什么样的关于“性别真貌” 的意识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解剖学 上的特征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而且以前也的确没认识到过解 剖学描述层次上存在的变异)。或者，我们从那个人的衣着，或是穿着的 方式得到那个认识。这是自然化的认知，即使它是建立在一系列文化推 论的基础上；而这些推论有一些是非常不正确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例 子从扮装换成变性，我们就无法再从遮盖以及表达身体的衣着，得出稳定 的解剖学的判断。那个身体可能是手术前的、转化中的、或是手术后的身 体；即使“看到”了那个身体也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因为我们用来观察的 范畴是什么呢？当一个人稳固的、习以为常的文化认知不足以应付的时 候，当一个人不能肯定地判读他看到的身体的时候，正是一个人不再确定 他面对的身体是一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在范畴之间的犹疑 16
序(1999) 难决，正是我们所讨论的身体所经历的经验。 当这样的范畴成为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性别的真实也陷入了危机：如 何区别真实与非真实变得不再清晰。这也是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了解 那些我们以为是“真实”者、我们援引为自然化的性别知识者，实际上是-· 种可变的、可修改的真实。管它叫颠覆还是其他的什么！虽然这个洞见 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政治革命，但是如果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真实 的，人的观念上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的话，是不可能有政治革命的。而有 时候这样的改变的发生，来自某些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清楚论述的实践， 它们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范畴：性别是什么，它如何被生产、被 复制，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在此，对积淀、物化的性别“真实”领域的理解 是：它也许可以改头换面，而且还是以较不暴力的方式被改变。 本书的重点不在颂扬扮装，把它当作一种正确的、模范的性别表达 (即使对不时发生的贬低扮装的情形予以反抗是很重要的)，而在说明自 然化的性别认识对真实构成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暴力的限制。就性别规 范（理想的二元形态、身体的异性恋互补性、有关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男性 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理想和规则等，许多都得到种族纯粹的法规以及反对 异族通婚的禁忌的支持)确立什么会是、什么不会是可理解的人的特质， 而什么会、什么不会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建立了使身 体可以得到合法表达的本体领域。如果《性别麻烦》有一个积极的规范性 任务的话，那就是坚持把这个合法性拓展到那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错误 的、不真实的、以及无法理解的身体上。扮装是一个例子，意在证明“真 实”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认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这个例子的目的在于揭露 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以对抗性别规范所施行的暴力。 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我试图了解：假如不能跟它由以形成的那个权 力动能(the dynamics of power)分离的话，那么政治能动性可能会是什 么？操演的重复性是一种能动理论，而这理论不能否认权力是构成它的 可能性的条件。本书并没有从社会、心理、物质、以及时间性等方面对操 17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演性做充分的解释。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为了回应许多杰出的批评而持 续做的澄清工作，主导了一大部分我后来发表的文章。 过去十年间也出现了对此书的其他关注，我已试图通过不同的发表 文章一一解答。关于身体的物质性的特质，我在《事关紧要的身体》一书 里对我的观点重新做了一些思考和修改。关于“妇女”的范畴对女性主义 分析的必要性的问题，我在《偶然性的基础》(“Contingent Foundations'”) 一文里修改并拓展了我的观点，本文可在我与琼·斯科特(Joan W. Scott)合编的《女性主义者理论化政治》(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路特里基，1993)，以及与多位作者合著的《女性主义争论》 (Feminist Contentions)(路特里基，l995)里找到。 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导致自传性书写的终结，但它的确使人们注意 到“我”这个主体以它所能使用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时遭遇的困难。你读到 的这个“我”，部分是出自那个决定了语言可用的人称的文法的一个结果。 我不在那个结构我的语言之外，但我也不全是由那使这个“我”成为可能 的语言所决定的。就我所了解的，这是自我表达的困境，意思是：你永远 无法脱离那个建立了我对你的可得性(availability)的文法来感受我。如 果我把那文法当作是清透的，那么我就不能警醒人们注意到语言建立、同 时又废除可理解性的这个方面；而这将使我在此对你所描述的、我致力于 达成的研究计划面临挫败。我这里并非故作深奥，只不过是想让大家注 意到某种困境，而没有这个困境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我”的出现。 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思考时，这个困境呈现了独特的一个维度。 我对探究语言中“我”的晦涩性的努力，在《性别麻烦》出版后愈来愈朝精 神分析转向。一般对心理理论与权力理论的两极化，在我看来对其目的 是适得其反之举，因为性别的社会形式所以会如此具有压迫性，部分来自 它们造成的心理困境。我在《权力的精神生命》（史丹福，1997）里尝试探 讨如何可以把福柯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思考。我也运用精神分析来抑制 我的操演性观点偶尔出现的唯意志论倾向。《性别麻烦》有时候读起来像 18
序(1999) 是性别不过是一种自我创造，或者，好像我们可以跳开某个性别呈现的表 面而直接解读出它的心理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假定都不得不 做些修改。此外，我的理论有些摇摆不定，有时候把操演理解为语言性 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我现在认为这两者一直是互有关联，而 且是彼此错落出现的。把言语行为重新设想为一种权力的例示，让我们 无法不注意到操演的戏剧性和语言性的维度。在《可激动的语言》里，我 试图指出言语行为是表演出来的（因此是戏剧的，呈现给观众、接受诠 释)，同时也是语言的，通过它跟语言惯例隐含的关系，促成一套结果的发 生。如果有人对言语行为这个语言理论如何与身体的姿态产生联系感到 不解，他只要把言语本身想成一种带来特定语言结果的身体行为就行了。 因此，言语不独独属于身体表现，也不独独属于语言，而它同时作为言语 和行为的特质必然是暧昧的。这种暖昧性对出柜实践、对言语行为的造 反力量、对同时作为身体诱惑与伤害威胁的一个先决条件的语言来说，具 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要在现在的情况下重写这本书，我将会加入对跨性别和双性人 的讨论：理想的性别二元形态如何在这两种话语里运作；这些相关关注所 支持的与手术介入(surgical intervention)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我也会加 人对种族化的性/欲的讨论，特别是，有关异族通婚的禁忌（以及对跨种族 性交换的浪漫化)对性别所呈现的自然化以及去自然化的形式来说是如 何重要。我持续期待性少数群体之间形成某种联盟，能够超越简单的身 份范畴，能够拒绝对双性情欲的抹除，能够对抗、消解限制性的身体规范 所强加的暴力。我希望这样的联盟是建立在不可化约的性欲复杂性上， 观照到它与各种话语和制度权力动能的牵涉；也希望不会有人急躁地把 权力简化为等级，否定了它的一些生产性的政治维度。即使我认为在现 今统治我们的法律、政治和语言话语里，寻求对性少数身份的承认是很艰 困的一项工作，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求生存的一个必要之举。为了政治化 的目的而调用身份范畴，总是面临身份将来可能成我们所对抗的那个权 19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力的一个工具的危险。这不构成不去使用身份、以及被身份利用的理由。 没有一个政治立场是纯粹而没有权力渗入的，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不纯 粹性，才能产生具有打破、颠覆管控机制潜能的能动性。那些被认为“不 真实”的人们仍然抓着真实不放，同声一气地紧抓，而那操演上出乎意料 的情况产生了至关重大的不稳定性。此书的书写是一个集体奋斗的文化 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奋斗在为那些生活于、或者试图生活于性/别边缘的 人们，扩展具有生活价值的生命的可能性上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未来 它也将持续这个成果〔15)。 朱迪斯·巴特勒 伯克利，加州 ~1999年6月 〔15)我感谢温迪·布朗、琼·斯科特、亚历山德拉·查辛、弗朗西丝·巴尔特寇斯基、珍妮 特·哈街、米歇尔·费何尔、霍米·巴巴、杜拉希拉·科内尔、丹尼斯·瑞里、伊丽莎白·维德、 卡佳·西尔弗曼、安·培勒格里尼、威廉·康纳利、盖娅特里·斯皮瓦克、尔内斯托·拉克劳、爱 德华多·卡达伐、佛罗伦斯·多尔、大卫·卡散吉安、大卫·英格以及迪娜·艾尔-卡西姆，在这 篇序文写成的1999年春季，他们给予了我支持和友谊。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