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旅游活动的历史发展·13：织开凿了山阳渎，打通了淮水连接长江的水路。到炀帝时期，又相继开凿了通济渠（由黄河连接汴、泗两河，以通淮水）、邗沟（即山阳渎，以通长江）、永济渠（通至黄河以北的涿郡）和江南河（由镇江经苏州至杭州，以连通长江与钱塘江），从而形成了连通华北与江南地区的运河网，并带来了水路交通的日益兴盛，唐朝建都长安之后，在水路运输上也十分注重利用隋代开凿的运河。江南地区的物资多是经长江、邗沟、淮水、河、黄河，溯洛水而运至洛阳，再由洛阳溯黄河上行，经渭水运抵长安。宋朝建都开封后，则利用汴河之漕运，运输荆南、两浙、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六路粮米”。元、明、清三个朝代均建都北京，为了弥补内河漕运之不足，遂又发展海运，以江苏太仓为起点，过长江口北上，绕山东半岛而运至天津，然后再经通县（通惠河）运至北京。中国封建时期水路交通的发展虽然是由国家发展漕运所致，但客观上也便利了当时人们利用水路旅行往来。除了水路交通外，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陆路交通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这首先反映于秦朝对“驰道”和“直道”的建设。据古籍《汉书·贾山传》中的记载，“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直道”则是从咸阳北面的云阳通至九原郡（今之包头西南），全长1800华里。此外，秦朝还在西南边疆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在今日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了“新道”从而形成了全国以晟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继秦朝之后，历代封建主朝的道路建设也不断有新的发展。这一点可从历代封建王朝的驿站制度中得到反映。驿站是封建时期历代政府沿陆路和水路设立的馆舍机构。设置这类馆舍的目的，在于方便传递官方文书，运送国家物资，为上述公务往来的人员提供宿舍、车马、船轿、人夫、米粮及饲料，等等。所谓驿站，其实是后来人们对这类馆舍机构的一种通称，这些馆舍机构的实际称谓往往因朝代更替而有所不同。对于史书中可见到的“置”、“邮”、“驿”、“驴”、“亭”、“站”、“军台”、“赤台”、“水驿”、“递运所”等名称，可统称为“驿”或“驿站”。实际上，早在周礼和先秦典籍中，便已经有了关于“传”、“置”、“邮”、“驿”、“羽”的记载，只不过当时驿站的设置尚不普遍。自秦统一中国开始，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道路建设，驿站制度也在不断发展。以唐朝的驿制为例，当时是每隔30华里设一“驿”。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设置的驿站总计为1639所。照此推算，在唐朝，仅设有驿站的道路总长便已达到将近25000公里。在此后的各个统一朝代中，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道路的通达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到清朝时，驿站的设置已扩展到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中国封建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当时旅行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旅行活动的规模、类型和所涉及的地域范围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14·也都不断有新的扩展。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旅行活动发展情况的有关记载。以下是对其中部分事例的简述。如前所述，秦统一中国后，通过兴建“驰道”、“直道”、“五尺道”和“新道”并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列国原有道路的连接和维护，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这些举措客观上都为此后秦汉时期的旅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据信，我国最早的文史考察旅行就出现于这一时期，其中尤以西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游历活动最为著名，他的行踪几乎遍及整个西汉帝国的版图。在各地游历期间，他“纵观山川形势，考察风光，访问古迹，采聚传说”，“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史记·太史公自序》），旅行距离之长、游历时间之久，堪称是当时文史考察旅行者中的突出代表。此外，西汉时期的张寒通西域，则可以说是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公务旅行。人们通常都认为，张赛的奉命西行，开辟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旅行路线，使人们对沿途各地的社会、地理物产和风主民情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实际上，张寒西行的路线也就是后来历史上所称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最早旅行路线。在传统的意义上，这条丝绸之路（theSilkRoad）东起长安，途经陕西、甘肃、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再经中亚、西亚，最后抵达地中海东岸。自公元前2世纪起，中国的大宗丝和丝织品以及其他特产多是经由此路西运。“中国商人们带着他们的货物前往敦煌，或者越过长城前去楼兰，在那里将货物以出售或实物交换的方式与来自中亚地区的中间商一一帕提亚人、索格代亚纳人、印度人、库山人一一进行交易。后者则接力下去将这些货物贩运至波斯商人、叙利亚商人以及希腊商人所在的那些城市。..最后经由希腊和犹太企业家之手到达罗马帝国。”（Bonavia1999）。此后，普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奖以及元代时期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等人，也都是沿着这条线路完成了他们的旅行壮举。在唐宋时期，旅行活动的发展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了商贸旅行之外，各种非经济自的的旅行活动在这一时期的典籍和文学作品中儿乎都有所反映。其中最为突出的记载当是这一时期士人漫游和宗教旅行的发展。所谓十人漫游，是指当时以一些名士骚客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出于遁世和排忧的目的而四处游历的旅行活动。当时一些官僚地主、文人学士由于在仕途上遭受挫折或是受宗教思想的影响而居游于田园山林，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也有一些人则是出于对自然山川的爱好而四处漫游。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李白、杜甫、陆游以及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宗教旅行方面，自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到唐代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佛教寺届可见于全国各地。僧侣和香客的宗教旅行活动也屡见不鲜，其中尤以玄和鉴真两位高僧的宗教旅行活动最为后人称颂。他们的行迹当时已越出国界，分别远及印度和日本。以他们为代表的宗教旅行
第一章旅游活动的历史发展·15对促进当时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中的珍品一一山西的云冈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新疆境内的石窟寺等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一一仍令世人叹为观止。此外，在唐宋时期，外国来华访问的人数也空前增多。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唐朝与境外往来的重要通道中，最长的交通线路有三条：其一是经安西（今之新疆库车）入西域道，沿途西行可到波斯（今之伊朗）、大食（今之阿拉伯）和地中海之滨：其二是经安南通天竺（今之印度）道：其三是经广州通海夷道从海上可通达南洋群岛、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当时很多外国商人、使节和留学生都是经由这些线路前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代时，日本曾先后十几次派遣使团来中国学习，吸收唐文化。遣唐使团的人数每次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除了这些官方的遣唐使团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从阿拉地区前来中国访问的人员则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香料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织品。到了宋代，经海路前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数量更多。中国曾特别在广州、杭州、泉州、明州等港埠开辟了一些专供阿拉伯商人客居的“番坊”。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特在其游记中讲迷当时的杭州时，曾谈到，“…………（除了当地人居住的大城外，）第二城为犹太人、土耳其人及基督徒的客居之所。第三城皆回教徒所居，此处基优雅。市场之布置，与西方信回教国相同。”从这些历史记载中，足见当时外国人来华旅行之盛。在步入近代之前的明清时期，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旅行活动的发展也较前更为兴盛。在这一时期的旅行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者当属航海旅行和科学考察旅行的发展。虽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曾与日本、朝鲜等国有海上往来，但规模很小。到明成祖朱棣时，为适应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海上交通已十分发达。当然，这与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以及拥有航海图和罗盘等先进的航海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便是当时航海旅行方面的典型代表。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曾先后七次率船队“下西洋”远航，纵横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涉沧海十余万里，到岸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程远至非洲东岸。郑和率队七下“西洋”的壮举比欧洲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以及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海上远航，都早半个多世纪。令人感兴趣的是，近年来英国航海专家提出，有证据表明，世界上最早发现和抵达美洲新大陆的人其实并不是哥伦布，而是中国的郑和。如前所述，以求知为目的的旅行考察活动远在明代之前便已出现，但考察内容多为文史方面。到了明清时期，专业性较强的自然科学考察活动在旅行发展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发展自然科学的重视。明代
旅游学概论（第七版）·16·医学家李时珍的药物考察和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地学考察当属这类旅行活动中的典型。李时珍从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多次外出旅行考察，采集中草药植物。他在旅程中“远空僻壤之产，险探山麓之华”，攀登了一座座崇山峻岭，跨越了一道道险谷激流，历尽千难万险，足迹遍及安徽、河南、河北、江西、江苏等地。他所编写的药学经典《本草纲目》全书16部52卷，共收录药物1982种，附方11096则，附图1160幅，成为著名的古代医学巨著。这一成绩的取得，除了李时珍的医药知识功底之外，显然得益于他通过四处考察而获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则称当时地学考察旅行的代表。他从22岁起便开始了旅行考察活动，足迹遍及今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16个省区，对所到之处的山脉、水道、地质、地貌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现存《徐霞客游记》的篇幅为40余万字，所反映的仅是其全部考察记录内容的1/6，因为其余的文稿已失于战乱。尽管如此，人们公认该著作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地理学文献，享有“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美誉。特别是，其中对石灰岩地貌所做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于欧洲人100多年，而且在考察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上也都远胜于西方学者。在以上对中国封建时期旅行发展情况的介绍中，有不少案例都属非经济目的的旅行活动，如以诗坛季、杜为代表的士人漫游，以张赛、郑和为代表的公务旅行，以玄奖、鉴真为代表的宗教旅行，以徐霞客、李时珍为代表的科学考察旅行，等等。尽管如此，当时能够参加各类非经济目的旅行活动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换言之，真正在规模上占支配地位的旅行活动，始终都是出于经济目的的商贸旅行。这一点在历史文献中虽无明确的数字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人们乎总是将“旅”与“商”联系在一起。“商旅”一词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史情记载中随处可见。据此，人们似乎不难推断这一时期旅行活动参加者的主流构成。4.欧洲封建时代的旅行发展有证据表明，欧洲封建时期的旅行发展远不及此前的罗马帝国时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虽然欧洲社会在公元5世纪便已开始封建化过程，但构成人口主体的农民大都是农奴。与奴隶有所不同的是，农奴有自已独立的经济，有一小块归自已使用的土地和一些简单的农具。但是，除了不再任由封建主杀害之外，农奴在人格上几乎与奴隶没有区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中世纪初期的农奴制“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中央编译局，1963：364）。农奴不仅在经济上受封建主的剥削，人身也不完全自由，更没有随意外出旅行的自由。封建社会早期的欧洲没有城市，自然经济的性质十分突出，一个村落就是一
第一章旅游活动的历史发展·17·个闭塞的经济单位。人们以从事农业劳动为生，简陋的手工业也多是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因而很少有交换活动，同外界几乎隔绝。当时的欧洲不仅没有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甚至连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形成的市镇，也都已衰落。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当时生产力低下，以及日耳曼人由原始社会直接转入封建社会相联系的。换言之，欧洲封建初期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恩格斯语，中央编译局，1959：400）。到公元11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开始有了好转，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劳动剩余也逐渐增多。此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产品交换活动逐渐变得经常化。一些专门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开始离开乡村，到城堡、寺院附近以及在道路交汇的地点聚居，于是这些地方逐渐发展成了工商业城市。到了十三四世纪，欧洲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农业技术的改进和荒地的开垦使农产品产量得以增加；城市人口逐渐增多，城市工商业也随之日渐兴盛。尽管如此由于封建主间的频紧混战，人们旅行活动的开展远不及罗马帝国时的水平。所以，很多历史资料和相关研究都证实，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衰亡到16世纪中叶，在这段漫长的时期中，旅行活动的规模不但没有出现真正的进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倒退。西方学者在谈到欧洲封建时期的旅行发展时，往往都是将十字军东征（theCrusades）作为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其理由是，十字军东征虽然表现为军事活动，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文化思想的作用。有人甚至还认为，十字军的东征为一大批人一一不论贫富和老幼一一提供了外出旅行和探险的机会（Fridgen，1991：11）。对于这一认识，我们难以苟同。道理很简单，如今，对于美国政府屡屡派兵外出征战，恐怕无论何人一包括美国民众在内一一都不会认为这些美国大兵是外出旅行或进行文化交流的。如果说封建时期的欧洲存在一些明显的旅行活动，当属欧洲各地间的朝觐活动或宗教旅行。当时有不少修道院都为往来的朝觐者提供住宿，有些修道院还安排修道士专门负责照顾来访或过往的朝觐者（GoeldnerandRitchie，2006：50）。至于当时的商贸旅行活动，虽不能说绝迹，但至少规模远不及罗马帝国时期。到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即从155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继位起，至封建社会结束为止的这段时期内，欧洲的旅行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其中主要的变化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1）温泉旅行的出现。1562年，一位名叫威廉·特纳的英国医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谈到英格兰、德国和意大利的天然温泉对很多体痛病症都有疗效。这一消息的发布在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一下子引起轰动，不仅使当时已有的温泉疗养地颅刻间闻名全国，而且使欧洲各地都开始积极寻找和开发新的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