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性的认知,当然不至于改变社会学或其他行动科学分析的特殊任 务,即清楚地去理解及诠释具主观意义的行动。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像 我们现在已注意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尝试找出可理解的动机组合 中,一些已经存在的无法理解的事实(例如:存在于某种行动取向的 频率或其理性的程度,以及头盖骨大小或肤色或其任何其他生理上遗 传特征之间的典型关系)。 5.理解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对既有的行动(包括其所表达出) 的主观意义作直接观察的理解( das aktuelle verstehen)。因此,当我 们听到或看到2×2=4这个命题时,我们能藉着直接观察而理解它的 意义,这是对概念的直接理性理解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理解表情所显 示的愤怒、暴动、叫喊或非理性的运动,这是非理性情绪反应的直接 观察之理解。我们亦可以用相似的观察方式了解伐木者的行动,或者 某人伸手关门或瞄枪对准动物之行动,这是对行动的理性观察之理 解。然而,理解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称之为解释性理解( erklarendes Verstehen)。当我们根据“动机”( motivationsmassig)来理解一个行 动者陈述或写下2×2=4这个命题的意义时,通常可以理解到他为什 么在这个时候及这些情境下如此儆。如果我们知道他正在结帐或做科 学论证,或者从事其他工作,而此命题是从属这些行动的一部分时, 我们便可获致一个可理解的及更概括的意义脉络(这是理性的动机理 解[ rationales motivationsverstehen])5。 因此,我们对砍伐木材或举枪瞄准的行动,不仅可以直接地观察, 也可以经由动机去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伐木者是为薪资工作、或是为
要性的认知，当然不至于改变社会学或其他行动科学分析的特殊任 务，即清楚地去理解及诠释具主观意义的行动。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像 我们现在已注意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尝试找出可理解的动机组合 中，一些已经存在的无法理解的事实（例如：存在于某种行动取向的 频率或其理性的程度，以及头盖骨大小或肤色或其任何其他生理上遗 传特征之间的典型关系）。 5. 理解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对既有的行动（包括其所表达出） 的主观意义作直接观察的理解（das aktuelle Verstehen）。因此，当我 们听到或看到 2×2=4 这个命题时，我们能藉着直接观察而理解它的 意义，这是对概念的直接理性理解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理解表情所显 示的愤怒、暴动、叫喊或非理性的运动，这是非理性情绪反应的直接 观察之理解。我们亦可以用相似的观察方式了解伐木者的行动，或者 某人伸手关门或瞄枪对准动物之行动，这是对行动的理性观察之理 解。然而，理解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称之为解释性理解（erklarendes Verstehen）。当我们根据“动机”（motivationsmassig）来理解一个行 动者陈述或写下 2×2=4 这个命题的意义时，通常可以理解到他为什 么在这个时候及这些情境下如此做。如果我们知道他正在结帐或做科 学论证，或者从事其他工作，而此命题是从属这些行动的一部分时， 我们便可获致一个可理解的及更概括的意义脉络（这是理性的动机理 解[rationales Motivationsverstehen]）5。 因此，我们对砍伐木材或举枪瞄准的行动，不仅可以直接地观察， 也可以经由动机去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伐木者是为薪资工作、或是为
了他自己燃火之用、或者可能只是一种消遣活动而已(这是理性的例 子);但是,他可能也是为宣泄因愤怒而生的冲动(这是非理性的例 子)。相同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瞄枪的动机:如果我们知道他 是行刑队员而被命令射击、或者他与敌人作战(这是理性的行动), 或者他只为了泄恨,后者是被情感所决定的,因此在某种意义来说是 非理性的。最后,我们对愤怒的爆发,亦可以有一个动机的理解:如 果我们知道它是被忌妒、尊严受伤害或被侮辱所引起的话,这些例子 全都是由感情所决定的,因此是源自非理性的动机。从以上所有的例 子看来,只要行动在一个可理解其动机的意义关联中,我们的理解 可以视作是对实际行为过程的一个解释。因此,对一个涉及行动之意 义的学科而言,“解释”意味着能够掌握到根据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 义,他的行动所系属其中( hineignehort)的意义关联(关于这种“解 释”的因果诠释问题,请参见第六点)。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包括那 些极度情感性的过程,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以及其行动所属的意义关 联,将被视为“意向的”意义(als" gemeenten”Sin)(这与惯常的用 法不同——意向性在此只指涉理性的、有目的的行动)7。 6.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理解”意谓着对下列意义之诠释性掌握: (a)在历史探究中,对具体个别行动的真正意向之意义;或(b)在 社会学大量观察中,平均或近似于实际意向之意义;(c)经常出现之 现象的纯粹类型(理想型),亦即以科学方法建构的(理想型的)意 义或意义相关,纯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法则”是这种理想型的例子。 它们论证如果人是非常理性、不被错误或感情因素所影响的话,人类
了他自己燃火之用、或者可能只是一种消遣活动而已（这是理性的例 子）；但是，他可能也是为宣泄因愤怒而生的冲动（这是非理性的例 子）。相同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瞄枪的动机：如果我们知道他 是行刑队员而被命令射击、或者他与敌人作战（这是理性的行动）， 或者他只为了泄恨，后者是被情感所决定的，因此在某种意义来说是 非理性的。最后，我们对愤怒的爆发，亦可以有一个动机的理解：如 果我们知道它是被忌妒、尊严受伤害或被侮辱所引起的话，这些例子 全都是由感情所决定的，因此是源自非理性的动机。从以上所有的例 子看来，只要行动在一个可理解其动机的意义关联6中，我们的理解 可以视作是对实际行为过程的一个解释。因此，对一个涉及行动之意 义的学科而言，“解释”意味着能够掌握到根据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 义，他的行动所系属其中（hineignehort）的意义关联（关于这种“解 释”的因果诠释问题，请参见第六点）。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包括那 些极度情感性的过程，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以及其行动所属的意义关 联，将被视为“意向的”意义（als “gemeinter” Sinn）（这与惯常的用 法不同——意向性在此只指涉理性的、有目的的行动）7。 6.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理解”意谓着对下列意义之诠释性掌握： （a）在历史探究中，对具体个别行动的真正意向之意义；或（b）在 社会学大量观察中，平均或近似于实际意向之意义；（c）经常出现之 现象的纯粹类型（理想型），亦即以科学方法建构的（理想型的）意 义或意义相关，纯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法则”是这种理想型的例子。 它们论证如果人是非常理性、不被错误或感情因素所影响的话，人类
会以何种方式行动;进一步而言,如果行动是完全且清楚的指向单 目的的话,则会极大化其经济利得。事实上,只有在少数事例中(如 股票交易),人们的行动过程才会如此,甚至在这类情况下,实际的 行动往往也只是近似于理想型(这种建构的目的,参见我的论文《社 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及下面第十一点)。 每个诠释都企图获致清楚的确证。但无论如何清楚,这样一个从 有意义的观点所得出的诠释,仍不能基于它的确证性,即宣称它在因 果上是有效的诠释。在这个层次上,它始终只是一种有几分确证基础 的因果性假设( kausale Hypothese)。其理由是:首先,即使对行动者 本身而言,他可能隐藏了许多(不愿承认的)“动机”和“压抑”,或 许这些才是其行动的真正驱力,因此,即使主观诚实的自我告白 ( Selbstzeugnisse)也只具相对的价值而已。这种情况下,察觉这些 动机的情境并描述及分析之,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即使它并未实际成 为行动者有意识之意图的具体部分(或许完全不是,但至少不是完整 的),这是意义诠释的边界性事例( Grenzfall)。 其次,那种对观察者而言似乎是相同或相似的行动过程,可能出 自于实际行动者很多种动机的组合;同时即使情境表面上非常相似, 我们也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实际理解或诠释它们,因为这些行动 在意义取向上可能是彼此对立的。(齐美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之问题》 中给了许多例子。)第三,在任何既定情况下的行动者,经常会处于 敌对或冲突的刺激之下,这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经验大 多数的事例不可能完全掌握(即使只是近似的估计)相冲突的动机之
会以何种方式行动；进一步而言，如果行动是完全且清楚的指向单一 目的的话，则会极大化其经济利得。事实上，只有在少数事例中（如 股票交易），人们的行动过程才会如此，甚至在这类情况下，实际的 行动往往也只是近似于理想型（这种建构的目的，参见我的论文《社 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及下面第十一点）。 每个诠释都企图获致清楚的确证。但无论如何清楚，这样一个从 有意义的观点所得出的诠释，仍不能基于它的确证性，即宣称它在因 果上是有效的诠释。在这个层次上，它始终只是一种有几分确证基础 的因果性假设（kausale Hypothese）。其理由是：首先，即使对行动者 本身而言，他可能隐藏了许多（不愿承认的）“动机”和“压抑”，或 许这些才是其行动的真正驱力，因此，即使主观诚实的自我告白 （Selbstzeugnisse）也只具相对的价值而已。这种情况下，察觉这些 动机的情境并描述及分析之，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即使它并未实际成 为行动者有意识之意图的具体部分（或许完全不是，但至少不是完整 的），这是意义诠释的边界性事例（Grenzfall）。 其次，那种对观察者而言似乎是相同或相似的行动过程，可能出 自于实际行动者很多种动机的组合；同时即使情境表面上非常相似， 我们也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实际理解或诠释它们，因为这些行动 在意义取向上可能是彼此对立的。（齐美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之问题》 中给了许多例子。）第三，在任何既定情况下的行动者，经常会处于 敌对或冲突的刺激之下，这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经验大 多数的事例不可能完全掌握（即使只是近似的估计）相冲突的动机之
相对强度。虽然它有些规则性,但我们通常无法确定我们的诠释,只 有实际冲突的结果可以给予可靠的判断基础。一般说来,以结果来控 制可理解的意义诠释,正如每个假设需要透过实际来验证,是不可或 缺的。但很不幸地,这种类型的证明之在少数特殊设计的心理实验中, 才能达到相对的精确性。另外,对某些(有限的)可以记数及确定因 果关系的大量现象而言,也可能透过统计获得不同近似程度的精确 性。除此之外,只剩下尽可能地比较大量的历史资料或日常生活一途, 这些资料看起来千篇一律,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即它们有待考察的、 个别特殊情境下的“动机”与“诱因”,却又各有千秋。我们时常只 能靠着“思想实验”( gedankliche Experiments)的不确定方法,亦即 持续思索着动机连系的元素以及建构出行动的可能步骤,以达成因果 归属的判断8。 例如,称为葛氏定理( Gresham's law)(译者按:即劣币驱逐良 币之定理)的通则,是对于在某种情境及预设下的人类行动之理性清 楚地诠释,它立基于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的理想型前提上。任何符合 于此的实际行动过程,只有藉着对从流通中低估的货币单位之实际消 失的有效统计证据才可以被证明。在此事件中,我们提供了论证高度 正确性的讯息。经验事实是在通则之前就已被知道,此通则是后来才 形成的。但是,若没有这个成功的诠释,则我们对因果解释的需要显 然无法满足;另一方面,若在此可以被假定具有理论上妥当性的诠释, 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些实际行动过程相关联的话,那么任一个 “法则”,无论它在理论上的论证多么完全,对于真实世界的行动之
相对强度。虽然它有些规则性，但我们通常无法确定我们的诠释，只 有实际冲突的结果可以给予可靠的判断基础。一般说来，以结果来控 制可理解的意义诠释，正如每个假设需要透过实际来验证，是不可或 缺的。但很不幸地，这种类型的证明之在少数特殊设计的心理实验中， 才能达到相对的精确性。另外，对某些（有限的）可以记数及确定因 果关系的大量现象而言，也可能透过统计获得不同近似程度的精确 性。除此之外，只剩下尽可能地比较大量的历史资料或日常生活一途， 这些资料看起来千篇一律，但在关键的一点上：即它们有待考察的、 个别特殊情境下的“动机”与“诱因”，却又各有千秋。我们时常只 能靠着“思想实验”（gedankliche Experiments）的不确定方法，亦即 持续思索着动机连系的元素以及建构出行动的可能步骤，以达成因果 归属的判断8。 例如，称为葛氏定理（Gresham’s Law）（译者按：即劣币驱逐良 币之定理）的通则，是对于在某种情境及预设下的人类行动之理性清 楚地诠释，它立基于纯粹目的理性式行动的理想型前提上。任何符合 于此的实际行动过程，只有藉着对从流通中低估的货币单位之实际消 失的有效统计证据才可以被证明。在此事件中，我们提供了论证高度 正确性的讯息。经验事实是在通则之前就已被知道，此通则是后来才 形成的。但是，若没有这个成功的诠释，则我们对因果解释的需要显 然无法满足；另一方面，若在此可以被假定具有理论上妥当性的诠释， 并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些实际行动过程相关联的话，那么任一个 “法则”，无论它在理论上的论证多么完全，对于真实世界的行动之
理解而言,也将是亳无价值的。在此例子中,对动机的理论诠释与它 的经验证明之间的一致性完全相符,并且这些个例相当充分,因此可 以建立起证明。但是,拿另一个例子来看,迈尔(E. Meyer)曾经提 出一个关于马拉松、萨拉米斯( Salamis)和派拉提( Platea)等战役 对希腊文化(更普遍地说是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之因果重要性的精 致假设,这是得自于他对某种具有症候之事实的有意义诠释(如希腊 祭司与预言家对于波斯人的态度)9。这种假设只能经由波斯人在耶 路撒冷、埃及、小亚细亚等地战胜的结果作为检证之参考,而这样的 检证必然在许多方面是十分不完全的。就上例而言,其假设本身条理 清楚的理性推论显然有助于获得证据来支持。但在多数情况下,看来 似乎十分明白的历史因果归责问题却欠缺任何加以检证的可能,即连 迈尔应用过的这种方法也不可行。如此一来,这类的因果归责或历史 诠释便终究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次了。 7.“动机”是主观意义的复合体,意指行动者本身一一或是从观 察者来说一一对于行为所提供的有妥当意义之“理由”。所谓行为过 程的关联乃是“主观上妥当的”,或“意义上妥当的” ( sinnhaftadaquat),意指在关系中的各要素,根据我们感情和思考的 习常模式,可被认为构成了“典型的”10——通常我们称其为“正确 的”——意义关联。相对地,事情前后序列的诠释,如果我们根据经 验的规则发现它始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便是“因果上妥当的” ( kasal adaquat)。诠释在意义上妥当的例子可见于算术问题的正确 解法,如果它和我们所接受的推理原则、计算规律相符合。另一方面
理解而言，也将是毫无价值的。在此例子中，对动机的理论诠释与它 的经验证明之间的一致性完全相符，并且这些个例相当充分，因此可 以建立起证明。但是，拿另一个例子来看，迈尔（E. Meyer）曾经提 出一个关于马拉松、萨拉米斯（Salamis）和派拉提（Platea）等战役 对希腊文化（更普遍地说是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之因果重要性的精 致假设，这是得自于他对某种具有症候之事实的有意义诠释（如希腊 祭司与预言家对于波斯人的态度）9。这种假设只能经由波斯人在耶 路撒冷、埃及、小亚细亚等地战胜的结果作为检证之参考，而这样的 检证必然在许多方面是十分不完全的。就上例而言，其假设本身条理 清楚的理性推论显然有助于获得证据来支持。但在多数情况下，看来 似乎十分明白的历史因果归责问题却欠缺任何加以检证的可能，即连 迈尔应用过的这种方法也不可行。如此一来，这类的因果归责或历史 诠释便终究只能停留在“假设”的层次了。 7．“动机”是主观意义的复合体，意指行动者本身——或是从观 察者来说——对于行为所提供的有妥当意义之“理由”。所谓行为过 程 的 关 联 乃 是 “ 主 观 上 妥 当 的 ”， 或 “ 意 义 上 妥 当 的 ” （sinnhaftadaquat），意指在关系中的各要素，根据我们感情和思考的 习常模式，可被认为构成了“典型的”10——通常我们称其为“正确 的”——意义关联。相对地，事情前后序列的诠释，如果我们根据经 验的规则发现它始终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便是“因果上妥当的” （kausal adaquat）。诠释在意义上妥当的例子可见于算术问题的正确 解法，如果它和我们所接受的推理原则、计算规律相符合。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