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一部分知觉、记忆和情境究。实验者会告诉你，你所要做的就是喝一杯伏特加和汤尼水（以奎宁调味的含矿物质饮料）的混合液体。二十分钟后，等酒精充分进入血液，他们会安排你与实验者的一名女助手交谈，她会想尽各种办法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然后，实验者就会按照你的体重成比例地混合伏特加和汤尼水，并留下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享用这一饮品。等你喝完这杯饮品后，一个女助手便会走进你的房间，在椅子上坐下来，望着你的眼晴。你开始与她交谈。你有多紧张？心跳会有多快？特伦斯·威尔逊和戴维·艾布拉姆斯（G.TerrenceWilson&DavidAbrams）于1977年做了这一实验。他们发现，不管酒精是否真正被充分吸收了，相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喝了一杯汤尼水的被试来说，那些认为自己喝了一杯伏特加和汤尼水的混合液体的被试的心跳速率增加得更少一些。也就是说，被试是否摄人了酒精对心跳速率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真正影响他们心跳速率的是，他们是否相信自已摄人了酒精。由此证明，相对于血液中化学成分的实际变化来讲，心理预期有着更重要的影响。戴维·麦克米伦等人（DavidMcMillen，StephenSmith，&ElisabethWells-Parker，1989）进一步延伸了这一实验。他们采用了和威尔逊相似的实验方法，随机安排大学生饮用酒精饮料和非酒精饮料。而在实验之前，通过一些测定手法预先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是高程度的“刺激寻找者”，即更偏爱冒险的一类人；另外一组则是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也就是更加谨慎小心的一类人。喝完饮料的半个小时后，被试开始玩一个视频游戏。在游戏中，他们会沿着一条公路开车，并可以加速超过其他车辆。被试被告知，当他们玩这个视频游戏的时候，要想像成他们是在现实中开车。麦克米伦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不管被试是否真的喝了酒精饮料，那些认为自已喝了酒精饮料的高程度“刺激寻找者”改变车道的次数和超车的次数要明显多于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喝酒精饮料的高程度的“刺激寻找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喝了酒精饮料的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则比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喝酒精饮料的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更加谨慎小心。一些实验表明，在吸食大麻的人群中同样也存在这种很强的预期效应（Jones，1971）。在以上所介绍过的实验中，人们的知觉都受到了已有信念和预期的强烈影响。心理学家将这些影响称之为“认知”因素。实际上，知觉不仅仅受到人们的预期的影响，也受到了其愿望的影响。那些与希望、欲望以及情感等因素相关的影响被称为“动机”因素。本章余下部分将讨论，在选择性认知中，动机因素与认知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的。什么时候挑起了争端1951年11月23日，达特茅斯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橄榄球队在普林斯顿
第1章选择性知觉17大学的帕尔默体育场进行了一场比赛。开球才一会儿，球场上的形势就表现得相当混乱。普林斯顿的一个明星球员，那个刚刚上过《时代》杂志封面的家伙，被打断鼻子后离开了球场。过了一会儿，达特茅斯的一个球员也带着一条伤腿离开。最后，普林斯顿赢得了比赛。但比赛结束前双方都得到了同样多的黄牌和红牌惩罚。比赛结束后，双方都怒气冲冲、互相指责，并不断发表有关对方的苛刻评论。例如，比赛结束四天后，《普林斯顿日报》（DailyPrincetonian，普林斯顿学生创办的一份报纸）的一名记者宣称：“观众们从来都没有看过如此糟糕透顶的表演一一所谓的体育比赛。两个队都有错，但责任主要还是在达特茅斯队。普林斯顿队明显强于达特茅斯队，而且根本犯不着与达特茅斯队动粗。”就在同一天，《达特茅斯》（本科生报纸）指责普林斯顿的教练一直在向球员们灌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思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这场关于发生了什么以及谁该负责的激烈争论在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学生中间愈演愈烈。这场混战引起了达特茅斯一个叫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Hastorf）的社会心理学家和普林斯顿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Cantril）的研究员的注意。他们利用这场混战，于1954年做了一项有关选择性知觉的经典实验。实验开始时，他们向163名达特茅斯学生和161名普林斯顿学生询问以下问题：“从你观看比赛现场或是比赛录像，又或者从你所读过的东西来看，你认为哪支队伍最先挑起了争端？”不出意料的是，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发现，达特茅斯学生和普林斯顿学生的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discrepancy）。达特茅斯学生中有53%的人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只有36%的人认为是由达特茅斯队挑起的这场争端。而普林斯顿的学生中有86%的人认为是达特茅斯队挑起的争端，只有11%的人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开始思考，产生这种看法上的差异究竟是因为达特茅斯和普林斯顿的学生真的观看了不同的比赛（录像），还是因为他们虽然观看了同样的比赛却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所看到的事实。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在两所大学又找了一组学生，让他们观看这场比赛录像，并记录下他们所注意到的犯规行为。两所大学的学生都看的是同一个比赛录像，并用同一个评价系统来记录所观察到的犯规行为。正如图1.1中所示，实验结果显示出强烈的选择性知觉效应。达特茅斯的学生观察到，两个队的犯规行为几乎一样多（达特茅斯队为4.3，普林斯顿队为4.4）。而普林斯顿的学生则观察到，达特茅斯队的犯规行为是普林斯顿队犯规行为的两倍多（达特茅斯队为9.8，普林斯顿队为4.2）。双方的知觉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普林斯顿送了份比赛录像的拷贝给一些达特茅斯校友供他们集体观看时，一个曾经观看过比赛录像的达特茅斯校友发现，他在这部录像中竟然看不到达特茅斯队的犯规行为。他感到非常疑惑，甚至发了一份电报给普林斯顿要求其拿出完整的比赛录像
18第一部分知觉、记忆和情境10达特茅斯队的犯规行为9普林斯顿队的犯规行为8所1观察到的平均犯规65一力1次数时营、人3蓝同湾源真”谐新义划书普旺家学零会2达特茅斯普林斯顿国邮意学生的知觉学生的知觉酒修图1.1选择性知觉的一个例子（引自Hastorf&Cantril，1954）国以这些实验结果为基础，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1954）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看上去这个比赛好像是许多不同的比赛一人们常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每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同的，不管它是一场橄榄球比赛，还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又或是胡说八道。1981年，约翰洛伊和唐纳德·安德鲁（JohnLoy&DonaldAndrews）小心地重复了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实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流的不味鲜同本学大敌意媒体效应多年以后，罗伯特瓦伦，李罗斯和马克·莱珀（RobertVallone，LeeRoss&MarkLepper）扩展了关于达特茅斯-普林斯顿争端的研究。他们在1985年提出，选择性知觉可能会导致每一党派的人都认为，大众媒体就某一事件的报道是偏向于其对立党派的。瓦伦、罗斯和莱珀称这一现象为“敌意媒体效应”。在1980年卡特对里根的总统选举中，他们第一次对此假说进行了研究。就在选举的前三天，他们对160位登记的投票人进行了采访，要求他们指出媒体对候选人的报道是否存有偏见，如果有偏见，那么这种偏见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他们的研究发现，将近三分之一的回答者认为，媒体报道是存有偏见
第1章选择性知觉19，的，而且他们认为在这些存有偏见的报道中，有90%是不利于其支持的候选人。这些最初的发现引发了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瓦伦、罗斯和莱珀在1985年进行了第二次研究。他们邀请了68个支持以色列的大学生，27个支持阿拉伯的大学生和49个持有一般看法或者说是中立的大学生，一起观看有关贝鲁特大屠杀的一组电视新闻报道片断（1982年，一系列的阿以冲突导致了在黎巴嫩的Sabra和夏蒂拉对阿拉伯难民营平民的大屠杀）。这些新闻片断来自面向美国全国播出的十天内的六个不同的晚间和深夜新闻节目。瓦伦、罗斯和莱珀发现，每一立场的人都认为新闻报道是偏向对方立场的。这支持了他们所提出的“敌意媒体效应”。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这些新闻片断普遍是偏向以色列的，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则认为这些新闻片断普遍是偏向阿拉伯的，中立学生的看法介于二者之间。另外，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这些新闻节目本应该责备其他国家却责备了阿拉伯：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则认为这些新闻节目本应该责备其他国家却责备了以色列。和达特茅斯一普林斯顿事件的研究一样，瓦伦、罗斯和莱珀的研究也发现，双方的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看法上的差异，也存在知觉上的差异。例如，就新闻报道中对以色列的评价来说，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与支持阿拉伯学生所察觉到的对以色列有利和不利评价的次数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针对以色列的评价中，有42%是有利的，只有26%是不利的。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却认为，针对以色列的评价中，有57%是不利的，只有16%是有利的。另外，支持以色列的学生认为，大部分的中立者在观看这些新闻片断后会对以色列持有更负面的态度，而支持阿拉伯学生则不这么认为。瓦伦、罗斯和莱珀的结论是，每一党派的人都会认为，媒体就某一颇有争议的报道是不公平的，且偏向他们所支持立场的对立面。他们认为，相似的知觉性偏差也存在于类似调解、仲裁或者其他情况中。在这些情况中，双方都十分忠于自己所处的立场。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在第2章我们将会看到，当人们对某一特定原因或者某一特定过程做出承诺时，他们的知觉就会发生改变，从而与自己的这种承诺保持一致。结论知觉的本质就是具有选择性。即便只是识别一张扑克牌一一或是酒醉的感觉一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因素。因此，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或判断之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已一些关键的问题：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驱使？我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我是否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预期和动机的人交换过意见？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决策者可以发现许多能够引起知觉偏差的认知和动机因素
第2章认知不协调在开展有关选择性知觉的实验之后不久，费斯汀格（LeonFestinger）于1957年提出了“认知不协调”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不协调理论的实验进行了许多次，其中许多是心理学领域非常有名和有趣的实验。下面内森·奥苏贝尔（NathanAusubel）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认知不协调理论，了解这种认知不协调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和判断的（1948；Deci，1975，Pp157-158)。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一个寓言有一个犹太裁缝勇敢地在一个反犹太街区开了一家裁缝店。为了把他赶出这个街区，每天都有一群年轻人跑到他的店门口向他大吼：“犹太人！犹太人！"失眠了几个晚上以后，裁缝想出了一个办法。那群人再来他店门口时，他宣布，任何称他为“犹太人”的人都将得到一毛钱。得到激励后，第二天这群人更加高兴地跑来大叫：“犹太人！犹太人！”裁缝微笑着给了每个人五分硬币（他解释说今天只能付这么多）。这群年轻人还是很满意地离开了，毕竟五分钱也是钱。接下来的几天，犹太裁缝就只给那群年轻人每人一分钱，并再次解释他付不起更多的钱。当然了，一分钱不再那么有激励作用，一些年轻人开始向裁缝抗议。裁缝再次申明，他不可能付更多的钱，这些年轻人要么拿一分钱要么就离开。于是，这群年轻人决定离开，临走前还冲着裁缝大叫：“你只出一分钱，还想让我们叫你犹太人，真是疯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为什么这群年轻人会“免费”骚扰裁缝，而当裁缝付给他们一分钱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这样做了？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往往想要减少或者避免心理上的不一致。当裁缝宣布他很乐意被称做犹太人并表示愿意为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