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一一紧体字版自序笔者也有一定的责任。值此付梓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此书出版以及在编印过程中予以各方面协助的前辈、同行与朋友致以衷心的谢优。特别应该感谢为此书穿针引线的陈世敏教授和负责烦杂编务的正中书局编审部的胡慧馨小姐，以及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的新加坡著名诗人、第一书法家潘受老先生。卓南生1997年深秋于日本京都
日文版原序珍贵的研究成果平井隆太邸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在中国，类似于报纸的资讯传媒与其文化一样历史悠久。代的王安石曾评《春秋》为“断烂朝报”，于是一部分历史学家就此认为，周代编年史书《春秋》是中国报纸的起源。“朝服”是中国宋代发行的一种报纸，相当于唐代的“邸报“。其实，针对这部被公认为古典权威的《春秋》，王安石当时只不过是贬之为有如代“朝报“那样零散，没有史书价值可言而已，并非认为《春秋》就是类似于“朝报“的新闻媒体。一般认为，中国的报纸起源于唐代的“邸报”，它和罗马时代的《罗马公报》一样，流传于民间。“邸报”又称“杂报”、“朝报”、“塘报”等，其传统风格被后来清朝的《京报》所继承。本书作者卓南生把“邸报一一京报称为中国的“古代报纸”，把欧美人士以东南亚及中国沿海港口为据点，定期出版的华文资讯传媒，称作“近代型中文报纸”。换句话说，作者是将后者划入欧洲近代出现的所谓“报纸“的系统与范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曾进口许多介绍欧美报业情况的专著。与此同时，日本人撰写的有关研究著作也不少。不过，或许是由于中国报业不受重视的缘故，迄今为止，较为人所知的，只有1943年出版的《支那新闻学史》（原书为戈公振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这几乎是唯一介结中国报业发展史的专著。对于作者在著作中提及的“古代报纸”即《京报》一类的刊物，即使是在江户时代，也就是日本在文化上一边倒向中国的时代，或者更早的年代，日本方面的有关知识也是十分贫乏的。在宝历十三年（1763年）出版的青木昆阳的《昆阳漫录》中，在涉及“邸报”时，也和戈公振一样，引用了宋史的曹补传，而没有联想到“报纸“这个概念。对于清代的《京报》，驻于长崎的中文通译应该是知道的，但一般知识分子却未必会知晓。当时有关中国的讯息是通过贸易船定期得到的。在贸易船长向
珍责的研究成果一一日文版原序长崎地方政府报告后，有关讯息即被传抄而流传全国。其中相信也包括来自《京报》的讯息，但这一切只是根据船长所述，并没有注明出处。这·点与著名的《阿兰陀风说书》（即《荷兰传闻书》是一样的。幕府未期的安政年间，取代原来的阿兰陀风说书》呈献给幕府当局的是，荷兰东印度总督府在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发行的机关报《爪哇新闻报》（JavascheCourant）。此后，日本国内有关欧美报纸的知识迅速得到普及。也在同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报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书的研究对象，即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版的华文报纸，就是在此时期传人日本的。日本文久年间（1861~1863年）出版的一批所谓官版翻印报纸，如官板中外新报》、《官板六合从谈》、《官版香港新闻》、《官板中外杂志》等。另外，还有一些并非官版的报纸，如《遐迩贯珍》、《香港新闻纸》等也为人所知。《香港新闻》和《香港新闻纸》的原件是《香港船头货价纸》，其他各报则使用原来的报名。这些官版报纸注有日文句号和训读的符号，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一定需要，因为实际上在官版酬印以前，抄写自原件的写本已经有所流传。在喜多村信节的《听来的事》一文中，曾根据长崎地方政府的报告，记录了嘉永六年（1853年）的天德王之乱事件（太平天国事件），原文如下：“清山香港风说书邀迩贯珍书日、上海火轮邮船来信、非路兵信云云、九月初四日至，曾见到业城伤兵三人、而长发党众死者五六百人、逃逸者二千人等等。“可见，早在文久年间官版翻印报纸出现的七年以前，《邀迩贯珍》等华文报纸就已为日本知识分子所熟悉。日本的嘉永六年是中国清朝道光三十年，也正是《邀迩贯珍》创刊之年。此外，万延元年（1860年）名村五郎八在他的《亚行日记》（“亚"系指亚墨利加”，即美国）（收录于《万延使节随行记二》）中记载：“市中西边有书院，叫英华书院。书铺设有唐文书。香港船头货价纸一份十分钱可买到。这就是每日发行的活字印刷汉文报纸”，“到汉英书林英华堂一趟，在英华堂买到退迩贯珍、六合丛谈等书”....·再如，在题为《花吹雪隅手尘》这一有关幕府末期的记录（《近代风俗见闻集第四部》）中，这样写道：“文久三年（1863年）、闫三月六日，在一个叫爪哇的地方读卖、欧洲一带香港发行报纸。“此文有词不达意之处，因为它是经过许多人辗转抄写的消息。内容是关于万延元年（1860年）的大老伊井扫部头的暗杀事件：“万延庚申、兹闻在日本国京城、有十七人行、刺其国主。查此十七人、乃系美督公子之从人、此美督公子不愿外国人在日本国贸易、因上年日本国主、与外国立和约、准各国、船进日本、各港贸易、是以美督公子有谋反之意、买（?）人谋刺国主、幸得其国主护身兵勇、保驾救脱国主、口被折伤、日本京城总督照会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各外国公大臣、各宜谨慎防虞。“（国主系指伊井大老，美督公子则指水户齐照公）上述消息是事件发生后三年才报道的，它之所以在海外引起反响，大概是由于其趣味性。从登载的时间看，应该是刊于《香港船头货价纸》。由此可见，在幕府末期，日本对当时来自中国的华文报纸及通过荷兰传入的海外讯息是同等重视的。但在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的文化气息迅速地一边倒向欧美，各方对有关华文报纸原件的研究陷入了近乎于零的状态。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关心淡薄，另一方面也与报纸原件之不易觅得，以及阅读理解能力迅速下降有关。卓南生君经过多年心血写成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首次填补了日本在这研究领域之空白并发出光芒。实际上，在国际学术界里，对本书所涉及的中国报业史有关时期的研究或论署，甚至比本还更为贫乏。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本书具有极其重大意义，毫不过分。在本书中，作者详细阐明了中国近代报纸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跨越年代从1815年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发刊开始，至1874年香港的华文日报《循环日报》创刊为止。作者指出，以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首的，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城市出现的早期报纸，最初是基督教以传教为宗旨的宗教月刊，后来，则把重点遂步转向对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教育。这些刊物是以西方立场为出发点的，它们逐步发展而日趋接近于近代报纸，其代表是香港的《退迩贯珍》。《邀迩贯珍》也是作者1972年提出的硕士论文的中心题日，作者对它尤有详细的论述。如前所述，在嘉永六年（1853年），《邀迩贯珍》已为日本人所知，它恐怕是最早传人日本的一份华文报纸。因此，作者的有关论证在日本将会引起关注。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对最早的华文日报《香港船头货价纸》的考究，是有其创见的。在日本，该报是以《香港新闻》的报名而为人所知，它曾经成为当时翻印与手抄的对象。该报创刊于1857年，往1860年代前期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万延元年九月，名村五郎八在香港买到的是易名前的《香港船头货价纸》。据作者说：“香港船头货价纸（小型版）一一香港中外新报（大版）是最早采用两面印刷的近代报纸，并且成为后来报纸的模式。”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这家报纸是代表英国利益的，具有殖民地报章的特性。相对上，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较能反映中国人立场的报章，是1871年在香港创刊的《中外新闻七日报》，该报于第二年易名为《香港华字日报》。原因是，这家报纸虽然是由英国人所办，却聘请中国人（陈廷）主持编务工作。最后，作者把重点放在1874年在香港创刊的《循环日报》上，并对该报进行
13珍贵的研究成果一日文版原序详细的分析，从而证实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站在中国人立场，由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本书的成功在于作者全面地考察了19世纪初期出现的“近代”华文报纸的整个发展过程，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清晰的鸟瞰图。最后，想附带指出的是，早期华文报纸始自殖民地报纸的这一特征，在很多方面与幕府未期外国人在日本发行报纸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本著作的研究成果对于日本近代新闻史的研究也毫无疑问地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作者卓南生君作出的上述贡献，令人深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