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于表达人们生活中的形意关系,因而更加时宜于形象思维。所以,在中国语言一文化一生活 形式综合体中的书法这门高深的艺术,在有着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一文化一生活形式综合体 中则是不可能出现的。图象文字和拼音文字在人们思维及其形式和机制中的这些深层区别, 自然会反映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上。譬如,即使进行最直观的观察或者稍加思考,我们立即会 认识到,有着图象文字的中国人更注重形意和文化的“内功”,这包括在人事关系中靠非正 式的礼俗关系来处理和“周旋”;而有着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更张扬地注重外表,注重人际间 的抽象关系和规则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在最深的层面上显露出了西方主要工业社会在近现代 型构和扩展出一种法治国而中国和东亚诸社会却未能在近代自发地生发出法理化的市场经 济秩序的文化和语言“基因”(即英国当代著名生物学家 Richard Dawkins所言的“meme”, 即“拟子”,参韦森(2003)《文化与制序》第4章)。 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 Leonard R Palmer)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指出:“(汉语的) 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这就意味着书面语言是独立于口 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的。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学了四千个左右的视觉符号(据说足够日常应 用了)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即展现再他的面前了”(转引自申小龙,1999,页14)。从 帕默尔这一见解中,我们也许能进一步推想出,直到晚清和民国之前,作为一种图象文字的 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更能从其直接存在的形意上内蕴、保存和承传更加久远的中国文化 传统,因而更可能含有维系传统文化的内在张力。当然,我们这里仅就古汉语和繁体字而言 的。在1958年以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全面推行之后,尤其是伴随白话文的全面普及,中文的 书面语显然更进一步抽象符号化了(或言一些汉字更远离原来对象的外征的“象符”而更加 变得是一种纯粹形声化的“意符”),随之,简体字、白话文与繁体字和文言文相比所潜涵的 保持传统文化的张力是否更“弱”一些或者说更“稀薄”一些?另外,由于近代以来现代汉 语的语法和词义、词汇许多就受欧洲语言和语法的影响,这无疑使现代汉语与传统中国文化 的距离显然要比文言文和繁体字要间接一些,或言“远”一些。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 1989年就曾惊呼:“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已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脉”。①这是否或 多或少也与使用白话文和简体字有关?现在,从语言、文化与生活形式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 用的研究视角来看,即使我们接受杜维明教授的这一判断的话,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成为当 代中国文化精神主脉这一社会事实主要是发生在现代汉语的沿革和变迁层面上的,或者至少 Φ杜维明(1997,页57-58)教授曾深刻地指出:“事实上,西方价值现代文明的价值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 我们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的—引者加)的传统。而在我们这个新的文化传统的氛围里面,要想了解 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困难,我常常说一种‘遥远的回响’,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到它的菁华,因为日常 的价值标准全是西方的。……所以西方文明已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跟传统文化已有很大断裂
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 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112 于表达人们生活中的形意关系，因而更加时宜于形象思维。所以，在中国语言－文化－生活 形式综合体中的书法这门高深的艺术，在有着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文化－生活形式综合体 中则是不可能出现的。图象文字和拼音文字在人们思维及其形式和机制中的这些深层区别， 自然会反映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上。譬如，即使进行最直观的观察或者稍加思考，我们立即会 认识到，有着图象文字的中国人更注重形意和文化的“内功”，这包括在人事关系中靠非正 式的礼俗关系来处理和“周旋”；而有着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更张扬地注重外表，注重人际间 的抽象关系和规则约束。这不能不说是在最深的层面上显露出了西方主要工业社会在近现代 型构和扩展出一种法治国而中国和东亚诸社会却未能在近代自发地生发出法理化的市场经 济秩序的文化和语言“基因”（即英国当代著名生物学家 Richard Dawkins 所言的“meme”， 即“拟子”，参韦森（2003）《文化与制序》第 4 章）。 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Leonard R Palmer）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指出：“（汉语的） 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这就意味着书面语言是独立于口 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的。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学了四千个左右的视觉符号（据说足够日常应 用了）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即展现再他的面前了”（转引自申小龙，1999，页 14）。从 帕默尔这一见解中，我们也许能进一步推想出，直到晚清和民国之前，作为一种图象文字的 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更能从其直接存在的形意上内蕴、保存和承传更加久远的中国文化 传统，因而更可能含有维系传统文化的内在张力。当然，我们这里仅就古汉语和繁体字而言 的。在 1958 年以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全面推行之后，尤其是伴随白话文的全面普及，中文的 书面语显然更进一步抽象符号化了（或言一些汉字更远离原来对象的外征的“象符”而更加 变得是一种纯粹形声化的“意符”），随之，简体字、白话文与繁体字和文言文相比所潜涵的 保持传统文化的张力是否更“弱”一些或者说更“稀薄”一些？另外，由于近代以来现代汉 语的语法和词义、词汇许多就受欧洲语言和语法的影响，这无疑使现代汉语与传统中国文化 的距离显然要比文言文和繁体字要间接一些，或言“远”一些。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 1989 年就曾惊呼：“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已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脉”。① 这是否或 多或少也与使用白话文和简体字有关？现在，从语言、文化与生活形式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 用的研究视角来看，即使我们接受杜维明教授的这一判断的话，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成为当 代中国文化精神主脉这一社会事实主要是发生在现代汉语的沿革和变迁层面上的，或者至少 ① 杜维明（1997，页 57-58）教授曾深刻地指出：“事实上，西方价值现代文明的价值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 我们的价值，成为我们（今天的——引者加）的传统。而在我们这个新的文化传统的氛围里面，要想了解 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困难，我常常说一种‘遥远的回响’，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到它的菁华，因为日常 的价值标准全是西方的。……所以西方文明已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跟传统文化已有很大断裂
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和演变密切相关。正如下面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这里面不光有对均质欧 洲语中的词汇的翻译、引进所必然携带的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一些文化拟子或拟子簇的传入和 播化,而且正如下面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自《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 也对现代汉语语法根基层面的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单从发音这一维度比较一下各国英语(如英国英语,爱尔兰英语,美国英语,澳 洲英语,南非英语,印度英语,巴基斯坦英语)之间的差别与使用同一汉字系统的中国大陆 内地方言之间的差别,我们也会发现,各国英语发音之间的差别,要远比中国内部各地方言 发音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这显然与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而汉语是一种图象文字有关。然而, 由于在一个诺大的中国,不管各地流行什么方言,但由于中国汉民族同一使用汉字,在汉民 族之间有着甚强的内在文化凝聚力和传统维系的“强韧性”,尽管目前还我们不能梳理出其 内在的因果关系,但至少我们可以猜测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经历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入 侵和朝代更替之后能一直维持下来,汉语文字在其中肯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 点曾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和其他西方学者所注意到。 譬如,在与赖肖尔( Edwin o. Reischauer)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费正清和赖肖 尔( Fairbank& Reischauer,1979,页26-27)就非常恰当地指出,汉字的一大优点就是它容 易克服方言的差异或其它更大的语言障碍。他们曾推测,如果中国使用拼音文字,或许说不 同方言的中国人早就会分裂成为不同的民族了,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 人一样。由此,费正清和赖肖尔( Fairbank& Reischauer,1979,页27)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族国,这一点至少有应从其文字中找到部分原因。”不但汉字在 数千年来维护中华族国的统一和文化精神的一致性上有着重要的一一或言起着根基层面 作用,费正清和赖肖尔甚至还认为,东亚文明之所以形成一个较大的统一体,在很大程 度上也有赖于汉字。因为,照他们看来,在现代之前,对汉字的热爱和尊重,使得东亚不同 国家之间有着牢固的联系。譬如,直到一个世纪前,朝鲜和越南的大多数著作,以及日本 许多著作,还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而不是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写成的。根据这一点,费正 清和赖肖尔认为,“如果中国使用拼音文字,那么东亚在世界文明中肯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 独特的整体”。 许多西方学者均存在这样一个困惑:汉文化区域内并不存在一个超越的上帝为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它 所表现出来的内聚力却并不比任何一个文化区域弱,甚至更强,原因到底在那里?赵虹(1991:134)发现, 其重要原因在于汉文化区域有一个共同的文字基础—一汉字。赵虹甚至认为,“在多佛多神的汉文化中,汉 字之于华夏民族,犹如一个无形的上帝,众佛之祖”。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洞识
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 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113 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和演变密切相关。正如下面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这里面不光有对均质欧 洲语中的词汇的翻译、引进所必然携带的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一些文化拟子或拟子簇的传入和 播化，而且正如下面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自《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 也对现代汉语语法根基层面的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单从发音这一维度比较一下各国英语（如英国英语，爱尔兰英语，美国英语，澳 洲英语，南非英语，印度英语，巴基斯坦英语）之间的差别与使用同一汉字系统的中国大陆 内地方言之间的差别，我们也会发现，各国英语发音之间的差别，要远比中国内部各地方言 发音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这显然与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而汉语是一种图象文字有关。然而， 由于在一个诺大的中国，不管各地流行什么方言，但由于中国汉民族同一使用汉字，在汉民 族之间有着甚强的内在文化凝聚力和传统维系的“强韧性”，尽管目前还我们不能梳理出其 内在的因果关系，但至少我们可以猜测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经历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入 侵和朝代更替之后能一直维持下来，汉语文字在其中肯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这 一点曾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其他西方学者所注意到。 譬如，在与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费正清和赖肖 尔（Fairbank & Reischauer, 1979，页 26－27）就非常恰当地指出，汉字的一大优点就是它容 易克服方言的差异或其它更大的语言障碍。他们曾推测，如果中国使用拼音文字，或许说不 同方言的中国人早就会分裂成为不同的民族了，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 人一样。由此，费正清和赖肖尔（Fairbank & Reischauer, 1979，页 27）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族国，这一点至少有应从其文字中找到部分原因。”不但汉字在 数千年来维护中华族国的统一和文化精神的一致性上有着重要的——或言起着根基层面的 ——作用，费正清和赖肖尔甚至还认为，东亚文明之所以形成一个较大的统一体，在很大程 度上也有赖于汉字。因为，照他们看来，在现代之前，对汉字的热爱和尊重，使得东亚不同 国家之间有着牢固的联系。譬如，直到一个世纪前，朝鲜和越南的大多数著作，以及日本的 许多著作，还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而不是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写成的。根据这一点，费正 清和赖肖尔认为，“如果中国使用拼音文字，那么东亚在世界文明中肯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 独特的整体”。 ① 许多西方学者均存在这样一个困惑：汉文化区域内并不存在一个超越的上帝为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但它 所表现出来的内聚力却并不比任何一个文化区域弱，甚至更强，原因到底在那里？赵虹（1991：134）发现， 其重要原因在于汉文化区域有一个共同的文字基础——汉字。赵虹甚至认为，“在多佛多神的汉文化中，汉 字之于华夏民族，犹如一个无形的上帝，众佛之祖”。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洞识
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5.3从汉字构形特征到汉语的人文精神再到传统中国社会的 总体制序特征 除国外一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如洪堡特、索绪尔等)外,近些年来,国内语言学界的 许多论者也探讨过汉字的起源、构型特征与中国人的思维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如申小龙, 1990,1995,1999:王作新,1999:赵虹,1991:潘文国,2002:王显春,2002,祁洞之, 2002)。在这些探索中,申小龙教授在一个较广阔的文化语言学的知识背景中对此做了大量 探索。譬如,在1994年发表于《学术月刊》第1期上的一篇题为“汉字构型的主体思维及 其人文精神”一文中,申小龙(1999,页201)就指出:“语言是以特定民族形式来表达思 想的交际工具,而同时,语言形式本身又是思维过程的一部分。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 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模铸’才能形成和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因而, 语言形式和思维形式、思维方式都有密切联系的联系。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必然深刻影 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反之亦然。①而在语言的各种形式表现中,文字的结构,尤其是表 意文字的结构,最直观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根据这一点,申小龙认为,由于汉 语是一种方块表意文字。无论是从汉字的结构方式,还是从汉字的表意方式来看,它都充满 了汉民族辨证思维的特点。申小龙进一步指出,尽管古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即许慎所言 的“画成其物”,但从许多古汉字中可以识出,“象形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为了克服‘画成 其物’的局限,早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 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造字者对事象 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申小龙,1999,页203)。 要理解汉字与使用汉字的汉人的思维结构以及与传统中国文化以及汉族人生活形式之 间的潜隐关系,我们必须把中国文化的形成史以及中国社会的制度型构史与汉字的形成与演 变史放在一起来思考。根据钱存训(2004,页22)先生的考证,现在所知的甲骨文单字已 愈5000,其中仅1500字可解。钱存训先生还发现,周代金文所留下来的字汇,不会超过三 四千。尽管在各地发现的甲骨文已有数千字,但在中国的远古社会中,这些地方和族国的文 这里的问题是,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语言?还是因为既定和承传下来的语言,型塑 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显然又回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人“遵守规则的悖论”以及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之 间的关系上去了。但整体看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尽管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在一个民族长期文化和社会变 迁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变的
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 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114 5．3 从汉字构形特征到汉语的人文精神再到传统中国社会的 总体制序特征 除国外一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如洪堡特、索绪尔等）外，近些年来，国内语言学界的 许多论者也探讨过汉字的起源、构型特征与中国人的思维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如申小龙， 1990，1995，1999；王作新，1999；赵虹，1991；潘文国，2002；王显春，2002，祁洞之， 2002）。在这些探索中，申小龙教授在一个较广阔的文化语言学的知识背景中对此做了大量 探索。譬如，在 1994 年发表于《学术月刊》第 11 期上的一篇题为“汉字构型的主体思维及 其人文精神”一文中，申小龙（1999，页 201）就指出：“语言是以特定民族形式来表达思 想的交际工具，而同时，语言形式本身又是思维过程的一部分。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 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模铸’才能形成和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因而， 语言形式和思维形式、思维方式都有密切联系的联系。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必然深刻影 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反之亦然。① 而在语言的各种形式表现中，文字的结构，尤其是表 意文字的结构，最直观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根据这一点，申小龙认为，由于汉 语是一种方块表意文字。无论是从汉字的结构方式，还是从汉字的表意方式来看，它都充满 了汉民族辨证思维的特点。申小龙进一步指出，尽管古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即许慎所言 的“画成其物”，但从许多古汉字中可以识出，“象形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为了克服‘画成 其物’的局限，早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 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造字者对事象 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申小龙，1999，页 203）。 要理解汉字与使用汉字的汉人的思维结构以及与传统中国文化以及汉族人生活形式之 间的潜隐关系，我们必须把中国文化的形成史以及中国社会的制度型构史与汉字的形成与演 变史放在一起来思考。根据钱存训（2004，页 22）先生的考证，现在所知的甲骨文单字已 愈 5000，其中仅 1500 字可解。钱存训先生还发现，周代金文所留下来的字汇，不会超过三 四千。尽管在各地发现的甲骨文已有数千字，但在中国的远古社会中，这些地方和族国的文 ① 这里的问题是，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语言？还是因为既定和承传下来的语言，型塑 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显然又回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人“遵守规则的悖论”以及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之 间的关系上去了。但整体看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尽管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在一个民族长期文化和社会变 迁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变的
韦森,《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字很显然还只是在很小的地方为很少的人中传播和认识。汉语考古学界一般同意,只是到了 春秋战国时期,汉文字语言才真正发达起来和普遍化起来。与汉字系统的孳生和形成过程相 伴,许多古汉语学者和中国文化研究者也认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初步形成于周秦之 际。对于与汉字系统生成和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成型这两个同构在一起的历史过程,赵虹 (1991,页136)曾总结道:“它是一个以阴阳交感、五行周复为基本思维框架,天人合一 又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秩序动态平衡图式。…汉文化长于整合的传统,表现为中庸和谐的处 世原则,直觉证悟的思维方式,‘穷达’晏如的人生态度等等。把这些特点作为参照系,不 难发现在汉字构体上的人本观念及其造型规律与之有着天然的同构模式。汉先民的社会心态 构成了汉字的特色,而这特色又参与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建构一一这是个涵孕着众多内容的关 系网。”基于“文字本身即狭义的文化”对这一认识,赵虹(1991,页136,143)进一步认 为,“汉字是活的社会化石”。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汉字本身即是中华汉民族文化、汉民 族精神,以及中国先民社会历史中生活形式的“凝化”和“结晶”。① 正是因为汉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与汉字的形成到固定化过程是大致在同一个历史 时期生成的,浸淫着浓郁的人文精神的传统中国文化首先也在汉字的型构充分地映照出来, 甚至有的学者把传统中国文化的浓郁的人文精神与汉字的构型特征联系起来。譬如,在“汉 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一文中,申小龙(199,页225)曾指出,汉字构形的浓 郁的人文精神,不仅表现在汉字构形所描绘的上古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风景,亦表现在其所 体现的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上。而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是主体思维方式。这种 主体思维方式不是把外在对象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而是从思维主体的内在意识出发,按照 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孟子·尽心上》中所言的“万物皆备于我” 和《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均集中反映了这一点。申小龙 认为,这种建立在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在观察和理解自然现 象的具体运作中,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视自然具有人的特点。这种“主 体投射”在汉字的构形上从分反射出来。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序”中的以下 大段话中充分反映出来:“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 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 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 ①近些年提出过“汉字起易(经)说”的萧启宏(199,页5-6)先生也指出:“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 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中国]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他还认为, 不管社会怎么变,汉字的模块没有变,它本身的信息内涵没有变”。从他推出的《汉字启示录》系列(包 括《汉字启示录》、《从人字说起》和《信仰字中寻》)的理论梳理和对汉语文字起源的考据中,我们也能处 处解读出汉字与中华文化和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形式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与交融
韦森 ，《比较制度分析》讲义，第五讲 从语言特征看西方法理社会和中国礼俗社会 115 字很显然还只是在很小的地方为很少的人中传播和认识。汉语考古学界一般同意，只是到了 春秋战国时期，汉文字语言才真正发达起来和普遍化起来。与汉字系统的孳生和形成过程相 伴，许多古汉语学者和中国文化研究者也认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初步形成于周秦之 际。对于与汉字系统生成和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成型这两个同构在一起的历史过程，赵虹 （1991，页 136）曾总结道：“它是一个以阴阳交感、五行周复为基本思维框架，天人合一 又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秩序动态平衡图式。……汉文化长于整合的传统，表现为中庸和谐的处 世原则，直觉证悟的思维方式，‘穷达’晏如的人生态度等等。把这些特点作为参照系，不 难发现在汉字构体上的人本观念及其造型规律与之有着天然的同构模式。汉先民的社会心态 构成了汉字的特色，而这特色又参与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建构——这是个涵孕着众多内容的关 系网。”基于“文字本身即狭义的文化”对这一认识，赵虹（1991，页 136，143）进一步认 为，“汉字是活的社会化石”。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汉字本身即是中华汉民族文化、汉民 族精神，以及中国先民社会历史中生活形式的“凝化”和“结晶”。① 正是因为汉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与汉字的形成到固定化过程是大致在同一个历史 时期生成的，浸淫着浓郁的人文精神的传统中国文化首先也在汉字的型构充分地映照出来， 甚至有的学者把传统中国文化的浓郁的人文精神与汉字的构型特征联系起来。譬如，在“汉 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一文中，申小龙（1999，页 225）曾指出，汉字构形的浓 郁的人文精神，不仅表现在汉字构形所描绘的上古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风景，亦表现在其所 体现的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上。而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是主体思维方式。这种 主体思维方式不是把外在对象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而是从思维主体的内在意识出发，按照 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孟子·尽心上》中所言的“万物皆备于我” 和《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均集中反映了这一点。申小龙 认为，这种建立在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在观察和理解自然现 象的具体运作中，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视自然具有人的特点。这种“主 体投射”在汉字的构形上从分反射出来。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序”中的以下 一大段话中充分反映出来：“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 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 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 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 ① 近些年提出过“汉字起易（经）说”的萧启宏（1999，页 5－6）先生也指出：“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 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中国]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他还认为， “不管社会怎么变，汉字的模块没有变，它本身的信息内涵没有变”。从他推出的《汉字启示录》系列（包 括《汉字启示录》、《从人字说起》和《信仰字中寻》）的理论梳理和对汉语文字起源的考据中，我们也能处 处解读出汉字与中华文化和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形式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