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尺子“量”创新 杨健 今年三月,中科院确立并实施三大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一科技创新跨越发展战略、科 技创新人才战略和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科院一九九八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 又一重大战略举措。五年多来,在中科院发生的科研、观念、制度等多层面的变革引起了国 内外的广泛关注 科技创新从重“量”走向重“质”,要有“敢为天下先”的世界眼光 一位年轻数学家到杨乐院士所在的中科院系统与数学研究院做客座研究,临走前,小伙 子说,“杨先生很好,这些年从来没有逼着我写一篇论文,这是要承受压力的。我得做点什么 表达我的敬意。”他一口气发表了3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令同行大为折服。可杨乐听到这事, 却惋惜地直摇头:“哎呀,你急什么!沉住气再做几年,写出的论文肯定比现在更好,更具世 界级水准。” 杨乐的回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实施知识创新工程5年来,中科院的科研评价标准从重 “量”走向重“质”的变化趋势。中科院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设立起国际先进水平的 “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但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在科技竞争能力方面的排 位,落后于进出口贸易名次,也落后于国民经济总产值名次。”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他的同事 们时常有一种紧迫感。他在很多场合都会算算这笔账,激励科技人员“敢为天下先”,从习惯 于跟踪与模仿转向立足于自主创新,敢于开展高风险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研究,敢于开拓 新的领域和方向 最近5年时间里,中科院进行了建院50年来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科布局和组 织结枃调整,将科学硏究的能量汇聚在国际科技发展最前沿。到目前为止,这一调整已初显 成效。水稻基因测序及其后续研究确立了我国在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成年体细胞克隆牛群体的培育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世界一流的体细胞克隆技术,纳 米材料和纳米器件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使我国在世界纳米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更多成果 则要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间段里才能逐渐显现 “在今天的科学院,没有奋勇争先的意识、没有甘坐冷板凳精神的人,很难心安理得地 呆下去。”中科院化学所所长王梅祥这样说道 观念创新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为“扩胸收腹 树立国家目标与学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在科学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发现、轻发明,重成果、轻转化,重硏究、轻管理 的文化积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对此并不讳言,“创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 是要转变过去那种发表论文、成果获奖、晋升职称的价值导向,引导大家树立国家目标与学 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观念转变的过程是艰难的。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要按照投入产出来衡量其
三把尺子“量”创新 杨 健 今年三月，中科院确立并实施三大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跨越发展战略、科 技创新人才战略和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科院一九九八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 又一重大战略举措。五年多来，在中科院发生的科研、观念、制度等多层面的变革引起了国 内外的广泛关注 科技创新 从重“量”走向重“质”，要有“敢为天下先”的世界眼光 一位年轻数学家到杨乐院士所在的中科院系统与数学研究院做客座研究，临走前，小伙 子说，“杨先生很好，这些年从来没有逼着我写一篇论文，这是要承受压力的。我得做点什么 表达我的敬意。”他一口气发表了 3 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令同行大为折服。可杨乐听到这事， 却惋惜地直摇头：“哎呀，你急什么！沉住气再做几年，写出的论文肯定比现在更好，更具世 界级水准。” 杨乐的回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5 年来，中科院的科研评价标准从重 “量”走向重“质”的变化趋势。中科院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设立起国际先进水平的 标杆。 “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但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在科技竞争能力方面的排 位，落后于进出口贸易名次，也落后于国民经济总产值名次。”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他的同事 们时常有一种紧迫感。他在很多场合都会算算这笔账，激励科技人员“敢为天下先”，从习惯 于跟踪与模仿转向立足于自主创新，敢于开展高风险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研究，敢于开拓 新的领域和方向。 最近 5 年时间里，中科院进行了建院 50 年来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科布局和组 织结构调整，将科学研究的能量汇聚在国际科技发展最前沿。到目前为止，这一调整已初显 成效。水稻基因测序及其后续研究确立了我国在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成年体细胞克隆牛群体的培育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世界一流的体细胞克隆技术，纳 米材料和纳米器件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使我国在世界纳米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更多成果 则要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间段里才能逐渐显现。 “在今天的科学院，没有奋勇争先的意识、没有甘坐冷板凳精神的人，很难心安理得地 呆下去。”中科院化学所所长王梅祥这样说道。 观念创新 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为“扩胸收腹”， 树立国家目标与学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在科学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发现、轻发明，重成果、轻转化，重研究、轻管理 的文化积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对此并不讳言，“创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 是要转变过去那种发表论文、成果获奖、晋升职称的价值导向，引导大家树立国家目标与学 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观念转变的过程是艰难的。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要按照投入产出来衡量其
效益和效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具有其文化属性,遵循着与物质生产不同的客观规律,不 能像生产队计工分那样来要求科学家。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只有改革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 调整政策导向,加强分类管理。 中科院秘书长施尔畏说,在新的战略框架设计中,探索性基础硏究主要应该选择有重大 科学意义且一旦突破可能带来重要应用价值的方向,强调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原始性创新: 而高技术创新与集成和定向性基础研究,一定要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解决行业发展的关 键共性技术问题为导向,目标明确,只争朝夕。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反思,计算所原来是自己会什么就接着做什么,很少顾及国家 和市场的需求,结果不少项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达不到国际前沿水平又难以为企业接 受。“现在我们提倡‘扩胸收腹’,‘扩胸’就是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收腹’就是要舍得放弃 些不太重要的方向。” 近年来,中科院开展了一大批高技术创新项目,如“龙芯”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机器 人作业技术和工程应用、载人飞船材料和器件硏制等。这些高技术创新项目在信息、材料、 能源等领域占据了技术制高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制度创新让“前无古人”的创新“后有来者”, 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 11年前,留美博士韩兴国来到中科院植物所时,六七个人挤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 个月工资200多元,很多博士硕士都在复习英语出国。“说实话,下车之后,脚是落了地,心 里却更没底了。”忆起当年,韩兴国至今还感到一丝苦涩。 比起韩兴国,1999年3月回国的江雷博士就幸运多了。进行完20分钟的面谈,当天所 领导就拍板要人了。第二天,房子、职称和配套经费就统统解决了。“除了工作,我几乎不用 操别的心,这是乘了知识创新工程的东风。”江雷说。在中科院,像江雷一样的研究人员不少 王毅琳研究员1997年出国,去年2月回化学所工作。对比今昔,他说有三大变化:“课题新 了,经费支持力度大了,工作压力也大了。”王东研究员说:“压力不在出文章的数量,而在 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他认识的一位日本有机化学家跟他做同一项研究,就是因为比他稍晚了 半拍,现在只好在低一档的期刊上发论文,而且不得不引用王东的文章。 制度是持续创新的保障。中科院在人事聘用、工资分配、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和干部任 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大气物理所,行政秘书承担起 所有后勤事务;在自动化所,电子所务公开透明,将“民主治所”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数学院,国际同行评议制度已经坚持了3年;在神经所,外籍所长在决定研究方向、选聘 人才等方面高度自主,对研究组组长实行严格的淘汰制…… 我们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已是植物 所所长的韩兴国说,“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件事:让这项历史赋予我们的宏伟事业后继有人, 往开来。” 单位:人民日报社 刊登:《人民日报》2004年4月7日
效益和效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具有其文化属性，遵循着与物质生产不同的客观规律，不 能像生产队计工分那样来要求科学家。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只有改革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 调整政策导向，加强分类管理。 中科院秘书长施尔畏说，在新的战略框架设计中，探索性基础研究主要应该选择有重大 科学意义且一旦突破可能带来重要应用价值的方向，强调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原始性创新； 而高技术创新与集成和定向性基础研究，一定要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解决行业发展的关 键共性技术问题为导向，目标明确，只争朝夕。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反思，计算所原来是自己会什么就接着做什么，很少顾及国家 和市场的需求，结果不少项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达不到国际前沿水平又难以为企业接 受。“现在我们提倡‘扩胸收腹’，‘扩胸’就是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收腹’就是要舍得放弃 一些不太重要的方向。” 近年来，中科院开展了一大批高技术创新项目，如“龙芯”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机器 人作业技术和工程应用、载人飞船材料和器件研制等。这些高技术创新项目在信息、材料、 能源等领域占据了技术制高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制度创新 让“前无古人”的创新“后有来者”， 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 11 年前，留美博士韩兴国来到中科院植物所时，六七个人挤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一 个月工资 200 多元，很多博士硕士都在复习英语出国。“说实话，下车之后，脚是落了地，心 里却更没底了。”忆起当年，韩兴国至今还感到一丝苦涩。 比起韩兴国，1999 年 3 月回国的江雷博士就幸运多了。进行完 20 分钟的面谈，当天所 领导就拍板要人了。第二天，房子、职称和配套经费就统统解决了。“除了工作，我几乎不用 操别的心，这是乘了知识创新工程的东风。”江雷说。在中科院，像江雷一样的研究人员不少。 王毅琳研究员 1997 年出国，去年 2 月回化学所工作。对比今昔，他说有三大变化：“课题新 了，经费支持力度大了，工作压力也大了。”王东研究员说：“压力不在出文章的数量，而在 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他认识的一位日本有机化学家跟他做同一项研究，就是因为比他稍晚了 半拍，现在只好在低一档的期刊上发论文，而且不得不引用王东的文章。 制度是持续创新的保障。中科院在人事聘用、工资分配、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和干部任 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大气物理所，行政秘书承担起 所有后勤事务；在自动化所，电子所务公开透明，将“民主治所”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数学院，国际同行评议制度已经坚持了 3 年；在神经所，外籍所长在决定研究方向、选聘 人才等方面高度自主，对研究组组长实行严格的淘汰制…… “我们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已是植物 所所长的韩兴国说，“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件事：让这项历史赋予我们的宏伟事业后继有人， 往开来。” 单位：人民日报社 刊登：《人民日报》2004 年 4 月 7 日
雅典娜的飞天故事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研制纪实 刘振坤 10月16日6时23分,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乘我国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在太空绕地球14圈后,成功返回祖国。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腾飞。 遨游太空的载人飞船是一个天地往返的运输系统,犹如一个小型的太空观测站、太空实 验室。人们在地面观测站看不到的东西,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纤毫毕现;人们在地面实验 室做不到的事,在这里可能只是举手之劳。在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的我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研 制过程中,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力军的全国50多个研究所,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管理和服务 人员,经过十年的创新拼搏,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关键技术攻关,精心设计,反复试验 研制出了135种、188件科学仪器和设备。这些仪器和设备解决了国家急需的空间对地观测 中的战略需求,开创了我国空间科学新领域;不但填补了国家空白,带动了相关领域科技的 发展,而且实现了我国空间科研水平的整体跃升,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它用铁的事 实向世界宣告:继俄、美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用自己的飞行器实现载人航天的大 国 翱翔太空的“神舟”飞船,凝聚着中国几代科学家的心血与智慧,是一个智慧女神雅典 娜的飞天故事 决策篇:欲上九天揽明月 中国是火药的祖先,也是火箭的故乡。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更是妇孺皆知、 耳熟能详。在明朝时我国还出现了万户飞天的壮举,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使他成为世界公认 的人类飞天第一人。当代,载人航天已经成为人类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各国 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世界科技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乐章。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没有 理由在太空缺席。 1958年春季的一天,阳光明媚,轻风拂柳,北京昔日的皇家园林—一颐和园里游人如织。 美丽的昆明湖面荡漾着一叶轻舟,上面坐着三位看似平常的游客,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党委书记杨刚毅。他们无暇欣赏那醉人的春色,却在船上 谋划出我国科技发展“上天、入地、下海”的大计。“上天”,就是搞人造卫星:入地就是开 发地下矿藏:下海,就是建立中国的海防和开发海洋资源。 消息不胫而走。特别是搞人造卫星,得到了科学家们的热烈响应。应用地球物理所所长 赵九章最积极,第一个拿出了我国人造卫星方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很支持科学家们的意见。 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将科学家们搞卫星的建议,带到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代 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把他那开天辟地的大手一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还幽默地说: “要抛就抛大的,鸡蛋大的我们不抛。”中央政治局拨2亿元巨款支持科学院搞人造卫星:并 决定卖掉300万两黄金,从西欧秘密引进尖端仪器设备。毛泽东深情地说:“只要生产发展,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要说300万两黄金,就是3000万两,我毛泽东也舍得,也愿意!”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动用国库黄金。 就在我国卫星研制开始不久的1959年,前苏联撤走专家,国家又遇到了三年经济困难
雅典娜的飞天故事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研制纪实 刘振坤 10 月 16 日 6 时 23 分，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乘我国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在太空绕地球 14 圈后，成功返回祖国。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腾飞。 遨游太空的载人飞船是一个天地往返的运输系统，犹如一个小型的太空观测站、太空实 验室。人们在地面观测站看不到的东西，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纤毫毕现；人们在地面实验 室做不到的事，在这里可能只是举手之劳。在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的我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研 制过程中，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力军的全国 50 多个研究所，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管理和服务 人员，经过十年的创新拼搏，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关键技术攻关，精心设计，反复试验， 研制出了 135 种、188 件科学仪器和设备。这些仪器和设备解决了国家急需的空间对地观测 中的战略需求，开创了我国空间科学新领域；不但填补了国家空白，带动了相关领域科技的 发展，而且实现了我国空间科研水平的整体跃升，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它用铁的事 实向世界宣告：继俄、美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用自己的飞行器实现载人航天的大 国。 翱翔太空的“神舟”飞船，凝聚着中国几代科学家的心血与智慧，是一个智慧女神雅典 娜的飞天故事。 决策篇：欲上九天揽明月 中国是火药的祖先，也是火箭的故乡。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更是妇孺皆知、 耳熟能详。在明朝时我国还出现了万户飞天的壮举，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使他成为世界公认 的人类飞天第一人。当代，载人航天已经成为人类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各国 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世界科技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乐章。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没有 理由在太空缺席。 1958 年春季的一天，阳光明媚，轻风拂柳，北京昔日的皇家园林——颐和园里游人如织。 美丽的昆明湖面荡漾着一叶轻舟，上面坐着三位看似平常的游客，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党委书记杨刚毅。他们无暇欣赏那醉人的春色，却在船上 谋划出我国科技发展“上天、入地、下海”的大计。“上天”，就是搞人造卫星；入地就是开 发地下矿藏；下海，就是建立中国的海防和开发海洋资源。 消息不胫而走。特别是搞人造卫星，得到了科学家们的热烈响应。应用地球物理所所长 赵九章最积极，第一个拿出了我国人造卫星方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很支持科学家们的意见。 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将科学家们搞卫星的建议，带到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代 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把他那开天辟地的大手一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还幽默地说： “要抛就抛大的，鸡蛋大的我们不抛。”中央政治局拨 2 亿元巨款支持科学院搞人造卫星；并 决定卖掉 300 万两黄金，从西欧秘密引进尖端仪器设备。毛泽东深情地说：“只要生产发展，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要说 300 万两黄金，就是 3000 万两，我毛泽东也舍得，也愿意！”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动用国库黄金。 就在我国卫星研制开始不久的 1959 年，前苏联撤走专家，国家又遇到了三年经济困难
搞卫星与国力不适应,中央指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1965年,国家经济好转,赵 九章上书周恩来总理,中科院卫星重新上马。1966年5月11日至25日我国召开系列规划论 证准备会,提出“在返回式卫星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的规划设想。在全院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努力下,攻克了道道技术难关,研制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1970年4月24日 经国防部门继续努力,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然而,卫星与载 人飞船,不仅是几百公斤与几千公斤重量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和科技实力的体现。后来,“文革”影响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载人航天工程只能停留在图 纸上,尘封在档案里。1986年3月,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 要》,简称“863”计划,理所当然地将载人航天技术预先研究列为重点发展项目。1986年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拨出100亿元实施这一计划。一天早 上,张劲夫把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人叫到中南海商量,问需要多少经费,当 时谁也说不准多少。王淦昌说了个1000万元。张劲夫马上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 批准了100个亿。他们4个人都吓了一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使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得到了新的提升,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呼之欲出。1992年9月 21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 促进科技进步,培养壮大科技队伍,提高国家威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上马载人航 天工程。这是一个跨世纪的伟大战略决策,是我国高科技领域继“两弹一星”之后,规模最 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大型工程,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的伟大事业。 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李瑞环等中央政治局5位常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都在 决定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运筹篇:鲲鹏振翅八万里 中国科学院第四任院长周光召把承担国家载人航天应用任务作为国家战略和为国民经济 服务的重要内容。第五任院长路甬祥更是将载人应用系统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重中之重。为 不负历史重任,科学运筹。1992年1月,中科院决定由胡启恒副院长负责组建“载人飞船应 用系统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集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20余人,由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 力重点实验室主任胡文瑞研究员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项目论证组组长,姜景山、赵 双林任副组长,总共用半年时间,召开了几十次、数百位有关专家参加的载人航天应用项目 方案论证会。同年,中科院成立空间科学应用领导小组,由副院长严义埙任组长,2000年以 后由江绵恒副院长任组长,以加强对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的领导,并推荐参与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科学工程、组织全面工作的张厚英出任航天应用系统总指挥,龚惠兴出任总设计师。在 张厚英的主持下奠定了空间总体部的组织形式,建立了特色明显的中科院载人航天工程体系。 1994年4月起,由顾逸东任总设计师。空间应用总体部两总班子协力抓航天应用系统的工作。 空间总体部在中科院和总装备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上采取了许多革新 措施。空间总体部在系统设计,单位内部技术协调,组织系统级综合实验,各艘飞船应用任 务系统测试、发射,以及在轨运行中,都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1999年初张厚英退休后, 经中科院向总装备部推荐,任命顾逸东做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顾逸东1993参加我国载人航天 应用系统的方案论证、工程设计和组织领导工作 工程进入关键阶段,面对四年内发射五艘飞船的繁重任务和计划安排十分紧张的严峻形 势,总体部提出了“顽强拼搏,背水一战”的号召,将全体参硏参试人员全面动员起来。总 体部学习航天工程管理的经验,从1999年1月31日起全面实行调度会制度。五艘飞船应用 任务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有的在初样阶段,有的在正样阶段,有的进发射场了。每艘飞船在
搞卫星与国力不适应，中央指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1965 年，国家经济好转，赵 九章上书周恩来总理，中科院卫星重新上马。1966 年 5 月 11 日至 25 日我国召开系列规划论 证准备会，提出“在返回式卫星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的规划设想。在全院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努力下，攻克了道道技术难关，研制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1970 年 4 月 24 日， 经国防部门继续努力，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然而，卫星与载 人飞船，不仅是几百公斤与几千公斤重量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和科技实力的体现。后来，“文革”影响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载人航天工程只能停留在图 纸上，尘封在档案里。1986 年 3 月，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 要》，简称“863”计划，理所当然地将载人航天技术预先研究列为重点发展项目。198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拨出 100 亿元实施这一计划。一天早 上，张劲夫把王大珩、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人叫到中南海商量，问需要多少经费，当 时谁也说不准多少。王淦昌说了个 1000 万元。张劲夫马上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 批准了 100 个亿。他们 4 个人都吓了一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使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得到了新的提升，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呼之欲出。1992 年 9 月 21 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 促进科技进步，培养壮大科技队伍，提高国家威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上马载人航 天工程。这是一个跨世纪的伟大战略决策，是我国高科技领域继“两弹一星”之后，规模最 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大型工程，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的伟大事业。 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李瑞环等中央政治局 5 位常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都在 决定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运筹篇：鲲鹏振翅八万里 中国科学院第四任院长周光召把承担国家载人航天应用任务作为国家战略和为国民经济 服务的重要内容。第五任院长路甬祥更是将载人应用系统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重中之重。为 不负历史重任，科学运筹。1992 年 1 月，中科院决定由胡启恒副院长负责组建“载人飞船应 用系统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集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 20 余人，由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 力重点实验室主任胡文瑞研究员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项目论证组组长，姜景山、赵 双林任副组长，总共用半年时间，召开了几十次、数百位有关专家参加的载人航天应用项目 方案论证会。同年，中科院成立空间科学应用领导小组，由副院长严义埙任组长，2000 年以 后由江绵恒副院长任组长，以加强对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的领导，并推荐参与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科学工程、组织全面工作的张厚英出任航天应用系统总指挥，龚惠兴出任总设计师。在 张厚英的主持下奠定了空间总体部的组织形式，建立了特色明显的中科院载人航天工程体系。 1994 年 4 月起，由顾逸东任总设计师。空间应用总体部两总班子协力抓航天应用系统的工作。 空间总体部在中科院和总装备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上采取了许多革新 措施。空间总体部在系统设计，单位内部技术协调，组织系统级综合实验，各艘飞船应用任 务系统测试、发射，以及在轨运行中，都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1999 年初张厚英退休后， 经中科院向总装备部推荐，任命顾逸东做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顾逸东 1993 参加我国载人航天 应用系统的方案论证、工程设计和组织领导工作。 工程进入关键阶段，面对四年内发射五艘飞船的繁重任务和计划安排十分紧张的严峻形 势，总体部提出了“顽强拼搏，背水一战”的号召，将全体参研参试人员全面动员起来。总 体部学习航天工程管理的经验，从 1999 年 1 月 31 日起全面实行调度会制度。五艘飞船应用 任务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有的在初样阶段，有的在正样阶段，有的进发射场了。每艘飞船在
不同的节点上,都要集成起来做实验。做实验需要有条件,有硬件,也有软件,各家互相之 间怎么配合,技术问题怎么协调统一,都要理得非常清晰。还有些专项的工作调度,对各家 工作要求也非常明确。工程千头万绪,有时一次调度会就是几十个、上百个问题,总体部都 要通过调度把它理得很清楚。由于调度会制度严格,任务明确,执行任务的结果和出现的问 题都要求及时反馈。到2002年底,总体部召开调度例会达89次,专题调度会20多次。为了 降低风险,提高空间科学实验的成功率,在我国空间实验机会极少的情况下,总体部大力推 动增加国内空间搭载实验机会,积极争取国际搭载合作,收到了预期效果。空间总体部组织 的比较大的空间搭载实验有:1996年,在我国尖兵一号乙返回式卫星上,进行了第一次生命 材料综合性搭载实验;积极促成了实践5号空间环境效应和防护对策卫星的立项,该卫星进 了空间微重力两层流热毛细双流试验获得成功,并对元器件防护和公用设备进行了全面的 在轨考核;1998年,组织了中国和德国的微重力气球高空落舱实验,研究了火焰在微重力情 况下的燃烧现象,并进行了空间细胞电融合试验:同时,还利用我国在俄罗斯培训航天员的 条件,主动提出和参加失重飞机的微重力实验,并为此研制了有关的实验平台,获得了许多 有价值的实验数据;为确保载人飞行的安全性及有效载荷的可靠性,还成立了安全可靠性分 系统,并在北京、上海、长春建立了可靠性试验中心,在研制过程中狠抓了电子元器件质量, 进行了科学的冗余设计,进行了严格的环模试验和老练试验,出厂前做了可靠性评估。上述 措施确保了各艘“神舟”飞船有效载荷实验的圆满成功 观测篇:巡天遥看一千河 巡天遥看一千河,过去只是诗人的畅想。地球轨道距地面达数百公里,人的视野才8公 里,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必须借助于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为此研 制出遥感光学相机、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多模态微波遥感器,构建起了我国全天候天上慧 眼,它对维护我国天疆的安全、天气预报、防灾减灾、矿产资源勘察、农业估产、环境保护 等,提供了新的装备和高技术手段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由郑亲波研究员为主任设计师,龚惠兴院士指导研制成功的中分辨率 成像光谱仪,是新一代“图谱合一”,既有图像又有光谱的遥感仪器。它能在拍摄地面图像的 过程中,同时获取靶目标的连续光谱。安装在“神舟”三号飞船上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是继美国和欧洲之后,第三台进入空间的仪器。其信噪比、空间分辨率等技术指标和定标精 度、获取图像信息质量,与美国正在运行的500米分辨率的仪器水平相当:;获得的地物目标 光谱曲线与地物特征相符,图像清晰、纹理分明,图像质量处世界同类仪器水平。在轨运行 期间得到大量的高质量的光谱图像资料 中科院空间中心微波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姜景山院士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多模态微 波遥感器,是将高度、散射、辐射三种模态组合成一体的先进遥感仪器,在国际上也属首创 它有效地降低了载荷重量,缩小了体积,和国际上具有相同功能的设备相比,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功耗低的优点。在“神舟”四号飞船上装载的多模态微波遥感器主要执行海洋观测 任务,同时兼顾对大气和陆地的观测。 多模态微波遥感器的成功,也凝结着中科院电子所脉冲行波管放大器研制人员的心血 为了实现这个部件的国产化,从1995年开始,主管设计师王兆申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室,把攻 克这个技术堡垒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体质明显下降,面容消 瘦,双腿浮肿,满嘴口疮,一天只能勉强吃一顿饭,连走路都没有力气,仍然坚持和大家 起加班加点工作。同志们劝他赶快到医院看看,他总是说:“等航天任务完成以后再去。”可 这一等,就是几年。2001年3月下旬的一天,在实验室工作时他便血不止,大家将他送进医 院。仅10多天,他就带着交出一台正样满意的安慰和未见到天上成功的遗憾,于4月5日
不同的节点上，都要集成起来做实验。做实验需要有条件，有硬件，也有软件，各家互相之 间怎么配合，技术问题怎么协调统一，都要理得非常清晰。还有些专项的工作调度，对各家 工作要求也非常明确。工程千头万绪，有时一次调度会就是几十个、上百个问题，总体部都 要通过调度把它理得很清楚。由于调度会制度严格，任务明确，执行任务的结果和出现的问 题都要求及时反馈。到 2002 年底，总体部召开调度例会达 89 次，专题调度会 20 多次。为了 降低风险，提高空间科学实验的成功率，在我国空间实验机会极少的情况下，总体部大力推 动增加国内空间搭载实验机会，积极争取国际搭载合作，收到了预期效果。空间总体部组织 的比较大的空间搭载实验有：1996 年，在我国尖兵一号乙返回式卫星上，进行了第一次生命、 材料综合性搭载实验；积极促成了实践 5 号空间环境效应和防护对策卫星的立项，该卫星进 行了空间微重力两层流热毛细双流试验获得成功，并对元器件防护和公用设备进行了全面的 在轨考核；1998 年，组织了中国和德国的微重力气球高空落舱实验，研究了火焰在微重力情 况下的燃烧现象，并进行了空间细胞电融合试验；同时，还利用我国在俄罗斯培训航天员的 条件，主动提出和参加失重飞机的微重力实验，并为此研制了有关的实验平台，获得了许多 有价值的实验数据；为确保载人飞行的安全性及有效载荷的可靠性，还成立了安全可靠性分 系统，并在北京、上海、长春建立了可靠性试验中心，在研制过程中狠抓了电子元器件质量， 进行了科学的冗余设计，进行了严格的环模试验和老练试验，出厂前做了可靠性评估。上述 措施确保了各艘“神舟”飞船有效载荷实验的圆满成功。 观测篇：巡天遥看一千河 巡天遥看一千河，过去只是诗人的畅想。地球轨道距地面达数百公里，人的视野才 8 公 里，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必须借助于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设备。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为此研 制出遥感光学相机、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多模态微波遥感器，构建起了我国全天候天上慧 眼，它对维护我国天疆的安全、天气预报、防灾减灾、矿产资源勘察、农业估产、环境保护 等，提供了新的装备和高技术手段。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由郑亲波研究员为主任设计师，龚惠兴院士指导研制成功的中分辨率 成像光谱仪，是新一代“图谱合一”，既有图像又有光谱的遥感仪器。它能在拍摄地面图像的 过程中，同时获取靶目标的连续光谱。安装在“神舟”三号飞船上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是继美国和欧洲之后，第三台进入空间的仪器。其信噪比、空间分辨率等技术指标和定标精 度、获取图像信息质量，与美国正在运行的 500 米分辨率的仪器水平相当；获得的地物目标 光谱曲线与地物特征相符，图像清晰、纹理分明，图像质量处世界同类仪器水平。在轨运行 期间得到大量的高质量的光谱图像资料。 中科院空间中心微波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姜景山院士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多模态微 波遥感器，是将高度、散射、辐射三种模态组合成一体的先进遥感仪器，在国际上也属首创。 它有效地降低了载荷重量，缩小了体积，和国际上具有相同功能的设备相比，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功耗低的优点。在“神舟”四号飞船上装载的多模态微波遥感器主要执行海洋观测 任务，同时兼顾对大气和陆地的观测。 多模态微波遥感器的成功，也凝结着中科院电子所脉冲行波管放大器研制人员的心血。 为了实现这个部件的国产化，从 1995 年开始，主管设计师王兆申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室，把攻 克这个技术堡垒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体质明显下降，面容消 瘦，双腿浮肿，满嘴口疮，一天只能勉强吃一顿饭，连走路都没有力气，仍然坚持和大家一 起加班加点工作。同志们劝他赶快到医院看看，他总是说：“等航天任务完成以后再去。”可 这一等，就是几年。2001 年 3 月下旬的一天，在实验室工作时他便血不止，大家将他送进医 院。仅 10 多天，他就带着交出一台正样满意的安慰和未见到天上成功的遗憾，于 4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