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从最坏的到最好的，都向国会施加难以抗拒的压力，并且一 概都贪得无厌。”许多选民对政府和政治的不满和厌恶已每每溢 于言表。 看到这个情况，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尤其是以比尔·克林 顿为代表的新民主党人”，便想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不争论政府 的大小而力求政府的效率，不强求政府做什么而着眼于政府怎 么做，不纠缠征税多少花钱多少而讲究适当征税花钱得体，不辩 论政府办事的动机而着重政府办事的后果。本书的作者之一戴 维·奥斯本所在的“进步政策研究所”，还有阿尔·弗罗姆主持 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主要智囊团。美国民主党 自由派许多人对本书评价之高自是理所当然。克林顿总统说， “美国的每一个民选官员都应诵读这本书。此书给我们提出了 〔改革的)蓝图。”民主党元老人物、联邦参议员萨姆·纳恩说， “在这个对国内政治不满的时代，《改革政府》一书提供了关键性 的和根本性的真知灼见。”戈尔副总统领导了“一个小组花了六 个月时间研究才发表的报告，是克林顿政府精简政府机构长远 计划的第一个措施，精简后的政府将是戈尔所说的‘为人民服 务、革除官僚作风、摆脱文牍主义和不合理条规的政府’。实质 上，戈尔的报告以及报告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对那些要求 ‘改革美国政府’呼声的回应”。 因此，读者们不要忽视了这本书在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可观 分量。 这本书为改革美国政府而开出的“药方”共有十种，书中的 前十个章节各阐述一种。这里无须赘述。但综观全书的主要思 路，应是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即一物降一物。而 这两个概念常常是看似明白而又未必明白的。 书中批评的“官僚主义”指的是“烟肉工业时代盛行的老式
团，从最坏的到最好的，都向国会施加难以抗拒的压力，并且一 概都贪得无厌。”许多选民对政府和政治的不满和厌恶已每每溢 于言表。 看到这个情况，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尤其是以比尔 克林 顿为代表的“新民主党人”，便想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不争论政府 的大小而力求政府的效率，不强求政府做什么而着眼于政府怎 么做，不纠缠征税多少花钱多少而讲究适当征税花钱得体，不辩 论政府办事的动机而着重政府办事的后果。本书的作者之一戴 维 奥斯本所在的“进步政策研究所”，还有阿尔 弗罗姆主持 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主要智囊团。美国民主党 自由派许多人对本书评价之高自是理所当然。克林顿总统说， “美国的每一个民选官员都应诵读这本书。此书给我们提出了 〔改革的〕蓝图。”民主党元老人物、联邦参议员萨姆 纳恩说， “在这个对国内政治不满的时代，《改革政府》一书提供了关键性 的和根本性的真知灼见。”戈尔副总统领导了“一个小组花了六 个月时间研究才发表的报告，是克林顿政府精简政府机构长远 计划的第一个措施，精简后的政府将是戈尔所说的‘为人民服 务、革除官僚作风、摆脱文牍主义和不合理条规的政府’。实质 上，戈尔的报告以及报告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对那些要求 ‘改革美国政府’呼声的回应”。 因此，读者们不要忽视了这本书在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可观 分量。 这本书为改革美国政府而开出的“药方”共有十种，书中的 前十个章节各阐述一种。这里无须赘述。但综观全书的主要思 路，应是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即一物降一物。而 这两个概念常常是看似明白而又未必明白的。 书中批评的“官僚主义”指的是“烟囱工业时代盛行的老式
官僚主义”。今天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那个时代继承下来。 可是那种模式在当初确实业绩彪炳”。书中指出那时这个词意 味着组织方式的理性和效率，是极权主义统治滥用权力的取代 物。官僚制度给政府工作带来的逻辑规范，同装配传送带给工厂 带来的逻辑规范一样”。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曾说 过，“推进官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理由一直是超过其他任何组织 形式的纯技术性优越性…精确、速度、细节分明…减少摩 擦、降低人和物的成本，在严格的官僚主义治理中这一切都提高 到最佳点。”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可是时代变化了，它的先天内在弱点也就更加突出以致几 乎完全走向了反面。 出于对“理性和效率”的无上推崇，在那个机械化大生产的 条件下，这种官僚主义体制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只是一架精密 的机械力学的机器，每个齿轮、杠杆和螺丝钉都各得其所固定在 那里。甲齿轮转一圈，乙齿轮按设计转两圈，多一秒少一秒的角 度都不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刚性的系统，没有灵活性，没有主 动精神，只有齿轮之间的被动。这种机器大批量生产一模一样的 “标准件”还可以，但是人可不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标准件。事 实上，越是现代社会，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就越突出，千人干面， 千人千体。现实中的千差万别绝对不可能像齿轮转动那么简单。 这种齿轮杠杆的机械安排越是完美，越是排除了竞争的必 要与可能。机械的效率是有限的，而竞争的效率则几乎是无限 的，因为前者无主动灵活可言而后者则可激发人的主观创造性 和主动精神。 效率推到了极端只能是局部的效率，因为在复杂多变的体 系中总体效率的取得是要以某些局部效益在某种情况下的牺牲 来取得的。盲目崇拜效率则机器做不到这一点。把理性推到极 端就会模糊了目的，失去了使命感。而没有了使命感的理性对于
官僚主义”。今天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那个时代继承下来。 可是那种模式在当初“确实业绩彪炳”。书中指出那时“这个词意 味着组织方式的理性和效率，是极权主义统治滥用权力的取代 物。官僚制度给政府工作带来的逻辑规范，同装配传送带给工厂 带来的逻辑规范一样”。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也曾说 过，“推进官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理由一直是超过其他任何组织 形式的纯技术性优越性……精确、速度、细节分明……减少摩 擦、降低人和物的成本，在严格的官僚主义治理中这一切都提高 到最佳点。”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可是时代变化了，它的先天内在弱点也就更加突出以致几 乎完全走向了反面。 出于对“理性和效率”的无上推崇，在那个机械化大生产的 条件下，这种官僚主义体制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只是一架精密 的机械力学的机器，每个齿轮、杠杆和螺丝钉都各得其所固定在 那里。甲齿轮转一圈，乙齿轮按设计转两圈，多一秒少一秒的角 度都不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刚性的系统，没有灵活性，没有主 动精神，只有齿轮之间的被动。这种机器大批量生产一模一样的 “标准件”还可以，但是人可不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标准件。事 实上，越是现代社会，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就越突出，千人干面， 千人千体。现实中的千差万别绝对不可能像齿轮转动那么简单。 这种齿轮杠杆的机械安排越是完美，越是排除了竞争的必 要与可能。机械的效率是有限的，而竞争的效率则几乎是无限 的，因为前者无主动灵活可言而后者则可激发人的主观创造性 和主动精神。 效率推到了极端只能是局部的效率，因为在复杂多变的体 系中总体效率的取得是要以某些局部效益在某种情况下的牺牲 来取得的。盲目崇拜效率则机器做不到这一点。把理性推到极 端就会模糊了目的，失去了使命感。而没有了使命感的理性对于
人民来说又有多少价值？理性和效率则常常以社会效益为代价。 传统官僚主义体制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对专门技术的崇拜和 依靠条块分割的“鸽笼式”的专业化单位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老 问题。这就导致了“鸽笼”的无休止扩大。部门与部门重叠，机构 与机构交叉，最后形成官僚主义的大迷宫。美国前海军部长莱曼 (一个以精明干练著称的人)也悲叹，“坐在这张桌子旁的任何 人，包括我在内，已不能讲清…五角大楼的系统的归属与协 同。”专业化鸽笼”的另一个前提是任务的单一，越是单一才能 越是专业化。因此它对单一任务以外的人和事自然缺乏兴趣，也 没有主动接触和被动反应的能力，客观上又造成了全面功能的 退化。与这种单一任务相适应并且使之保留下来的经济因素是 所谓的明细项目专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买酱油的钱 不能买醋。买这个牌子酱油的钱就不能买那个牌子的酱油。专 款专用原为防“小人”，殊不知也就束缚了“君子”的手脚。 还有，这种机械性官僚体制的后果是得过且过和不负责任。 既然一个齿轮只能随着其他齿轮转，再急再快也没有用，有时反 要给其他齿轮找麻烦。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一出了问题 也是其他齿轮的转动决定的，不必负单独的责任。要负责最多也 是系统内负责，系统外是奈何不得的。 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机器在现代社会里易于变成没有 生命，没有生气和没有生机的变革对象是不足为怪的。单单从后 工业/信息社会的角度看，便可以知道单个人现在获得的信息总 量大大超过以前，作为信息源和信息加工者的产出也大大超过 以前。于是，人的自我价值提高了，人的个性与需求更多样化和 复杂化了，事物的变化与速度也大大增加了，政府体制的改革必 须顺应这个潮流。 本书十分推崇政府中的企业家”式人物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在中国有的人以为，做生意买卖的就是企业家，（不管用什
人民来说又有多少价值？理性和效率则常常以社会效益为代价。 传统官僚主义体制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对专门技术的崇拜和 依靠条块分割的“鸽笼式”的专业化单位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老 问题。这就导致了“鸽笼”的无休止扩大。部门与部门重叠，机构 与机构交叉，最后形成官僚主义的大迷宫。美国前海军部长莱曼 （一个以精明干练著称的人）也悲叹，“坐在这张桌子旁的任何 人，包括我在内，已不能讲清……五角大楼的系统的归属与协 同。”专业化“鸽笼”的另一个前提是任务的单一，越是单一才能 越是专业化。因此它对单一任务以外的人和事自然缺乏兴趣，也 没有主动接触和被动反应的能力，客观上又造成了全面功能的 退化。与这种单一任务相适应并且使之保留下来的经济因素是 所谓的“明细项目专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买酱油的钱 不能买醋。买这个牌子酱油的钱就不能买那个牌子的酱油。专 款专用原为防“小人”，殊不知也就束缚了“君子”的手脚。 还有，这种机械性官僚体制的后果是得过且过和不负责任。 既然一个齿轮只能随着其他齿轮转，再急再快也没有用，有时反 要给其他齿轮找麻烦。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一出了问题 也是其他齿轮的转动决定的，不必负单独的责任。要负责最多也 是系统内负责，系统外是奈何不得的。 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机器在现代社会里易于变成没有 生命，没有生气和没有生机的变革对象是不足为怪的。单单从后 工业／信息社会的角度看，便可以知道单个人现在获得的信息总 量大大超过以前，作为信息源和信息加工者的产出也大大超过 以前。于是，人的自我价值提高了，人的个性与需求更多样化和 复杂化了，事物的变化与速度也大大增加了，政府体制的改革必 须顺应这个潮流。 本书十分推崇政府中的“企业家”式人物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在中国有的人以为，做生意买卖的就是企业家，（不管用什
么手段)发财致富就是企业家精神，这乃是一种误解。1800年一 位法国的经济学家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他说，“企业家把经 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他又 说，“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企 业家不去追求风险，他们追求机会。”本书并不要求政府官员都 去当私营公司的经理，用私营公司来代替政府实现全盘私有化。 其实，私营公司也有官僚主义。阿尔文·托夫勒甚至说，“…在 工商业界，官僚主义的猖獗程度决不亚于政府机关。的确，许多 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企业同样地陈腐保守和傲慢无礼。”也许可 以肯定地说，公营部门（包括行政当局和私营部门（主要是公司 企业)在现代社会里也是相辅相成，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各有 其存在的理由。这方面本书作者有清醒的头脑，持平衡的观点， 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附录A中最后有一张对照表，点出两者 各自的优劣，值得一读。 可是，为什么作者的主要倾向是要政府的官员向企业的经 理学习呢？ 首先，“最近十年，美国工商界一直致力于下放权力，赋予雇 员实权，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美国政府却迟迟未作根本的改进， 仍然机构臃肿，官气十足”。后来者自然要向先行者学习。本书 作者甚至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联邦政府大有陷于瘫痪的危 险。十年前美国工业界也曾遇到与此大体相同的危机，为了与生 产效率高的外国公司一较高下，不得不动手改革。今天政府必须 以他们为榜样，急起直追。” 不过，深一层来看，也许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的力 量。且不去预言遥远的未来，单就目前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 过渡、工业化社会日益成熟的阶段而言，信息和信息技术的爆炸 性发展确实大大加强了市场的力量。市场意味着选择（而不是单 一)，市场意味着竞争（而不是垄断），市场意味着机会（而不是墨
么手段）发财致富就是企业家精神，这乃是一种误解。 年一 位法国的经济学家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他说“，企业家把经 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他又 说，“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企 业家不去追求风险，他们追求机会。”本书并不要求政府官员都 去当私营公司的经理，用私营公司来代替政府实现全盘私有化。 其实，私营公司也有官僚主义。阿尔文 托夫勒甚至说“，……在 工商业界，官僚主义的猖獗程度决不亚于政府机关。的确，许多 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企业同样地陈腐保守和傲慢无礼。”也许可 以肯定地说，公营部门（包括行政当局）和私营部门（主要是公司 企业）在现代社会里也是相辅相成，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各有 其存在的理由。这方面本书作者有清醒的头脑，持平衡的观点， 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附录 中最后有一张对照表，点出两者 各自的优劣，值得一读。 可是，为什么作者的主要倾向是要政府的官员向企业的经 理学习呢？ 首先“，最近十年，美国工商界一直致力于下放权力，赋予雇 员实权，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美国政府却迟迟未作根本的改进， 仍然机构臃肿，官气十足”。后来者自然要向先行者学习。本书 作者甚至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联邦政府大有陷于瘫痪的危 险。十年前美国工业界也曾遇到与此大体相同的危机，为了与生 产效率高的外国公司一较高下，不得不动手改革。今天政府必须 以他们为榜样，急起直追。” 不过，深一层来看，也许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的力 量。且不去预言遥远的未来，单就目前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 过渡、工业化社会日益成熟的阶段而言，信息和信息技术的爆炸 性发展确实大大加强了市场的力量。市场意味着选择（而不是单 一），市场意味着竞争（而不是垄断），市场意味着机会（而不是墨
守成规)。处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下的政府，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 达的国家里，不得不重视和利用市场的机制，以求取得更佳的效 果。也正因为市场的力量巨大，才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适当的宏 观调控，需要人文社会因素的参与和制约，我们才能在市场的汪 洋大海里趋利避害，不迷失方向。离开了市场的力量来侈谈政府 的干预控制，只能是复旧，或者是天真的幻想，而这两条道路都 是走不通的。 这里再顺便说一下本书的两位作者。戴维·奥斯本是“进步 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曾经写过著名的《民主实验室》一书，并 且常常给《华盛顿邮报》和《治理》杂志撰稿他始终致力于鼓吹 有效率的政府，并且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府领袖和竞选人提 供咨询。特德·盖布勒是加州维塞利亚市的前政府官员，也在俄 亥俄州的万达利亚市政府任职。在这两处他都亲自进行过政府 的改革。因此在本书中可谓是现身说法了。现在他在加州开了 一家政府事务的咨询公司。 本书的译者按章节顺序是周敦仁、汤国维、寿进文和徐获 洲。周敦仁校审。译文中疏漏之处尚望教正。 周敦仁谨识 1994年10月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守成规）。处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下的政府，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 达的国家里，不得不重视和利用市场的机制，以求取得更佳的效 果。也正因为市场的力量巨大，才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适当的宏 观调控，需要人文社会因素的参与和制约，我们才能在市场的汪 洋大海里趋利避害，不迷失方向。离开了市场的力量来侈谈政府 的干预控制，只能是复旧，或者是天真的幻想，而这两条道路都 是走不通的。 这里再顺便说一下本书的两位作者。戴维 奥斯本是“进步 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曾经写过著名的《民主实验室》一书，并 且常常给《华盛顿邮报》和《治理》杂志撰稿。他始终致力于鼓吹 有效率的政府，并且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府领袖和竞选人提 供咨询。特德 盖布勒是加州维塞利亚市的前政府官员，也在俄 亥俄州的万达利亚市政府任职。在这两处他都亲自进行过政府 的改革。因此在本书中可谓是现身说法了。现在他在加州开了 一家政府事务的咨询公司。 本书的译者按章节顺序是周敦仁、汤国维、寿进文和徐荻 洲。周敦仁校审。译文中疏漏之处尚望教正。 周敦仁 谨识 年 月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