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探讨的问题 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块择训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 大利润的模式来分相。一个行剩余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 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 “机会成木”（缺乏其他的就业能），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一 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 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而用《效用” 观念（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的理论）的好处 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境况有关的主观抉羟。最上要的是要把家 庭农场当作任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 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一一…个和商业化有关， 另一个和人口压力有关一一只能通过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而又 综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分析来理解。这是 本书探讨华北农村的演变型式时所采用的基本观点。 农村演变的型式 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当然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 式。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庙佣劳动者，而农亚伴随着资本主 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转化， 使得小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 若与西方其他国家料比较，当然会看到很大差别。例如，法国 小农家庭式农场，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其发生过程中，比英国的家 庭式农场顽固得多（布伦纳，1982）。而在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 使我门注意到，现代化和资本化的家庭式农场在改造传统农业中 所起的作用。然而，和中国比较起来，这些不过是速度上的差别。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
8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注 转化；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 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 过去的研究 关于中国农村演变的型式问题，必然会连带提出下面两个问 题：中国在帝国主义人侵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人侵之后，又 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变化，必须首先明确那些 变化的底线。 形式主义学者特别强调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主要著作见于 德怀特·珀金斯对1368至1968年六个世纪的中国农亚所作的大 规模的量性研究。在他之前何炳棣(1959)对怎样运用中国历代田 赋和人口的资料，系统研究中国人口史，作出过建设性的研究。珀 氏的数据研究建立于何氏的成果基础上，在分析结构方面，功氏 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1965)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 历史上农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生要动力。从20-一25年一作 的“森林休耕制”（刀耕火种式农作），到6一10年一作的灌术休耕 法，三年两作的“短胡休耕法”，一年一作法，及人口稠密的小农经 济中的复种制，是一个由人门增长推动的集约化发展过程。 根据珀金斯的研究，从明初到194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七至 九倍，而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也约略相等。在这段时问内，农业技 术和“制度型式”（土地所有和生产关系的型式）基本上没有变化， 因此人口的增长本身，是推动产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人口的递增， 促使小农向他处迁移，从而把耕地面积扩大了约四倍。这是产量 提高七、八倍的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 倍增。在这期间，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有所提高，主要是需要大 量劳力的水利工程和有机肥一两者皆得自人口和劳力的增长
第一章探河的问题 9 同时，单位面积投人的劳力增多了，也促使小农选种产量较高，劳 动较巢约的作物，或提高复种比。这样，中国的农业得以和人口 保特齐头并进。直到本世纪，可供移民的边区开发净尽，集约化的 道路也已走到尽头，方始面临危急的关头（珀金斯，1969；特别见页 184一189)。珀金斯的分析，显然是把“传统晚期”的中国社会，视 为只经人口促成的量变，而未达到西方那种质变的程度。 在珀金斯的人口增长推动农业集约化的理论摸式之上，马克· 艾尔温又添加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当其土地，资本和技术不变 时)的概念。当中国农业作随帝国后期”的人口增长，集约化程度 发展到愈来愈高时，边际劳动生产率就逐步下降，小农农场在必须 消费上的剩余也随之消失(1973：特别见第十七章)。换言之，小农 经许已象吉尔茨的模式那样内卷化了。 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人口，而中国学者的重点则是生产关 系，主要的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论。这一模式坚持认为，在 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一此事实可见证 于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论为 一个“毕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 常发展。这是一一个有一定的政治内容和民族感情的论点：它的前 -·都分把中国历史摆入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人类一切社会都经 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后一部分 则落不含糊地谴责帝国生义的罪过。 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们多在这个分析的前半部内工作**。 *形式经济学习愤以“土地、劳动、资本”兰个概念来划分一个企业的生产因素。 在传统农业中，“资本”所指的是耕童、农其、肥料、水利等设施。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仍是今日国内明消经济史学界的主导分析课题（南京大 学，1980：2附有截止到979年的218篇属于这个学派的论文目录)，然时近儿年出版
10 华北的小收经济与社会变迁 在农业方面，景甦与罗卷首光于50年代作出创新性的研究 他们用口述资料证明，十九世纪90年代，山东一些地区有相 当数量的“经营地主”，用雇你劳力经背农场（景甦、罗卷，1959；威 尔金森编译，1978)。随后，李文治说期十七，八世纪中，伴随商业 性农业的发展，许多小农因“力农致富”而成为“恋民地主(1963a, b;1981)。最近，一些学者更用明清档案馆所收藏的清代刑科题本 中的资料，进一步充实了农业中底佣关系发展的证据。其中刘永 成的贡献尤其重要(1963；1979b)**。 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 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一一一马克思 了一丝不同观点的著作。尤其在两本主要著述（湖如雷，99；侮筑夫，980）中，我们 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和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上差别的深入分析。胡如 莆认为关键在于中国的“时建地主制”与西欣的“封建领主制”之间的区别。在欧洲的封 趣庄园内，经济权和军事、欧治、司法权融合为一；领主行使这一系列所有的权力。因 此，领士制的国家政权体制，是一个主权分封的体制。反之，在中国的地主制中，改权 和经济权通过土地私有和频紫买卖而分离。中央集权制因此有可能兴起。地主制与 中央巢权体系相互关连，而形成一个必区别于领删的政治经济体系。胡氏的分 析，有助于理解中、西方前近代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别，也可推及于它们在近代不同的 演变道路。 博筑夫指出领主制和地主制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在基于农奴制的领主削下，庄园 主必须照顾势动者的生计和平生产，不然，领主经济本身的根基会遭到破坏。但中国 的地主没有这种限制，他可以相应供求关系而求取土地租仙的市场所允许的最高利润 (傅筑夫，1980：9一10,201一2)。傅氏虽然并米讨论人口问题，但这种现律显然在人 口压力加上社会分化压力时最为严酷。在那种情况下，一一个无法维持生计的佃户，可 由另一佃户取代，地主制可以成为一个把贷穷佃户压至生存边缘以下的制度。 *我在此书英文原篇村印之后，才收到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的新作：《明清 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苏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3）。无论在资料上还 是分折上，此书无疑是近三十多年来国内资本主义萌芈传统学米讨论中，关于农业的 分量最重、内容也最成熟的论著。虽然，此书仍基木未涉及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我 这本书，尤其是第五、六两率，未能参考，纳入李文治停的最新研究成果，深盛遗感
第一并探讨的问题 11 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二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 义萌茅，等同于口由癌佣劳动关系的兴起。至于生产力方面，即使 论及，也只不过视生产力的发展为必然的事，而没有去系统地分 析、估计劳动业产萃的变化（最、罗卷1959：刘水成1962,1979b: 中国人民大学编，1957；南京大学编，1980)。至于“资本主义萌芽” 公式的卜半部所提出的问题一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 影响一或因触及当代及政治上的敏感性，未曾有深人的学术研 究*。 实体主义者之中，蔡雅诺夫提出了最独特和完整的关于前资 本主义小衣经济变迁的一个模式。蔡氏识为农场家庭经济的情况， 主要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的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这种比 例，随家中子女的数目和年龄而变化)。家庭的经济条件，在成年 父母不需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消费者对劳动者的此例是一 比一)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人）至多时最差。 (1966b:1一40第一章)。革命前的俄国农村，主要循周期性的“人 口分化”型式变动，而不是循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强调 的阶级分化型式而变化（沙宁，1972：第三章）。（最近的实体主义 著作，例如斯科特，1976，多着重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前资本 主义经济的影响，而不注蕊其前的演变型式。实体主义关于那方 面的分析，我们将于下一节讨论。) 蔡雅诺夫的模式，尚未被系统地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 是可以里解的套我能看到的有关家庭农场经济的数据，多限于本 世免30年代调雀演重面资料。我们没有可供检验蔡氏模式的 :'中国半囊到研究袜苹越经济研究所的本文治和家行义在50年代发表的 贷料巢，那三岩资料集居任何可究此问题的人所必各的参老书。但进-·步的研究分 所未问世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