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生产因素的使用，较少有 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舒尔茨，1964：37）。舒氏认为小农作为“经 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舒尔茨，1964：特别是第 二，三章)。因此，舒尔费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不是苏联 式的改造，而是在保行家庭式农场的：产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提供 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因素”。一卫有经济利益的刺激， 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剑新，从而改造传统农亚，如同美国所经历 的农业改革一样（舒尔茨，1964：第七，八草）*。 最近，波普金又进一步闸明了舒尔茨的分析模型对我们了解 小农政治行为所蕴含的意义。在他看来，小农的农场，最宜于用资 本主义的“公司”来比拟描述。而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小农，最宜于 比作一个在政治市场上的投资者。在波氏的分折中，小农是一个 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火利益而作出合理生产抉择的 人。波普金的书也因此取名为*理性的小农(1979)*。 对这种把小农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分析持批评态度的学 者，则强调小农为自家生计而生产的一面。此学派可以苏联的蔡 雅诺夫为代表。他在本世纪20年代对革命前俄国小农所作的研 *西方经济学家常以美国家庭农场来说明一个近乎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例见 曼期非尔德1980年的教科书)。小生产者的大批存在，造成一个在公开场上比较理 想的自由竞争局面（区别于汽车生产中少数制透商控制场的情况）。一个种殖小姿 的农场主所作的生产抉择，可以充分说明价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他如何最合理地分 配七地、劳力和资本的不同比例，则可以说明何将有限的资源作最适度的运用，以尽 量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 *波普金考虑到小农农业中的冒险因素，试图改进舒尔茨的分析。在这方面，波 氏采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1948)对风险条件下消费者的快择原理的经典分析（这套 理论提出“效用的极火化”，包括有计划的“赌博”和“保险”)。波普金还偿用了迈克尔· 利普颜(1968)的在以生行为首要条件的“理性”经济行为的分析。在批评斯科特(1976， 见下文)时，波氏也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他的观点基本上和舒尔茨相同
第一茸探讨的问题 3 究，令人倍服地说明了小农经济不能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 解。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式农场。因为这 种农场不是依赖于雇佣劳动，其家庭全年所投入的劳动，很难分计 为一个个劳动单位的成本。农场一年所生产的农产品，是金年劳 动的成果，也不易象现金收人一样按单位计算。最頊要的是：小农 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正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不是为 了追求最大利润（蔡雅诺大，1966a,1966b)。 三十年之指，经济史家卡尔·波拉尼又从另-一不同角度批评 了用资本上义经济学来研究小农经济。波拉尼和他在哥伦比亚大 学的同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以一 个根据供求规律而定出价格的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将这种经济学 应用到尚无此类市场的经济体系上，实际上等于强把“功利的理性 主义”世界化：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等同一个追求经济合理化的 “功利的原子”。被拉尼提倡用“实体经济学”取代上述“形式经济 学”，以“实体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尚未出现之前的经济。他 还认为，“形式经济学”的前提是人人都有余裕作经济抉择，并假定 土地，劳力和资本都可以用货币买卖。他所提倡的“实体经济学”， 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植根”于社 会关系，如古代的“互惠”关系（例如互助及亲属之间的义务），而非 取决子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研究前资本生义的经济，需 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探讨（波 拉尼等，1957：特别参见第十二、十三章)。 波拉尼的观点，得到许多研究尚无市场关系的小社团和半商 业化农村的经济人类学者的支持。这些实体主义者”（同行们常 这样称呼他们)一向反对用西方传统经济学模式，来研究非西方 的前工亚社会。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经济学到底应否或如何应用
4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于小农经济研究，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可 见于多尔顿，1969，以及附录的评论)。 詹姆斯·斯科特阐明了蔡雅诺夫和波拉尼的学说，在分析农 民思想和政治行为方面所蕴含的意义。在其《小农的道义经济：东 南亚的叛乱和生计维持(1976)一书中，斯科特力持：小农经济行 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任同一共同体中，尊重 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间的“互惠 关系”等。因此，小农的集体行动，基本上是防卫性和复原性的，是 为了对抗威胁生计的外来压力，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以及资本 主义国家政权的人侵。 与形式主义及实体主义的观点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则 是小农的最后一个方面。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认为，小 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其主要特点是一整套的阶级关系， 即：地主和小农生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小农的生产剩 余，主要是通过地租（包括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和赋税形式而被 地主及其国家所榨取。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 企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他们是粗税的 交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其生产的剩余用来维持统治阶级和国 家机器的生存。（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封建主义社会中小私有者农 民的存在，但认为当时主要的阶级关系是地主和细户间的关系。 特别参见马克思，1967,3：782一802；列宁，1907：190-218；斯大 林，1940；毛泽东，1939) 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折 本书所采用的首先是一个综合的分析。以上概述的三种分 析，对我们了解他们所特别强调的那个方面有所裨益。可是，这些
第一章探讨的问题 分析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在我看来，继续坚持某一方面的特征， 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本书首先主张：要了解巾国的小 农，密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视为密 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 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 统一体的一个侧面。 其次，我们还需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因为这些特性的混 合成份和侧重点，随不同阶层的小农而有所区别。一个经济地位 上升的，雇佣长工以及生产有相当剩余的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要 比一个经济地位下降的、在饥饿边缘挣扎、付出高额地租和领取低 报酬的佃、雇农，较为符合形式主义分析模式中的形象。而后者则 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模式。而-一个主要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 自耕农，则接近于实体主义所描绘的小农。 我们要采州的是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十六世 纪后，在华北平原开始植棉。这些棉农，表面看起来，似乎都是为 适应市场需求和棉花的较商利润而植棉。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各个阶层的棉农，共植棉的动机是不同的。较人而富裕的农场，在 决定把棉花纳人其总作物组合型时，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润 的诱导。然而，即使是最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场，-般仍以其 耕地面积的相当部分，种植直接供家人食用的作物，并把部分剩余 用以纳税，供政权组织所用。至于较贫穷的小农，上存的考虑往往 重于利润的追求。小农分化和人口递增的双重压力，使许多贫农 农场面积在十八世纪后，缩小到生产不足维持其家庭的食用。许 多这类小农，被迫冒险以反常的比例面积来种棉花，因为植棉可以 较充分地使用剩余劳力，而棉花的较高收益，也使他们]有可能赖以 维持生计。至于租佃土地的贫户，则往往毫无选择的余地。地租
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旦随棉花所得的收益增高，租种可以植棉的土地的小农便无法 继续种粮食。但是，知果市场行情发生剧变，他们便棉应地调整作 物组合比例，与较宫裕的农场并无二致。换言之，小农对种植棉花 的态度，同时受三种因素的影响。利润的考虑，在富裕的农场上古 较大的比重。在贫穷的农场，则较多地考虑生计与业产关系。 另一个有关的现象是：使用雇佣劳力的人农场和依赖家庭劳 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 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尾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 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 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允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 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人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 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 酬逆减的地步。蔡雅诺夫指出，革命前俄国农业中曾存在过这种 现象（蔡雅诺夫，1966b:113一16）。克利福德·吉尔茨给爪哇水稻 农作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 “农业内卷化”（吉尔茨，1963）*。本书将证实人口压力常使冀一鲁 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 计需要之下。对一个与资本主义企业相类似的大农场来说，这样 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一一个企业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 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做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 但我们不应就此下定论说，那些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是不合 理的”，是不能用形式经济学来理解的。内港化的现象，实际上可 以用一殼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 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欲代表投人的劳力，“内卷”的现象 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 递减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