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设有基本的著作能完全地证明这一命题，但这本书至少 前 可以提供初步的证据。 它确实已给出了一些证据。本书是在自1949年以来每年 作为哈佛学院的科学通识(General Education)课程之-而做的系 列讲演中成长起来的，那次技术性的和思想史性的材料相结合 的应用相当成功。由于这门通识课程的学生并不打算继续研究 科学，他们所学到的技术性事实和理论，主要是作为范式而非诈 为本来就有用的信息片段。而且，尽管技术性的科学材料是基 本的，它们也只是在放入了一个历史和哲学框架中才开始起作 用，在这个框架中它们阐明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权威的本性 以及科学影响人类生活的方式。一旦放入那样的框架中，哥白 尼的体系或其他任何科学理论就会与比科学家群体或者大学生 群体广阔得多的听众群发生关联。尽管我写本书起初的目的是 为哈佛或其他学校诸如此类的课程提供读物，但这本书并非教 科书，它也是写给普通读者的。 有许多朋友和同事以他们的建议和批评帮助本书成形。但 在本书中留下最大或最有意义印记的当算柯南特(James B.Co namt)①大使。与他一起工作，使我第一次相信历史研究会产生 出对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功能的崭新的解释。如果没有由他引导 的我自己的哥白尼革命，也就不会有这本书和我的其他科学史 方面的论文。 柯南特先生还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前面几章留下了他许多 建设性的批评的印记。其他将在本书这里或那里找到他们有益 建议之影响的人包括：波亚丝(Marie Boas)、科恩(I.B.Cohen)、 吉尔墨(M.P.Gilmore)、哈恩(Roger Hahn)、霍尔顿(G.J. Holton)、肯博(E.C.Kemble)、里克贝勃(P.E.LeCorbeiller)、纳 ①柯南特(James Bryant C6nt,1893一1978)曾于133一1953年间担任哈佛大 学校长，对于在哈佛推行通识教育贡献很大，也十分重视科学史教学和研究。 955一157年出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一译者注 3
哥引 什(L.K.Nash)、华生(F.G.Watson)。每个人都至少对一章运 用了他们批评的天才，一些人阅读了全部初稿，所有人都使我避 色 免了许多错误或模糊之处。汉孟德(Mason Hammond)和钱博斯 (Mortimer Chambers)的指导使我那些偶尔为之的拉丁译文有了 尼 质量保证，没有这些指导就不会有这些保证。费儒勒(Arolfo Ferruolo)首先向我介绍了菲奇诺(Ficino》的《论太阳》(De Sole), 華 并告诉我哥白尼对于太阳的看法是一种文艺复兴传统的不可分 割的部分，这个传统在艺术和文学中比在科学中更为显著。 书中的插图展示出技巧与耐性，多利女士(Miss Dolly)把我 命 含混的指示翻译和再翻译成可表达的符号。我的原稿既不符合 科学出版物的规范，也不符合历史论著出版的规范，埃尔德(J. D.Eder)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职员在原稿费力的转变过程中， 给予我持久的和同情的指导。索引证明了查尔斯(W.】. Charles)的勘奋和才智。 哈佛大学和纪念康金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共同慷慨给了我年假，使我的大部分手稿 被准备出来。我也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小补助，帮助我完 成了手稿的最后准备和付梓出版。 我的妻子是此书进展中热心的参与者，但这种参与还只是 她所做贡献的最小部分。脑力劳动在家庭事务中特别对于他人 来说是最为任性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她持续的宽容和忍耐， 就不会有此书的出版。 托马斯S.库恩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56年11月 第七次印剧的说明：这一版包含了许多对早期哈佛版本中由于不慎所造 成的疏忽的更正和文本改动。在这一版及以后的版本中，先前在Random House和Vintage平装版本介绍的所有变化都包括在吟佛平装本中，并在早 期平装版本的基础上略傲做了小的修改。 ●4
序 xJii 序 言 在欧洲铁幕①的西部，教育中的文艺传统(literary tradition) 仍然流行。一个受过教有的男人或女人需要掌握多种语言并保 有欧洲艺术和文学的应用知识。我所说的应用知识，并不是那 种对古代和现代经典的学者式的把握，也不是对风格或形式的 敏锐的批判性判断；我想说的是可以在适当的社交聚会中轻易 地运用于交谈中的知识。以小心划定的文学传统为基础的教育 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当淑女和绅士谈话的时候，占总数百分之五 到十的受过教育的人与其他人几乎自动地明显地区别开来。对 于那些真正享受艺术，文学和音乐的人来说，这里有一种团体认 同的舒适感。对于其他那些感觉是强要进入这类话题的谈论的 人来说，他的操练空间很容易被限制：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能让 在学校中费力学到的部分知识保持新鲜。进入一个欧洲民族的 文化传统的费用是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一次付清的。理论上 讲，这个费用是在专门学校里八九年的艰苦学习，那里的课程以 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学为中心。我说“理论上”是这样，是因 为实际上本世纪对现代语言的研穷已经侵袭了对希腊语的研 究，以及一定程度上也侵袭了拉丁语的知识。但对少数在致力 于研究欧洲语言和文学的长学制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人来说，这 些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基本的教育观念。 对这种教育类型的打击来来回回至少~个世纪了。物理科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间设置的不事、政治和意识形态 土的屏障。一译者注
哥 学要在课程中古更大比重的主张被强调，这种主张通常是与那 些以现代语言取代古代语言的要求相联系的。数学的地位三经 白 无可置疑，这是因为多年来，包括微积分在内的对数学的通盘研 究已经被接受为所有作为大学预料的专科学校必定要设立的一 尼 门课程。数代以前，作为对古典课程的一个界线分明的替代，基 于物理、化学、数学和现代语言的学习课程被提了出来。但古典 蜜 课程的拥护者仍然活跃、有影响力。在德国，至少已有-一系列的 折衷方案看上去好像是这一个争论的结果。但出于所赋予语言 命 研究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还不得不说文艺传统仍然占据着统 治地位。甚至在那些把主要时间用于科学研究的学校中，要说 科学传统已取代了文艺传统也是不对的。人们可能会说德国学 生在进入大学时已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相当多的物理科学知 识，然而这种知识是否会接下来影响那些不再进行科学研究的 学生的态度，至少还是未定的问题。看起来很少或根本没有考 虑到改变教育模式以使那些不从事科学的人对科学有更好的了 解。确实，如果那些主要接受文艺教育的人们问理解科学对于 除科学家和工程师之外的人是否重要，那并不奇怪。 在美国，作为教育基础的欧洲文艺传统差不多一百年前就 消失了，或者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但是它并没有被以物理、数 学、现代语言为基础的教育所取代。有人也许会说根本就汝有 什么取代。无论如何，一直不断地有尝试以期为国家的文化生 活提供广阔的基础一广阔到足以包含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 科学以及盎格鲁一萨克森的文艺传统，并且关注来自不同文明 的文艺形式。这种尝试是要去直接塑造民主政体下热心参与国 家文化发展的未来公民，但它是否创造了一个对于美国的精神 生活充分有益的煤介还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设有人能触否 认，这些尝试的动因毫无例外的是想努力为科学传统找到合适 的位置。 然而，不论在美国还是欧洲的现代学校中，经验已经表明要 将科学学习置于与文学、艺术、音乐的学习相同的地位是何等困 ●2
难。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也许有能力兴致勃勃地参与到一幅绘 1序 画、一本书或一幕戏剧的讨论中，但是，要让主要是非科学家或 言 非工程师的一群人去谈论有关物理学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我应当首先否认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交谈，不过在社交聚会 上听一听也许还是一种可以允许的诊断方法)。 很明显，在学校或学院中学习科学和学习文学不会在学生 心中留有相同的东西。就人类的需要来考虑，金属的化学的知 识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知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类型。当然， 并非必须要举一个自然科学的例子，上句中的“金属化学”可以 用“拉语法”来代替。用非常简单的术语来说，其区别在于，莎 士比亚的戏剧曾经并且仍然是无尽争论的主题，在这些争论中， 其风格和人物被从一切可以想像的角度加以评论，激烈的赞美 和斥责的言辞不绝于耳。但没有人会赞美或责维金属或金属盐 的行为。 不只是要把科学作为一样系统的知识进行学习，也不只是 去理解科学理论，而是要让受过教育的人去准备接受那个至少 仍作为美国文化之基础的文艺传统旁边的科学传统。这就是之 所以将科学融进西方文化的困难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增加的原 因。在路易十四时期，科学团体被建立起来，科学中的新发现和 新理论较之今天更易为受过教育的人所接受。直到后来的拿破 仑战争，情况还是如此。19世纪初叶，戴维爵士(Sir Humphrey Day)通过壮观的实验演示的化学讲演，使伦敦社会为之倾倒。 50年后，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使来到伦敦皇家研究院礼堂听 x他演讲的听众，不论年老或年少，都兴奋不已；他的关于蜡烛化 学的演讲是科学普及的经典范例。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 沿着类似路线的尝试，但需要克服的障碍却在逐年增多。那种 壮观的讲台实验不再像它们以前那祥令老于世故的听众惊奇和 兴奋，大型工程几乎每天都胜过它们。当今的科学有太多的新 鲜事物、太难以理解，以致不能成为外行人交谈的话题。科学进 展是如此之快，前沿领域是如此之多，以致外行被科学新闻手得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