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 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同一时期，匈 牙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随后又接受了罗马 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西方文明的东部边界从而稳定了下来，并从此固定在那 儿而无重大的改变。12和13世纪期间，西方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对西班牙的控制，而 且确实建立了对地中海的有效统治。然而，其后土耳其势力的兴起引起了“西方欧 洲的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垮台。不过到1500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 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 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利比亚半 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 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世纪末， 欧洲首先撤回了对美国，尔后是对海地的直接控制：然后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抗 欧洲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然而，19世纪后半叶，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大了 西方对几乎整个非洲的统治，巩固了西方在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控制，到 20世纪初，除土耳其之外的整个中东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的控制。1800 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 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 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 000万人口。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0万平 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 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 的影响。只有俄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 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 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这一独特的和急剧的发展的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城市和 商业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权力在各等级和贵族之间、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之间的相 对分散；西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然而，西方扩张 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 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 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一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 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 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 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 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 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联为一 体。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70年代和幼年代之 前没有再次接近于这一比例。那时国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任何时期。 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 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 制的殖民地领土
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 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同一时期，匈 牙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随后又接受了罗马 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西方文明的东部边界从而稳定了下来，并从此固定在那 儿而无重大的改变。12 和 13 世纪期间，西方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对西班牙的控制，而 且确实建立了对地中海的有效统治。然而，其后土耳其势力的兴起引起了“西方欧 洲的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垮台。不过到 1500 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 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 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 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利比亚半 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 250 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 世纪末， 欧洲首先撤回了对美国，尔后是对海地的直接控制；然后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抗 欧洲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然而，19 世纪后半叶，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大了 西方对几乎整个非洲的统治，巩固了西方在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控制，到 20 世纪初，除土耳其之外的整个中东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的控制。1800 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 35％，1878 年 这一数字为 67％，1914 年为 84％。到 1920 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 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 年英帝国包括 15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 2， 000 万人口。到 1900 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 1，10o 万平 方英里土地和 3．9 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 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 的影响。只有俄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 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 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 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这一独特的和急剧的发展的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城市和 商业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权力在各等级和贵族之间、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之间的相 对分散；西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然而，西方扩张 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 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 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 1500－1750 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 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 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 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 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 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到 1910 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联为一 体。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 70 年代和幼年代之 前没有再次接近于这一比例。那时国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任何时期。 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 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 制的殖民地领土
这一由西方所确定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政 治的第二个重大发展。除了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之外，西方 社会之间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这些在一个单一文明内的政治实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与那些曾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文明中的相互影响非常相似。它们建 立在包含“语言、法律、宗教、行政实践、农业、土地占有制，也许还有亲族”的 文化同质性之上。欧洲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并通过有活力的贸易网络、人员的不 断流动和统治家族之间的大量联姻而维持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 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 里，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常常被看作是欧洲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 帝国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 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150 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 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 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 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 主之间的冲突。正如R.R.帕尔默1793年所指出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民 族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一19世纪的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由于俄国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 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冷战中， 这些意识形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 的认同，两者又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国，然后 在中国和越南掌握了政权，这代表了从欧洲国际体系向后欧洲多文明体系过渡的阶 段。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 功。而现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 适应了他们的目的，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他们的人民，坚持民族认 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然而，这一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垮台以及它实质上适 应于中国和越南，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社会将引进西方其他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作出这种假设的西方人可能因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恢复力和个性而感到意外。 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因此，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 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 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前一时期文明间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都开始消失。 首先，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齐始 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1990 年的世界地图与1920年的世界地图很少有相似之处。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平衡以及政 治影响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在以后的一章中将对此作更详细的探讨）。西方仍然具 有对其他社会的重要影响，但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对其他文 明发展的反应的制约。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 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第二，由于这些发展，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同时，西方国家 之间的冲突一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一一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 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本世 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 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
这一由西方所确定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公元 1500 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政 治的第二个重大发展。除了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之外，西方 社会之间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这些在一个单一文明内的政治实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与那些曾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文明中的相互影响非常相似。它们建 立在包含“语言、法律、宗教、行政实践、农业、土地占有制，也许还有亲族”的 文化同质性之上。欧洲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并通过有活力的贸易网络、人员的不 断流动和统治家族之间的大量联姻而维持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 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 里，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常常被看作是欧洲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 帝国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 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 150 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后的另一个 150 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 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 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 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 主之间的冲突。正如 R．R．帕尔默 1793 年所指出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民 族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一 19 世纪的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 年，由于俄国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 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冷战中， 这些意识形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 的认同，两者又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国，然后 在中国和越南掌握了政权，这代表了从欧洲国际体系向后欧洲多文明体系过渡的阶 段。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 功。而现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 适应了他们的目的，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他们的人民，坚持民族认 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然而，这一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垮台以及它实质上适 应于中国和越南，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社会将引进西方其他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作出这种假设的西方人可能因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恢复力和个性而感到意外。 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因此，在 20 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 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 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前一时期文明间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都开始消失。 首先，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齐始 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1990 年的世界地图与 1920 年的世界地图很少有相似之处。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平衡以及政 治影响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在以后的一章中将对此作更详细的探讨）。西方仍然具 有对其他社会的重要影响，但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对其他文 明发展的反应的制约。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 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第二，由于这些发展，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同时，西方国家 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 世纪后期，西 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本世 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 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
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 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 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褓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 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 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 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 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 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一威斯 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地区的和国际政治的分离一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 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 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朋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 年代的12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60年代 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 收缩为90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1988到1993年之 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 表2.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一政治现象来提及，以 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 内容的术语。在这第三个阶段，文明间的关系比它们在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 也比它们在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同样，与冷战时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 之间、许多非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一个单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着多种分 裂。 赫德利·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交往，而且 对相互的决定有充分的影响，以使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行动 时”，一个国际体系就出现了。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认为它们都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有共同的机构运作” 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像它的苏美尔、古希腊、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中国、印 度和伊斯兰前辈国际体系一样，17至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19 至20世纪期间，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大到实际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会。一些欧 洲的体制和实践也被输出到这些国家。然而，这些社会仍然缺乏支撑欧洲国际社会 的共同文化。根据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因此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国际体系，但 至多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际社会。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 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 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 之理。1918年，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 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 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 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几十年后，场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 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 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宾格勒一样，他认为统一历史的假
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 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 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20 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褓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 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 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 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 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 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 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地区的和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 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 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 1920 年的一个世界走向朋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 90 年代的 12 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 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 60 年代 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 收缩为 90 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 1988 到 1993 年之 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 表 2．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一政治现象来提及，以 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 内容的术语。在这第三个阶段，文明间的关系比它们在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 也比它们在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同样，与冷战时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 之间、许多非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一个单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着多种分 裂。 赫德利·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交往，而且 对相互的决定有充分的影响，以使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行动 时”，一个国际体系就出现了。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认为它们都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有共同的机构运作” 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像它的苏美尔、古希腊、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中国、印 度和伊斯兰前辈国际体系一样，17 至 19 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19 至 20 世纪期间，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大到实际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会。一些欧 洲的体制和实践也被输出到这些国家。然而，这些社会仍然缺乏支撑欧洲国际社会 的共同文化。根据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因此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国际体系，但 至多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际社会。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 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 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 之理。1918 年，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 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 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 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几十年后，场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 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 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宾格勒一样，他认为统一历史的假
设是无用的，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 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在汤因比之后50年， 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 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 到观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表2.1使用“自由世界”和“西方”两个词汇的情况 提到的次数 百分比的变化 1988 1993 纽约时报 自由世界 71 44 -38 西方 46 144 +213 华盛顿邮报 自由世界 112 67 -40 西方 356 87 +142 国会记录 自由世界 356 114 -68 西方 7 10 43 资料来源：lexis/Nexis.。提到的次数是关于或包含“自由世界”或“西方”这 两个术语的文章的数量。凡提到”西方”之处都检验过其出处的适当性，以确保提 到“西方”时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政治实体。 第二章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 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 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 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 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埃米尔·德克海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皮季里姆·索 罗金、阿诺德·汤因比、艾尔弗雷德·韦伯、克罗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罗尔·奎 格利、拉什顿·库尔伯恩、克里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费尔南·布罗代尔
设是无用的，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 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在汤因比之后 50 年， 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 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 到观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表 2．1 使用“自由世界”和“西方”两个词汇的情况 提到的次数 百分比的变化 1988 1993 纽约时报 自由世界 71 44 －38 西方 46 144 ＋213 华盛顿邮报 自由世界 112 67 －40 西方 356 87 ＋142 国会记录 自由世界 356 114 －68 西方 7 10 43 ———————— 资料来源：lexis/Nexis。提到的次数是关于或包含“自由世界”或“西方”这 两个术语的文章的数量。凡提到”西方”之处都检验过其出处的适当性，以确保提 到“西方”时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政治实体。 ------------------ 第二章 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 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 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 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 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埃米尔·德克海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皮季里姆·索 罗金、阿诺德·汤因比、艾尔弗雷德·韦伯、克罗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罗尔·奎 格利、拉什顿·库尔伯恩、克里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费尔南·布罗代尔
威廉·麦克尼尔、阿达·搏兹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姆 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 用、成就、衰落和消亡。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 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 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 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 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 的、城市的和识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 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 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 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然而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 元文明。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 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 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 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 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 是相当非文明化的。 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分歧仍然与本书有关。 单一文明的观点己重现在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世界文明的争论中。这一争论不可 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将变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所做 的。 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 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 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 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 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 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 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 其基础一文明，是虚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 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 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 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 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 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 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 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 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 定义的共同主题。 当雅典人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克人时，他们用古 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
威廉·麦克尼尔、阿达·搏兹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姆 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 用、成就、衰落和消亡。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 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 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 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文明的观点是由 18 世纪 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 的、城市的和识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 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 19 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 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 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然而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 元文明。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 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 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 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 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 是相当非文明化的。 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分歧仍然与本书有关。 单一文明的观点已重现在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世界文明的争论中。这一争论不可 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将变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所做 的。 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 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 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 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 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 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 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 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 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 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 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 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 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 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 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 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 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 定义的共同主题。 当雅典人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克人时，他们用古 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