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到1960年之间的30年间，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非洲和亚洲民族国家的兴起， 人类学开始受到独立国家人民的排斥，人类学家也逐渐具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所持 有的文化进化观过于偏狭，而且自己要保持”客观中立”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逐渐将注意力放到 对历史文献、语言学以及自己国家本土文化的研究上面。在这里人类学与社会学开始了学科上的 合流，两者均在民族志方法上找到了共同点，即长期地与被研究的城市居民群体一起生活，了解 他们的真切关怀和日常困扰。此时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主观性，将自己的”前 见”公布于众，探讨自己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Whye)在其《街角 社会》(1943)中便直接与多克等知情人土互动，参与到对方的各种活动之中， 1960年代以后，质的研究受到现象学和阐释学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 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 而且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世界。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创造。研究不再 只是对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一个研究双方彼此互动、相互构成、共同理解 的过程。这种理解不仅仅涉及研究者在认知层面上”了解”对方，而且需要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 体验去”理解”对方，并通过”语言”这一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中介，将研究结果”解释”出来。 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对方所关切的问题域时，”意义”才可能向研究者展现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进一步上涨，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在逐渐地” 去中心”、”边缘与中心互换”。在”文化多元”的旗帜鼓舞下，质的研究也被卷入了多种相互不可 通约，其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范式的论战之中。在后现代的今天，质的研究者意识到， 研究水远不可能”客观”、”中立”，”研究”其实就是在”写文化”。此时的质的研究己经从以往对 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反思转到了对语言、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反省，不仅对 不同文化的人观、自我和情感的界定和经验进行探究，了解传统小型地方性社区与世界全球化之 间的关系，而且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在方法上，研究者不再像前人那样讲究 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而是采取一种”视情况而定”的态度，在关系中对”效 度”、”信度”、”推广度”等问题进行考量。 2、质的研究在中国 在我国，质的研究的最早萌芽在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起初由一批外籍传教士、学者和教授 发起。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于1878一1905年对山东的农民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 《中国农村生活》(1989)：1917年美籍教授狄特莫(CG.Ditlmer))指导清华学生对北京西郊居民的 生活进行了调查：美籍教授古尔普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调查，并著有《华南乡村生活》 (1925):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和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0.B.Burges)发表的《北京 11
11 从 1930 年到 1960 年之间的 30 年间，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非洲和亚洲民族国家的兴起， 人类学开始受到独立国家人民的排斥，人类学家也逐渐具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所持 有的文化进化观过于偏狭，而且自己要保持”客观中立”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逐渐将注意力放到 对历史文献、语言学以及自己国家本土文化的研究上面。在这里人类学与社会学开始了学科上的 合流，两者均在民族志方法上找到了共同点，即长期地与被研究的城市居民群体一起生活，了解 他们的真切关怀和日常困扰。此时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主观性，将自己的”前 见”公布于众，探讨自己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Whyte)在其《街角 社会》(1943)中便直接与多克等知情人土互动，参与到对方的各种活动之中。 1960 年代以后，质的研究受到现象学和阐释学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 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 而且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世界。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创造。研究不再 只是对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一个研究双方彼此互动、相互构成、共同理解 的过程。这种理解不仅仅涉及研究者在认知层面上”了解”对方，而且需要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 体验去”理解”对方，并通过”语言”这一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中介，将研究结果”解释”出来。 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对方所关切的问题域时，”意义”才可能向研究者展现。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进一步上涨，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在逐渐地” 去中心”、”边缘与中心互换”。在”文化多元”的旗帜鼓舞下，质的研究也被卷入了多种相互不可 通约，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范式的论战之中。在后现代的今天，质的研究者意识到， 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中立”，”研究”其实就是在”写文化”。此时的质的研究已经从以往对 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反思转到了对语言、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反省，不仅对 不同文化的人观、自我和情感的界定和经验进行探究，了解传统小型地方性社区与世界全球化之 间的关系，而且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在方法上，研究者不再像前人那样讲究 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而是采取一种”视情况而定”的态度，在关系中对”效 度”、”信度”、”推广度”等问题进行考量。 2、质的研究在中国 在我国，质的研究的最早萌芽在 20 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起初由一批外籍传教士、学者和教授 发起。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于 1878—1905 年对山东的农民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 《中国农村生活》(1989)；1917 年美籍教授狄特莫(C.G．Ditlmer)指导清华学生对北京西郊居民的 生活进行了调查；美籍教授古尔普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调查，并著有《华南乡村生活》 (1925)；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和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B．Burgess)发表的《北京—
~个时代的调查》(192)。这些调查主要使用西方的调查方法，用外文撰写报告，并在国外发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界社会调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成立了两个社会调查机构：位 于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 学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 严景耀深入监犹，通过参与式观察对犯罪问题所做的调查(1927一1930：陈翰笙领导的对无锡、 广东和保定三地区的大规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1929一1930)：王同惠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 织的调查”(1934)。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比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乡土中国》(1946)、陈达的《上海工 人》等：作为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是社会调查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6)、《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1927)、《寻乌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0)等都使用了 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方法。共产党人20世纪40年代在陕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研究， 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米脂县扬家沟调查》等大批调查报告。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调查工 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少数学者到实地进行追踪调查，如费孝通于1957年和1980年重 访自己1935年调查过的”江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更多重视，组织更加健全，方法也更加规范。特别 是20世纪90年代质的研究方法被系统介绍和讨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在使用质的研究 方法开展研究。如项隐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李书磊的《村 落中的”国家”一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1999、陶庆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 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2007)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纷纷使用质的方法回到中国本 土进行实地研究，如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吴、的《麦 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有的学者则用英文写作，然后用中 文翻译进入国内出版界，如阁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000) 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一1999》(2006)。也有海 外学者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如丹麦的曹诗弟(S.Thoegersen)的《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 看二十世纪的中国》(2005)。20世纪末以来，很多港澳台学者也发表了不少使用质的研究方法获 得的研究成果。 此外，不少中国学者从方法论和方法的具体操作上对质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如早在1934年， 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就对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发展和流派等进行了系 统、通俗的介绍。此后，有朱红文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一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1994、黄 12
12 一个时代的调查》(1921)。这些调查主要使用西方的调查方法，用外文撰写报告，并在国外发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界社会调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成立了两个社会调查机构：位 于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 学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 严景耀深入监狱，通过参与式观察对犯罪问题所做的调查(1927—1930)；陈翰笙领导的对无锡、 广东和保定三地区的大规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1929—1930)；王同惠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 织的调查”(1934)。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比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乡土中国》(1946)、陈达的《上海工 人》等；作为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是社会调查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6)、《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1927)、《寻乌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0)等都使用了 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方法。共产党人 20 世纪 40 年代在陕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研究， 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米脂县扬家沟调查》等大批调查报告。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调查工 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少数学者到实地进行追踪调查，如费孝通于 1957 年和 1980 年重 访自己 1935 年调查过的”江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更多重视，组织更加健全，方法也更加规范。特别 是 20 世纪 90 年代质的研究方法被系统介绍和讨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在使用质的研究 方法开展研究。如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李书磊的《村 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1999)、陶庆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 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2007)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纷纷使用质的方法回到中国本 土进行实地研究，如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吴、的《麦 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有的学者则用英文写作，然后用中 文翻译进入国内出版界，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000) 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2006)。也有海 外学者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如丹麦的曹诗弟(S．Thoegersen)的《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 看二十世纪的中国》(2005)。20 世纪末以来，很多港澳台学者也发表了不少使用质的研究方法获 得的研究成果。 此外，不少中国学者从方法论和方法的具体操作上对质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如早在 1934 年， 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就对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发展和流派等进行了系 统、通俗的介绍。此后，有朱红文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1994)、黄
淑婷和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6)、水延凯的《社会调查教程（修订本）》(1996) 李德洙主编的《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1996)、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一文 化研究的历史》(199)、袁方主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钟敏文的《民俗学概论》(1998)、陈 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0)以及她与朱晓阳和赵旭东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评论》(2006)、杨念群的《中层理论-一东西方思想会通上的中国史研究》(2001)、台湾学者胡 幼慧主编的《质性研究》(1996)等。在历史学领域，我国学者在对质性资料的鉴别、考据和分析 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可被认头是质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 目前，质的研究方法在大部分高等院校里己成为社会科学的必修课程。20世纪90年代之前， 质的研究大都与定量研究一起讲授，学生的实地操作机会比较少。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大学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开始独立开设质的研究课程，并要求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独立完成一项小型的实地调查。一些大学的研究生还自发编撰论文集，将学做质的研 究的艰辛、喜悦和顿悟记录下来，如杨钋和林小英主编的《聆听与倾诉一质的研究方法应用论文 集》(2001)。近年来，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方法高级研讨班上，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对质的研究方 法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实际操作训练。 子、质的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上述质的研究的历史可看出其发展趋势：从传统到现代、后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 到多元，从事实描述到意义解释，从论证理论到建构”现实”，从追求”科学”到重视人文，从” 客观性”到”主体间性”，从写语言到”写文化”，从宏大理论到地域性知识，从价值无涉到价值 有涉，从学术研究到实践行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观和世界性视野带来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大大 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定义、边界和作用。 (二)重新理解”理解”和”解释” 随若质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立场和风格进入研究的行列，通 过”对话”来检验自己的”知识宣称”。质的研究者对”理解”和”解释”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从强调”客观”、”中立”，到”体验”、”移情”再到在”参与”和”对话”中”共同建构”意义。 研究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他者”，不可能进入别人的皮肤和大脑思考和感受。虽然很 多人仍1旧在使用1967年由格拉泽B.Glaser)和斯特劳斯(A.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方法(1967)， 而且这个传统在斯特劳斯和考宾0.Corbin,1990)以及迈尔斯(M.Miles)和休伯曼(M.Huberman, 1993)等人的工作中仍可以看到，但与此同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龙迪在《性 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探索性质性研究》(2007)中，为了揭示特定社会一历史 一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和群际”关系”及其交往如何建构出有关性侵犯的”真实”，使用了沃克特 13
13 淑娉和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6)、水延凯的《社会调查教程(修订本)》(1996)、 李德洙主编的《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1996)、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 化研究的历史》(1997)、袁方主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1998)、陈 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0)以及她与朱晓阳和赵旭东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评论》(2006)、杨念群的《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上的中国史研究》(2001)、台湾学者胡 幼慧主编的《质性研究》(1996)等。在历史学领域，我国学者在对质性资料的鉴别、考据和分析 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可被认头是质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 目前，质的研究方法在大部分高等院校里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必修课程。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质的研究大都与定量研究一起讲授，学生的实地操作机会比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后，很多大学(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开始独立开设质的研究课程，并要求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独立完成一项小型的实地调查。一些大学的研究生还自发编撰论文集，将学做质的研 究的艰辛、喜悦和顿悟记录下来，如杨钋和林小英主编的《聆听与倾诉-质的研究方法应用论文 集》(2001)。近年来，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方法高级研讨班上，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对质的研究方 法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实际操作训练。 3、质的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上述质的研究的历史可看出其发展趋势：从传统到现代、后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 到多元，从事实描述到意义解释，从论证理论到建构”现实”，从追求”科学”到重视人文，从” 客观性”到”主体间性”，从写语言到”写文化”，从宏大理论到地域性知识，从价值无涉到价值 有涉，从学术研究到实践行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观和世界性视野带来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大大 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定义、边界和作用。 （二）重新理解”理解”和”解释” 随着质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立场和风格进入研究的行列，通 过”对话”来检验自己的”知识宣称”。质的研究者对”理解”和”解释”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从强调”客观”、”中立”，到”体验”、”移情”，再到在”参与”和”对话”中”共同建构”意义。 研究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他者”，不可能进入别人的皮肤和大脑思考和感受。虽然很 多人仍旧在使用 1967 年由格拉泽(B．Glaser)和斯特劳斯(A．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方法(1967)， 而且这个传统在斯特劳斯和考宾(J．Corbin，1990)以及迈尔斯(M．Miles)和休伯曼(M．Huberman， 1993)等人的工作中仍可以看到，但与此同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龙迪在《性 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探索性质性研究》(2007)中，为了揭示特定社会一历史 一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和群际”关系”及其交往如何建构出有关性侵犯的”真实”，使用了沃克特
(H.Woco)提出的”转化质性资料”的策略：先对原始资料进行”深描”，通过细节呈现本质和 文化回声：继而对资料中隐含的、有据可依的主题、特征及主题之间的模式化规律进行分析，将 它们系统、有序地呈现出来：最后对资料的意义进行解释，建立知识宣称，达致理解的目的。 (三)思考方法与理论和问题的关系 随着质的研究的逐步推广，研究者对质的研究的质量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 代后期，当质的研究刚刚在我国系统介绍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 人文社会现象的工具。特别是对那些畏惧或讨厌数字计算的人，质的研究方法似乎是一个从天而 降的”救星”。但随着尘埃落定，泡末散去，国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质的研究是一个”好” 的研究？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是”好”的研究吗？理论在质的研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通过对这些问 题的思考和实践探索，大家意识到，虽然质的研究强调对现象进行”深描”，但一项高质量的研究 不应该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上，而应提升出研究者自己本土化的理论线索，并与前人的理论 展开对话。因此，研究者需要学会怡当地使用文献一”浸泡在文献中”，但不被它”溺死”，将前 人的理论整合到自己的经验研究中，但不被这些理论所淹没。 对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将质的研究者引向对它们与研究问题之间关系的思考：理论和方法都不 是孤立的存在，它们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研究者不应用方法来限定问题，而应具有”问题 意识”，让”真实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得到恰当的定位，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 法。方法总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而理论总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方法和理论的目的都是为 了澄清观念，解决问恩，解放而非限制想象力。研究者不要盲目崇拜方法和技巧，而应该做自己 的方法论者、自己的理论家，让自己的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米尔斯，1959/2001）。 质的研究通常被定位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定量方法的集体主义相对应），似乎研究的总是 小样本的经验和事件。如何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如何在制度与 个人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也是近年来质的研究者探讨得比较多的问题。个人困扰总是坐落在 定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历史背景中，研究者在关注个人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同 时，还需要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将个人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参与者，理 解人类社会选择以及形成有关”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和关系。研究者不再把文化看成是 个独立于个人的系统，而是与个人的自我中最深沉的部分紧密相连的、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 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质的研究已经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走向了关系主义，在个体与集体之间、 个人与文化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分析问题。 (四)研究规范不断提高 虽然质的研究不认为存在一套普适的、固定的、所有研究者都应该遵守的规范，但是这并不 14
14 (H．Wolcott)提出的”转化质性资料”的策略：先对原始资料进行”深描”，通过细节呈现本质和 文化回声；继而对资料中隐含的、有据可依的主题、特征及主题之间的模式化规律进行分析，将 它们系统、有序地呈现出来；最后对资料的意义进行解释，建立知识宣称，达致理解的目的。 （三）思考方法与理论和问题的关系 随着质的研究的逐步推广，研究者对质的研究的质量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20 世纪 90 年 代后期，当质的研究刚刚在我国系统介绍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 人文社会现象的工具。特别是对那些畏惧或讨厌数字计算的人，质的研究方法似乎是一个从天而 降的”救星”。但随着尘埃落定，泡末散去，国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质的研究是一个”好” 的研究?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是”好”的研究吗?理论在质的研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通过对这些问 题的思考和实践探索，大家意识到，虽然质的研究强调对现象进行”深描”，但一项高质量的研究 不应该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上，而应提升出研究者自己本土化的理论线索，并与前人的理论 展开对话。因此，研究者需要学会恰当地使用文献-”浸泡在文献中”，但不被它”溺死”，将前 人的理论整合到自己的经验研究中，但不被这些理论所淹没。 对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将质的研究者引向对它们与研究问题之间关系的思考：理论和方法都不 是孤立的存在，它们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研究者不应用方法来限定问题，而应具有”问题 意识”，让”真实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得到恰当的定位，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 法。方法总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而理论总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方法和理论的目的都是为 了澄清观念，解决问题，解放而非限制想象力。研究者不要盲目崇拜方法和技巧，而应该做自己 的方法论者、自己的理论家，让自己的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米尔斯，1959／2001)。 质的研究通常被定位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定量方法的集体主义相对应)，似乎研究的总是 小样本的经验和事件。如何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如何在制度与 个人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也是近年来质的研究者探讨得比较多的问题。个人困扰总是坐落在一 定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历史背景中，研究者在关注个人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同 时，还需要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将个人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参与者，理 解人类社会选择以及形成有关”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和关系。研究者不再把文化看成是一 个独立于个人的系统，而是与个人的自我中最深沉的部分紧密相连的、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 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质的研究已经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走向了关系主义，在个体与集体之间、 个人与文化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分析问题。 （四）研究规范不断提高 虽然质的研究不认为存在一套普适的、固定的、所有研究者都应该遵守的规范，但是这并不
意味者”什么都行”。为了尽可能意识到并控制样本选择以及资料收集和解释中过多的随意性，质 的研究提倡遵循严格的程序，在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要求：问题的提出、研究设计、进入现场、建 立研究关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形成结论和建构理论、成文的方式、衡量研究的质量、反思伦 理道德问题等。为了提高研究的质量，质的研究还尝试引入定量研究中的”信度”、”效度”、”推 广度”代表性”等概念，与质的研究者常用的标准（如解释力度、可信度、一致性、典型性）进 行对比分析。 此外，在比较传统的、源自语言学的方法（如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语意分析、符 号学、论据分析)之外，质的研究者还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沈崇麟，夏传玲，2007），如扎 根理论、海斯(eise)的事件结构分析、拉津(Rasin)的定性对比分析、雅伯特(Abbott)和赫里凯克 (Hrycak)采用最优匹配技术的序列分析、雅贝儿(Abel)的形式叙事分析、鲍尔(Bauer)等人的语库建 设、雅特里德一斯图林Auride一Stifling)等人的主题网络分析和神经网络技术应用的质性分析领 域、哈奇(Hach)的类型分析、归纳分析、解释性分析、政治分析、多话语分析、计算机辅助分析 等。所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质的研究向更加系统、精确、严格、形式化的方向推进。 信总时代的电子声象技术改变了质的研究者的工作方式，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标准化，也更加 有效率。手提电脑被带到研究实地，互联网使研究者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进行快捷而又 便宜的资料收集。资料不仅可以以文本格式存储，而且多媒体介质（如图像、声音和视频）也被利 用起来。研究报告开始用声象形式呈现，克服了语言的平面性和概念化。电子邮件代替了印刷品， 研究成果的传播正在不断地加速。传统的”剪刀+裰糊”的资料分析方法被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 析(CAQDA)软件所替代，将研究者从处理大量文字材料的繁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改变了质的研 究的流程和研究集体之间的合作方式。数据库结构使质性资料的管理更加方便，为组织大型研究 项目（包括多个研究地点、多个研究对象、历时的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网络的便利还促 进了世界各地质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目前大型的国际网站有20余个，如国际质的研究方法协会 质的研究资源库、信息系统中的质的研究、质的研究互联网资源、质的研究报告、质的研究兴趣 协会等。 然而，虽然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不要希望仅仅依靠技术就能创造奇迹。研究毕竟不只 是按照一定的方法、手段和步骤就可以完成的，还需要提出问题、捕捉灵感和运用直觉和想象的 能力，资料归类和分析编码的工作还是需要人脑来完成。而计算机软件是建立在经典质性资料分 析思路之上的，其基本假设是简约论，即任何有组织的实体都是由更小的单位组成的，只有被分 解成不可再分的单元才能被理解。然而，社会现象是一个不可简约的生命系统、一旦被分解成更 小的单位分别探究，就无法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解释。使用“分而析之”的简约论处理原始资料， 6
15 意味着”什么都行”。为了尽可能意识到并控制样本选择以及资料收集和解释中过多的随意性，质 的研究提倡遵循严格的程序，在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要求：问题的提出、研究设计、进入现场、建 立研究关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形成结论和建构理论、成文的方式、衡量研究的质量、反思伦 理道德问题等。为了提高研究的质量，质的研究还尝试引入定量研究中的”信度”、”效度”、”推 广度”、”代表性”等概念，与质的研究者常用的标准(如解释力度、可信度、一致性、典型性)进 行对比分析。 此外，在比较传统的、源自语言学的方法(如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语意分析、符 号学、论据分析)之外，质的研究者还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沈崇麟，夏传玲，2007)，如扎 根理论、海斯(Heise)的事件结构分析、拉津(Rasin)的定性对比分析、雅伯特(Abbott)和赫里凯克 (Hrycak)采用最优匹配技术的序列分析、雅贝儿(Abell)的形式叙事分析、鲍尔(Bauer)等人的语库建 设、雅特里德一斯图林(Attride—Stifling)等人的主题网络分析和神经网络技术应用的质性分析领 域、哈奇(Hatch)的类型分析、归纳分析、解释性分析、政治分析、多话语分析、计算机辅助分析 等。所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质的研究向更加系统、精确、严格、形式化的方向推进。 信息时代的电子声象技术改变了质的研究者的工作方式，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标准化，也更加 有效率。手提电脑被带到研究实地，互联网使研究者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进行快捷而又 便宜的资料收集。资料不仅可以以文本格式存储，而且多媒体介质(如图像、声音和视频)也被利 用起来。研究报告开始用声象形式呈现，克服了语言的平面性和概念化。电子邮件代替了印刷品， 研究成果的传播正在不断地加速。传统的”剪刀+糨糊”的资料分析方法被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 析(CAQDA)软件所替代，将研究者从处理大量文字材料的繁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改变了质的研 究的流程和研究集体之间的合作方式。数据库结构使质性资料的管理更加方便，为组织大型研究 项目(包括多个研究地点、多个研究对象、历时的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网络的便利还促 进了世界各地质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目前大型的国际网站有 20 余个，如国际质的研究方法协会、 质的研究资源库、信息系统中的质的研究、质的研究互联网资源、质的研究报告、质的研究兴趣 协会等。 然而，虽然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不要希望仅仅依靠技术就能创造奇迹。研究毕竟不只 是按照一定的方法、手段和步骤就可以完成的，还需要提出问题、捕捉灵感和运用直觉和想象的 能力，资料归类和分析编码的工作还是需要人脑来完成。而计算机软件是建立在经典质性资料分 析思路之上的，其基本假设是简约论，即任何有组织的实体都是由更小的单位组成的，只有被分 解成不可再分的单元才能被理解。然而，社会现象是一个不可简约的生命系统、一旦被分解成更 小的单位分别探究，就无法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解释。使用“分而析之”的简约论处理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