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增加产量的技术进步。 现在我们来谈谈不发达国家。对第五、六、七章所阐述的我们 时代的三大主旋律中的一个(其他两个分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在最 近衰落期的变化及欧洲和亚洲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展 望)①,即不发达国家问题,我这里想补充一下限定条件和重申我 38的立场。前者涉及把本书提出的一般理论应用于某些具有马克思 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人口很多的地区—引人注目地印度和 巴基斯坦。有几位批评家说过,在不发达世界的这些部分,也许可 以比较精确地搞清楚地主、高利贷者和各种商业中介人夺取的经 济剩余数量,但是即使社会革命扫除了这些寄生阶层之后,也完全 不可能把这些剩余变成生产性投资。这个观点建立在两种考虑的 基础上。第一,有人认为,将会采取必要的剥夺措施的革命政府不 可能替代被革命所消灭的吸血收租者、放高利贷者和贪婪的商人 的位置。由于剩余归宿的这种转变在政治上受到排除,国有化和 征收措施不会导致革命政府可用于投资的剩余和积累,而会导致 剩余落人农民极其匮乏的消费篮子中。第二点是,在一个人数极 少的剥削者集团聚敛了∫越来越多经济剩余的不发达国家(正如具 有“经典的”封建制度的国家过去发生的以及由一小撮国内外垄断 者控制的国家现在所发生的那样),那里的情况十分不同于下列社 会:数以百万计的富农放债的村长、小零售商批发商和经纪人 ①自从木书出版以来,拉丁美洲已加入到创立社会主义的地区中来
起占有构成全部国民收入很大份额的剩余,都只向其接受者提供 很低的人均收人。在前一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剥夺”剥夺者,剥夺 之后他们的命运如何不会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他们人数很少,他 们要么找到别的就业门路,要么移居,或者靠一些剩下来的财富退 休养老。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剩余接受者人数很多,是重要的社 会政治力量;一旦剥夺了他们的收入,就会在社会福利方面构成严39 重的问题。事实上,通过救济或人为地创造一些职业帮助他们维 持最低生活水平可能抵消了大部分从剥夺中获得的好处。 这些问题是严重的,尽管我在写作本书时决没有忘记这些问 题的存在,①但它们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强调。但我不认 为,承认它们的重要性会使处理这里概括提及的不发达国家面临 的问题的基本方法毛病百出。它无疑意味着,有些国家在走向开 放型经济和社会增长之路方面取得突破比其他国家要难,在有些 地方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比其他地方大得多。确实,在特别受到 刚才说过的结构弊端所困扰的国家,发展战略必定不同于适合于 结构比较恰当的社会的发展战略。列宁著名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显 然不仅表明,不同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不同的,而且在特定时期达到 的阶段也各自不同。因此,不存在着一个不管时间和地点所有情 况都适用的普遍公式,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指出存在着这样一根 魔杖。 设想一下一个以了业经济为核心、而农民一不管受富农剥 削,还是受封建地主的奴役—极其渴望个人拥有一小片土地的 国家吧。在这样的国家里,有可能通过该国的工业部门产生大量 ①参见本书边码第304页及后和第418页及后
的经济剩余。此外,如果这个国家比较小,以致不管从外国得到什 么援助都会对其资本积累量产生很大影响那么该国就能够允许 农民“等着瞧”一段时期,通过观察和经历了解合理的现代化农业 40生产组织的优越性。这种情况显然是在东欧和东南欧一些社会主 义国家里普遍可见的前景。 另一方面,再举一个以农业为本,工业仅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 中一小块绿洲的大国为例。那里工业产生的剩余必然很少,实际 得到的外国援助充其量只像发展的需要这只大水桶里的一滴水。 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对个人拥有土地的渴望由于经济和文 化上的原因而不迫切甚至没有,该国的农业经济可以得到转变,走 上以合作化农业或国营大型、生产率日益提高的“田间工厂”为基 础的新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原来身份的贵族、富农村庄店主 和放债者或者纳入到新的农业经济中去,或者在扩大中的工业部 门和销售部门找到了职业。他们以往占据的剩余现在可用于经济 发展。简括地说,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 最后让我们设想一下香蕉或蔗糖共和国的情况——如果人们 认为这种称呼适用于有关的半封建独裁统治的话—那里大部分 农产品是种植园生产的,农业人口主要或大部不由农民构成,而是 由农业工人构成。在这种国家里,国内和国外种植园主彻底剥夺 了农民的权利,以致个人拥有土地的想法完全从农村无产阶级脑 海中消失。大规模分地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种植园国有化立即 41把以前被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占据的剩余收归整个社会处理。这 不是说,如此释放的剩余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大部分可能不得不 用来立即改善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状况。而且在改组经济的过程 中的混乱和磨擦,在确保必要物质的新供应来源方面以及为传统
出口品寻找新市场方面的困难—基本上都由于国内原统治阶级 及其在国外的同伙和庇护者的破坏和阻挠一—可能暂时减少总产 出,并且相应地减少可获得的剩余。在这种情况下,克服所有这些 障碍的可能性取决于国内外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以致几乎找不 到可以适用于个别事例的通用原则。可以说明我的意思的突出例 子就是古巴在大革命以后的戏剧性经历。① 因此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形态呈现多 姿多彩,要想迫使它们按一个僵化的“统一”模式发展是徒劳的。 但是正如不应当思想上满足于寻找广泛适用的准则而忽视具体现 实的特殊性一样,也不应当只盯住细节而对只有从概括性思考 即理论性思考—中才能获得的看法不闻不问。这使我要重 申我以前对不发达国家面貌的基本问题所阐述过的一些观点,不 要让次要的或更次要的事情掩盖住的主要观点有两个。 第一个观点是,如果追求的目标是迅速发展经济,全面的经济 计划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预期,通过反复探索的自发过程,至多会 发生微小和逐步的变化。已经在生产的任一产品,通常不用在计 划上花很大力气,只要适当提高价格,并且让必要的调整“自行完 成”,产量增加几个百分点是能达到的。但是,如果该国总产量的 增长要达到每年810%的水平,如果为了达到这个水平,该国人 力和物力的利用方式必须大大改变,放弃若干效益较低的经济活 动,兴办回报率较高的生产活动,那么只有精心进行长远的规划才 能确保目标的实现。关于这个见解,认真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学 ①关于古巴发展的全面评述,请见 Leo huberman和PalM. Sweezy:巴;对革 命的剖晰》第二版,纽约,1961年),对上面言论的阐述请见我的《对古巴革命的反思》 (第二版,纽约191年)一书
者中实际上几乎没有分歧。①也许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一点在历 史记载上是明确无误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按最保守的估计,人 均经济增长率为每年10%,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达和不发达 的都一样——很少超过3%,除了在战争景气和战后重建这些特 殊环境下,才出现例外。 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在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利益集团手里时, 他们以谋求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最大利润(或安全等其他私人利益) 为目的来进行管理,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名符其实的计划是不可 能的。为实现目标而必须采取的资源利用和配置模式必然不同于 现有条件下的模式,这是经济发展全面计划的实质。但是,由于现 行资源利用和配置模式符合于—至少在大体上—统治阶级的 43最大利益,任何认真的计划工作必然会与统治阶级及其国内外的 盟友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可通过以下三种办法以中的一种 加以解决:以统治利益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计划委员会—如果资 本主义政府建立了这样一个机构——它的活动只能是摆摆样子, 它的存在往往在老百姓中造成关于经济发展“正在釆取积极措施” 的假象。第二种可能件是改革派政府建立的计划委员会,保持着 或多或少不受权势集团的影响、压力和贿赂的干扰,其职员是正直 的改革派,他们相信独立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无限权力,并着 手对国民经济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必然 受到来自统治集团的顽固阻挠和破坏,以致取得的成就很小,最后 遭到挫折和失败,附带还造成极有害的后果,使得在大部分人眼 ①这里小是回顾有关文献的地方;只要提一下以下作者的著作就够了:H.B.钱 纳里E.S.马森、T两托夫斯基和J.丁伯根。这些著作的主要任务是要证明,如果要有 效地推动不发达(或者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必须使投资协调并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