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1:10.19503/cnki.1000-2529.2017.04.015 社会”为何需要“治理” —西方社会治理问题的起源及其启示 张翼飞,郑莉 摘要:“社会治理”是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有两大阶段。笫一阶段是转型期治理阶段。近代 早期国家的社会治理与市场结合,表现为“济贫”措施,迫使流民适应现代工场制度。笫二阶段是工业社会治理阶段。 在市场制度确立后,现代囯家的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结合,表现为对市场的不利后果进行限制。近代 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福利囯家现象、社会政策的内容恰需要放在这个过程中去理解。在对西方社会治理源流问题分 析的基础上发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需要将政策重点放在“社会保护”上,只有“社会”得到充分保护,中 囯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才能跃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政策;福利 作者简介:张翼飞,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黑龙江哈尔滨15000 郑莉,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黑龙江哈尔滨15000 社会治理”(管理)近年来成为了一个热门问题,这显然是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分不开的。近三十 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社会矛盾”也愈加突出,这使得我们感到 有必要对“社会”进行治理。然而“社会”是一个非常含糊和笼统的概念,当我们说“社会治理”的时候,究竟 是在治理哪个含义的“社会”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找到“社会”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界限,分析其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关系,并进而 解释“社会”为何会出现问题,又需要由谁通过何种方式来治理。换句话说,这涉及到现代“社会治理”的内 涵、治理范围和治理主体等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把问题放到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去考察。众所周知,“社会治理”并不是一个自古就 有的概念,或者说,不论东西方,在前现代社会都没有遇到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 是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17—19世纪市场的发展在解除了城市的封建行会和 农村的庄园经济对人束缚的同时,也取消了旧体制的保障功能,大批的小农和小工商业者在竞争中破产; 人口的集聚和自由流动既带来了财富效应,也产生了拥挤、污染、贫困、犯罪等问题。社会学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应运而生[1。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也愈加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重新遭遇了西方近 代的社会治理问题。或许正基于此,王岐山提醒学界:“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 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如王岐山所说,要充分理解今天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回到资本主义前期“社会” 初生的年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韦伯与中囯文化研究"(14ASH002);黑龙江省晢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欧 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启示”(I5SHD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 (HEUCF171306 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韦伯与中国文化研究”（14ASH00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欧 洲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启示”（15SHD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 （HEUCF171306） “社会治理”（管理）近年来成为了一个热门问题，这显然是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分不开的。近三十 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然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社会矛盾”也愈加突出，这使得我们感到 有必要对“社会”进行治理。然而“社会”是一个非常含糊和笼统的概念，当我们说“社会治理”的时候，究竟 是在治理哪个含义的“社会”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找到“社会”领域与其他领域之间的界限，分析其与其他领域的互动关系，并进而 解释“社会”为何会出现问题，又需要由谁通过何种方式来治理。换句话说，这涉及到现代“社会治理”的内 涵、治理范围和治理主体等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把问题放到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去考察。众所周知，“社会治理”并不是一个自古就 有的概念，或者说，不论东西方，在前现代社会都没有遇到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 是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17—19 世纪市场的发展在解除了城市的封建行会和 农村的庄园经济对人束缚的同时，也取消了旧体制的保障功能，大批的小农和小工商业者在竞争中破产； 人口的集聚和自由流动既带来了财富效应，也产生了拥挤、污染、贫困、犯罪等问题。社会学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应运而生［1 ］。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也愈加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重新遭遇了西方近 代的社会治理问题。或许正基于此，王岐山提醒学界：“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 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①。如王岐山所说，要充分理解今天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回到资本主义前期“社会” 初生的年代。 “社会”为何需要“治理” ——西方社会治理问题的起源及其启示 张翼飞，郑 莉 摘 要：“社会治理”是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有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转型期治理阶段。近代 早期国家的社会治理与市场结合，表现为“济贫”措施，迫使流民适应现代工场制度。第二阶段是工业社会治理阶段。 在市场制度确立后，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结合，表现为对市场的不利后果进行限制。近代 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福利国家现象、社会政策的内容恰需要放在这个过程中去理解。在对西方社会治理源流问题分 析的基础上发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需要将政策重点放在“社会保护”上，只有“社会”得到充分保护，中 国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才能跃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政策；福利 作者简介：张翼飞，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法学博士（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郑 莉，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DOI：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7. 04. 015 ·102·
社会”为何需要“治理”一西方社会治理问题的起源及其启示 现代社会的“经济”特性 社会学家帕森斯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步骤,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性质颇有 启发。按照他的看法,一个社会系统分为共同体、政治、文化和经济四个子系统。最初社会有机体的这几种 功能都是结合在一起混沌不分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几个子系统开始逐步分化。在原始社会、古代社 会和中间阶段,共同体、政治和文化系统分别分化了出来。而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经济系统摆脱了其他 系统的束缚,独立了出来21。 在近代思想家中,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曼德维尔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 的“经济"性质认识得最为透彻。其中,斯密、休谟均为英国人,曼德维尔为荷兰人,显然他们对此问题的先 知先觉与英荷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分不开的。 斯密并没有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而是从社会整合的高度,将经济活动视为现代社会 的纽带。在其看来,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商业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人身 依附和小共同体式的守望相助不同,现代社会以平等个人间的市场交换为纽带。这一社会的特点是“虽然 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虽然这一社会并不带来较多的幸福和愉快,但是它必定 不会消失。凭借公众对其作用的认识,社会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 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 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31 斯密这样描述这个社会:“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 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更为美妙的是,在斯密等人看来,这种“商业社会”具有一种自足的性质,可以自行调节。每个人按照自 己的利益行事,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最终会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斯密所言,“每个人都在不断 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 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s。 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市民社会”。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其自身为目的”。但 是在市场机制中,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得不满足他人,因此“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存在,都 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61。 二、重商主义与社会治理的出现 作为18世纪人,亚当·斯密观察到的是一个已然成型的英国“经济社会”,在《国富论》中,斯密秉承重 农主义观点对于重商主义大加批判,指责其违背了“市场原则”。然而他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历史上的 重商主义及其背后的国家政治及治理形态的变迁使得他所推崇的市场经济成为可能。 就“经济"( economy)-词的含义来说,其本意为家政,即通过贤明的管理手段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 个词扩展到了大家庭,即国家的治理上,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欧洲绝对主 义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威廉·配第十分准确地将其称为“政治算术”,所谓政治算术就是从君主角度出发, 教君主如何管理经济以增加财富,最终达到增强国力、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形式上 表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斯密的最大区别并不在具体的经济学说上,而在于发展经济的目的上。重 商主义寻求的其实并不是一条增殖国家财富的道路,而是让统治者能够聚敛财富、充实国库、供养军队的 道路。重商主义者当然像斯密一样也关心“国富”问题,但“国富”显然是第二位的,其价值在于税源的增多。 为了贯彻重商主义政策,欧洲形成中的绝对主义国家进行了最早的治理实践,这在当时被称为 ¨ police”。今天¨ police"仅仅具有警察这一消极含义,而当初它是政府所行使的公共管理职能的总和(它正
一、现代社会的“经济”特性 社会学家帕森斯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步骤，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性质颇有 启发。按照他的看法，一个社会系统分为共同体、政治、文化和经济四个子系统。最初社会有机体的这几种 功能都是结合在一起混沌不分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几个子系统开始逐步分化。在原始社会、古代社 会和中间阶段，共同体、政治和文化系统分别分化了出来。而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经济系统摆脱了其他 系统的束缚，独立了出来［2 ］。 在近代思想家中，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曼德维尔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 的“经济”性质认识得最为透彻。其中，斯密、休谟均为英国人，曼德维尔为荷兰人，显然他们对此问题的先 知先觉与英荷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分不开的。 斯密并没有单纯从“经济学”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而是从社会整合的高度，将经济活动视为现代社会 的纽带。在其看来，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商业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人身 依附和小共同体式的守望相助不同，现代社会以平等个人间的市场交换为纽带。这一社会的特点是“虽然 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虽然这一社会并不带来较多的幸福和愉快，但是它必定 不会消失。凭借公众对其作用的认识，社会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 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 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3 ］。 斯密这样描述这个社会：“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 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4 ］ 更为美妙的是，在斯密等人看来，这种“商业社会”具有一种自足的性质，可以自行调节。每个人按照自 己的利益行事，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最终会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斯密所言，“每个人都在不断 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 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说，必然会使他青睐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5 ］。 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市民社会”。他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其自身为目的”。但 是在市场机制中，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得不满足他人，因此“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存在，都 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6 ］。 二、重商主义与社会治理的出现 作为 18 世纪人，亚当·斯密观察到的是一个已然成型的英国“经济社会”，在《国富论》中，斯密秉承重 农主义观点对于重商主义大加批判，指责其违背了“市场原则”。然而他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历史上的 重商主义及其背后的国家政治及治理形态的变迁使得他所推崇的市场经济成为可能。 就“经济”（economy）一词的含义来说，其本意为家政，即通过贤明的管理手段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 个词扩展到了大家庭，即国家的治理上，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欧洲绝对主 义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威廉·配第十分准确地将其称为“政治算术”，所谓政治算术就是从君主角度出发， 教君主如何管理经济以增加财富，最终达到增强国力、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形式上 表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斯密的最大区别并不在具体的经济学说上，而在于发展经济的目的上。重 商主义寻求的其实并不是一条增殖国家财富的道路，而是让统治者能够聚敛财富、充实国库、供养军队的 道路。重商主义者当然像斯密一样也关心“国富”问题，但“国富”显然是第二位的，其价值在于税源的增多。 为了贯彻重商主义政策，欧洲形成中的绝对主义国家进行了最早的治理实践，这在当时被称为 “police”。今天“police”仅仅具有警察这一消极含义，而当初它是政府所行使的公共管理职能的总和（它正 “社会”为何需要“治理”——西方社会治理问题的起源及其启示 ·103·
017年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4期 是今天 policy一词的词根)。这些职能包括增长人口、限制必需品价格、使物产丰富、保持公共卫生、维持治 安以及“济贫”等。“济贫”是英国政府为了应对流民问题而采取的措施。随着16世纪人口的增长、价格革命 与工商业扩展,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开始瓦解,圈地运动完成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资本主 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圈地后的“失地农民”却并未立刻成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他们 到处流浪、乞讨甚至偷窃,造成了英国社会严重的流民问题 流民的产生固然有当时工场手工业不够发达的缘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民众并不适应资本 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工场是一个需要高效协作、纪律严密的组织。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 场的这种生活被认为是不自由的、奴隶般的、怪异的、正派人所不屑为之的。因此,最早“愿意”进入工场劳 动的是女性和儿童。与之相对,在传统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中,流浪、乞讨并不是一项“丢人”、“被人瞧不起 的卑贱事业,相反却是具有神圣性质的、类似圣徒般的行为。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刻画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典型的经济生活观念,即“挣钱”并 不是其追求的目标,将工资提高一倍并不会使他的劳动时间增加,反而会使他的劳动时间减半。因为他追 求的仅仅是传统的(既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7。17世纪人曼德维尔发现,只有用贫穷逼迫,工人才能 持续地进行生产活动,“一周劳动四天就能维持生计,那就很难说服这些人在第五天去干活……人们就如 出什么促使他们去工作的理由呢?"g 此拼命追求悠闲与快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是为生存的直接需要被迫才去做工,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想 般认为英国的“济贫”活动是社会治理的先驱。与现代带有人道色彩的扶贫济弱不同, police的核心 是管制和规训,即通过监狱、济贫院与教育机构塑造现代人驯顺的身体,对不服从规训者施加惩罚。从17 世纪初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旧济贫法)到19世纪的“新济贫法”,英国济贫的基本思路是禁止流浪及乞讨 行为,对于身强力壮者进行惩罚性或强制性劳动。在早期,乞丐还会遭受戴枷、鞭笞、监禁甚至处死等惩罚, 对乞丐随意施舍也是不允许的。对于这种“社会治理”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成型之后,资本家只要通过经济强制就足以维持剥削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早期 则不然,为了让“工人阶级的祖先们”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要通过国家权力对其进行超经济强制,他们 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市场对“社会”的损害 重商主义的“社会治理”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障碍。经济政策从重商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转变 其实预示的是欧洲政治的巨大变革——绝对主义国家被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所取代。在这一阶段, 自由市场原则大获全胜,但新的治理问题迅速出现。市场并非如斯密等人所预计的是“自足的”,能够自行 完美地运转,相反在18、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推进,市场对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社会问题 不断涌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波兰尼所谓的“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 按照纯粹的市场逻辑,工人作为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其价格由市场供求所决定。资本家为了降低 熟练、有技能的成年工人的议价能力,不断将生产分解为一些简单的工序,用机器取代人的手工劳动,以降 低劳动的体力和技术含量。由此,童工也能够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将没有劳动力 的人群定义为“未满七周岁的男孩和女孩”,这很能代表当时人们对劳动年龄的看法。雇佣童工的成本 比成年工人更低。在19世纪初利兹的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工厂中,一般工人的工资约为每天1先令,童工 的工资仅为每天1便士,当时面包的价格是每磅1.5便士,房租每天最低1.5便土,1782-1815年,英国工 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使劳动力经常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永远维持着 个“产业后备军”,这使得工人的工资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占有。这导致了严 重的贫富分化现象。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12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 35%的国民总收入。1867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 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 104
2017 年 第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 期 是今天 policy 一词的词根）。这些职能包括增长人口、限制必需品价格、使物产丰富、保持公共卫生、维持治 安以及“济贫”等。“济贫”是英国政府为了应对流民问题而采取的措施。随着 16 世纪人口的增长、价格革命 与工商业扩展，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开始瓦解，圈地运动完成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资本主 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圈地后的“失地农民”却并未立刻成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他们 到处流浪、乞讨甚至偷窃，造成了英国社会严重的流民问题。 流民的产生固然有当时工场手工业不够发达的缘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民众并不适应资本 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工场是一个需要高效协作、纪律严密的组织。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 场的这种生活被认为是不自由的、奴隶般的、怪异的、正派人所不屑为之的。因此，最早“愿意”进入工场劳 动的是女性和儿童。与之相对，在传统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中，流浪、乞讨并不是一项“丢人”、“被人瞧不起” 的卑贱事业，相反却是具有神圣性质的、类似圣徒般的行为。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刻画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典型的经济生活观念，即“挣钱”并 不是其追求的目标，将工资提高一倍并不会使他的劳动时间增加，反而会使他的劳动时间减半。因为他追 求的仅仅是传统的（既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7 ］。17 世纪人曼德维尔发现，只有用贫穷逼迫，工人才能 持续地进行生产活动，“一周劳动四天就能维持生计，那就很难说服这些人在第五天去干活……人们就如 此拼命追求悠闲与快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是为生存的直接需要被迫才去做工，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想 出什么促使他们去工作的理由呢？”［8 ］ 一般认为英国的“济贫”活动是社会治理的先驱。与现代带有人道色彩的扶贫济弱不同，police 的核心 是管制和规训，即通过监狱、济贫院与教育机构塑造现代人驯顺的身体，对不服从规训者施加惩罚。从 17 世纪初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旧济贫法）到 19 世纪的“新济贫法”，英国济贫的基本思路是禁止流浪及乞讨 行为，对于身强力壮者进行惩罚性或强制性劳动。在早期，乞丐还会遭受戴枷、鞭笞、监禁甚至处死等惩罚， 对乞丐随意施舍也是不允许的［9 ］。对于这种“社会治理”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成型之后，资本家只要通过经济强制就足以维持剥削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早期 则不然，为了让“工人阶级的祖先们”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要通过国家权力对其进行超经济强制，他们 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10 ］。 三、市场对“社会”的损害 重商主义的“社会治理”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障碍。经济政策从重商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转变 其实预示的是欧洲政治的巨大变革——绝对主义国家被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所取代。在这一阶段， 自由市场原则大获全胜，但新的治理问题迅速出现。市场并非如斯密等人所预计的是“自足的”，能够自行 完美地运转，相反在 18、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推进，市场对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社会问题 不断涌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波兰尼所谓的“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 按照纯粹的市场逻辑，工人作为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其价格由市场供求所决定。资本家为了降低 熟练、有技能的成年工人的议价能力，不断将生产分解为一些简单的工序，用机器取代人的手工劳动，以降 低劳动的体力和技术含量。由此，童工也能够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将没有劳动力 的人群定义为“未满七周岁的男孩和女孩”［11 ］，这很能代表当时人们对劳动年龄的看法。雇佣童工的成本 比成年工人更低。在 19 世纪初利兹的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工厂中，一般工人的工资约为每天 1 先令，童工 的工资仅为每天 1 便士，当时面包的价格是每磅 1.5 便士，房租每天最低 1.5 便士，1782—1815 年，英国工 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33%［12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使劳动力经常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永远维持着一 个“产业后备军”，这使得工人的工资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占有。这导致了严 重的贫富分化现象。1801 年，1.1%最富有的人占有国民总收入的 25%，到 1812 年，1.2%最富有的人就取得 35%的国民总收入。1867 年，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 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 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从 1803 年的 42%下降到 1867 年的 39%②。 ·104·
社会”为何需要“治理”一西方社会治理问题的起源及其启示 按照市场经济“降低成本”的考虑,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也是极差的。罗伯特·欧文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主, 他对工人状况的观察可以说是非常权威的:“那时儿童在六岁,有时甚至五岁就被招进棉、毛、麻和丝纺织 工厂。无论冬夏,劳动时间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但通常是每天十四小时—一有些工厂是十五小时,甚至还有 用最残忍和贪婪的手段把工时延长到十六小时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工厂被人为地置于高温状态,对 健康极为不利。”他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劳工的处境远远不如封建制下的农奴或贱民,甚至不及古代的 奴隶。1834年英国议会特别委员会报告指出,纺织工人的境遇不仅没有被夸张,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其 苦难的广度和深度几乎不为人所相信。根据约翰·菲尔登提供给这个委员会的证词,数量非常多的织工无 法得到足够的最普通的最便宜的食品,他们没有家具,有些人还睡在草铺上,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现象并 不少见,营养不足和不健康使他们身体衰弱[1 市场逻辑的缺陷不仅在于其缺乏人道,更重要的是它使社会整体利益受到了损害。第一,就“公共卫 生”角度来说,工人的工资只能勉强糊口,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这导致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 传染病并非工人的“专利”,而是如马克思所言,它对上层人士也绝不留情[0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 传染病每年要夺走20000英国人的生命。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发生了多次全国性的大瘟疫,数十万人 丧生[1 第二,就“人口身体素质”来说,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1963年英国枢密院下令 调査工人阶级的营养状况,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得出的结论是:“调査 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 素和碳素营养都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有三个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其结果是英 国民众的身体素质难以应付战争的需要,在19世纪末英布战争的征兵过程中,英国政府发现大部分前来 应征的青年因为身体状况很差而被拒绝入伍,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第三,就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来说,工人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受着贫困折磨,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 智力和文化(更不用说童工并没有时间上学),过度劳累使得他们将追求肉体放纵作为缓解疲劳的手段。许 多人都发现了工人“人格堕落”的现象,勃雷指出,工人们“借着纵欲放肆来取得一时的快乐—一甚至在不 久之后,他就连怎样好好利用几个休息的钟头的愿望都没有了,并且是自甘终身苦步艰行,好像牛马一样, 而不像人一样——只知吃、喝、做三样,一直到死为止”欧文作为工厂主发现,底层劳动者虽然可怜,但 他们有非常多的恶习,如愚昧、不知节制、酗酒偷盜等。这是因为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过长,过于疲劳“没法经 常享受天真、健康和合理的娱乐”,只能去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 最后,我们都熟悉的,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市场经济本身也陷入了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 四、“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与国家的治理化 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著名论断,为了克服市场的种种弊端,在市场向前推进的同时,“社会”也掀起了以 维护自身为目的的“社会保护反向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资本是根本不关 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马克思还先于波兰尼运用了社会自我保护“反向运动 这一概念,他指出,“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英国的 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 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因为这样会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 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这里,马克思也承认,市场损害的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一个涉及普遍利益的“整个国家的 生命力”。波兰尼同样认为,社会自我保护反向运动并非出于某个小集团或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属于不同 经济阶层的人在不自觉地合力推动,其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都感受到了纯市场逻辑的危害。其内容大到全 国性的卫生健康立法,小到社区规定面包房的烤炉多长时间清洗一次。其组织形式也是多元的,例如教会、 同乡会、大学生联谊会、各种社团、工会以及政党等[
按照市场经济“降低成本”的考虑，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也是极差的。罗伯特·欧文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主， 他对工人状况的观察可以说是非常权威的：“那时儿童在六岁，有时甚至五岁就被招进棉、毛、麻和丝纺织 工厂。无论冬夏，劳动时间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但通常是每天十四小时——有些工厂是十五小时，甚至还有 用最残忍和贪婪的手段把工时延长到十六小时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工厂被人为地置于高温状态，对 健康极为不利。”［13 ］他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劳工的处境远远不如封建制下的农奴或贱民，甚至不及古代的 奴隶。1834 年英国议会特别委员会报告指出，纺织工人的境遇不仅没有被夸张，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其 苦难的广度和深度几乎不为人所相信。根据约翰·菲尔登提供给这个委员会的证词，数量非常多的织工无 法得到足够的最普通的最便宜的食品，他们没有家具，有些人还睡在草铺上，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的现象并 不少见，营养不足和不健康使他们身体衰弱［14 ］。 市场逻辑的缺陷不仅在于其缺乏人道，更重要的是它使社会整体利益受到了损害。第一，就“公共卫 生”角度来说，工人的工资只能勉强糊口，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这导致了传染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 传染病并非工人的“专利”，而是如马克思所言，它对上层人士也绝不留情［10 ］。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 传染病每年要夺走 20 000 英国人的生命。19 世纪 20 年代起，英国发生了多次全国性的大瘟疫，数十万人 丧生［15 ］。 第二，就“人口身体素质”来说，19 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 40 岁。1963 年英国枢密院下令 调查工人阶级的营养状况，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得出的结论是：“调查 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 素和碳素营养都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有三个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10 ］。其结果是英 国民众的身体素质难以应付战争的需要，在 19 世纪末英布战争的征兵过程中，英国政府发现大部分前来 应征的青年因为身体状况很差而被拒绝入伍，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6 ］。 第三，就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来说，工人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受着贫困折磨，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 智力和文化（更不用说童工并没有时间上学），过度劳累使得他们将追求肉体放纵作为缓解疲劳的手段。许 多人都发现了工人“人格堕落”的现象，勃雷指出，工人们“借着纵欲放肆来取得一时的快乐——甚至在不 久之后，他就连怎样好好利用几个休息的钟头的愿望都没有了，并且是自甘终身苦步艰行，好像牛马一样， 而不像人一样——只知吃、喝、做三样，一直到死为止”［17 ］。欧文作为工厂主发现，底层劳动者虽然可怜，但 他们有非常多的恶习，如愚昧、不知节制、酗酒偷盗等。这是因为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过长，过于疲劳“没法经 常享受天真、健康和合理的娱乐”［18 ］，只能去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 最后，我们都熟悉的，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市场经济本身也陷入了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 四、“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与国家的治理化 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著名论断，为了克服市场的种种弊端，在市场向前推进的同时，“社会”也掀起了以 维护自身为目的的“社会保护反向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资本是根本不关 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马克思还先于波兰尼运用了社会自我保护“反向运动” 这一概念，他指出，“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英国的 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 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因为这样会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 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0 ］。 在这里，马克思也承认，市场损害的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一个涉及普遍利益的“整个国家的 生命力”。波兰尼同样认为，社会自我保护反向运动并非出于某个小集团或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属于不同 经济阶层的人在不自觉地合力推动，其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都感受到了纯市场逻辑的危害。其内容大到全 国性的卫生健康立法，小到社区规定面包房的烤炉多长时间清洗一次。其组织形式也是多元的，例如教会、 同乡会、大学生联谊会、各种社团、工会以及政党等［19 ］。 “社会”为何需要“治理”——西方社会治理问题的起源及其启示 ·105·
017年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4期 与这种社会性运动相伴的是,现代国家行政体制的形成与国家职能的治理化转向。福柯认为,中世纪 以来国家形态经历了“司法国家”(产生于封建社会,对应于一整套成文与习惯法,调节封建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国家(产生于15、16世纪,对社会进行管制与规训,即重商主义时代)与“治理化国家”三个阶段{。 按照福柯的洞见,现代国家存在的最大合法性即为其治理职能,治理化是唯一的政治问题。这种治理 化是以“人口”为对象,以完善“安全配置”为目的,关注人口的健康、疾病、失业、生育、养老等诸多面向。事 实上,这正是当代政府的社会政策所要关注的内容。正如巴里所言,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为福利概念所主 导,政治哲学中分析最多的概念“正义”不可避免地与福利绑在了一起[。 仍以英国为例,在19世纪以前,由于市场所带来的问题还未充分暴露,英国中央政府仍然是一个信奉 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府,社会治理职能极小。到了19世纪初,英国开始在贫民救济、公共卫生、铁 路和工厂制度、囚犯管理、教育、矿山和移民等方面成立了若干个中央级的委员会,协助政府调查了解各方 面的社会问题,给出立法建议,后来专门成立了相关的政府机构2。 以工厂制度为例,1802年,英国通过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这是英国第一项劳工保护方面的政 策,规定了诸如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童工需要接受教育等。1819年该法案修正,规定禁止雇佣9岁 以下童工。1833年《工厂法》制定,规定禁止9岁以下儿童从事纺织工作,13岁以下童工每天仅能工作9小 时,每周不超过48小时。1844年《工厂法》修订,规定纺织女工每日工作12小时,童工隔日工作12小时 (或每日6小时)。这些法案最初都是针对纺织业的,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些规定扩展到了从事其他工种 的工人。1878年《工厂法》又规定了企业的卫生状况以及规定机器的危险部分应装置安全设备。1871年,英 国通过《工会法》,解除了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禁令。1909年,政府规定了各行业的最低工资,1916年设立 了劳工部[21 社会对市场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在社会与政治思潮上表现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思想 家对市场的批判均集中在分配不公、劳动条件差、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上。其中的温和派并不希 望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希望尽量降低资本主义的不公和风险。例如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卡贝将共产 主义定义为“一种相互保险和普遍保险的制度”。他这样解说这一制度:“如果把普通的保险如火灾、人寿等 等再发展到一步,扩大到对破产、失业和贫困,同时设想整个社会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你们眼前看到的就 是共产主义制度”。总而言之,共产主义是“为一切人的一切需要做保险的制度。每一个人只要从事适当的 劳动,共产社会便保证他能受教育,有结婚的条件,有吃有住,总而言之,一切都有了保障”[2l。 这一种社会主义路径初期以“费边主义”闻名,现在被普遍称作“社会民主主义”,其目标是通过资本主 义民主制在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静悄悄地实现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费边社的成员不 遗余力地向社会推行他们的主张并利用自身影响力游说英国政府。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国在20世纪初相 继推岀了多项社会福利法案,包括救助失业者、强制性国民保险、小学免费供应午餐、给穷人提供廉价住 房,给予残疾人生活补贴等。费边社后来成为英国工党的前身之一。这一路径的本质是将社会主义与国家 的治理化相结合,通过国家干预的形式不断推进社会保护运动。“福利国家”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后果。 五、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容 随着社会保护“反向运动”的深人进行,现代国家的治理职能愈益增加。通常教科书上认为其包括医疗 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个人社会服务五大领域[31。然而这种划分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清社会治 理的特性。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社会”在逻辑上与“经济”(“市场”)和“政治”相对,在事实上又紧密勾连着两 者。“社会”本身其实并不需要去治理,需要治理的是“市场”运转所产生的一些并不在经济领域而进入到了 社会”领域的后果。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容就是对市场的作用进行限制,并对市场的负面后果进行“补 救”。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治理其实包括以下内容: (1)解决市场的发展及其伴随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例如人口的流动与相互间的陌生化带 来的治安问题,城市人口的聚集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拥挤、污染、传染病)。与之相关的社会政策包括廉
2017 年 第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 期 与这种社会性运动相伴的是，现代国家行政体制的形成与国家职能的治理化转向。福柯认为，中世纪 以来国家形态经历了“司法国家”（产生于封建社会，对应于一整套成文与习惯法，调节封建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国家”（产生于 15、16 世纪，对社会进行管制与规训，即重商主义时代）与“治理化国家”三个阶段［20 ］。 按照福柯的洞见，现代国家存在的最大合法性即为其治理职能，治理化是唯一的政治问题。这种治理 化是以“人口”为对象，以完善“安全配置”为目的，关注人口的健康、疾病、失业、生育、养老等诸多面向。事 实上，这正是当代政府的社会政策所要关注的内容。正如巴里所言，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为福利概念所主 导，政治哲学中分析最多的概念“正义”不可避免地与福利绑在了一起［21 ］。 仍以英国为例，在 19 世纪以前，由于市场所带来的问题还未充分暴露，英国中央政府仍然是一个信奉 “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府，社会治理职能极小。到了 19 世纪初，英国开始在贫民救济、公共卫生、铁 路和工厂制度、囚犯管理、教育、矿山和移民等方面成立了若干个中央级的委员会，协助政府调查了解各方 面的社会问题，给出立法建议，后来专门成立了相关的政府机构［22 ］。 以工厂制度为例，1802 年，英国通过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这是英国第一项劳工保护方面的政 策，规定了诸如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12 小时，童工需要接受教育等。1819 年该法案修正，规定禁止雇佣 9 岁 以下童工。1833 年《工厂法》制定，规定禁止 9 岁以下儿童从事纺织工作，13 岁以下童工每天仅能工作 9 小 时，每周不超过 48 小时。1844 年《工厂法》修订，规定纺织女工每日工作 12 小时，童工隔日工作 12 小时 （或每日 6 小时）。这些法案最初都是针对纺织业的，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这些规定扩展到了从事其他工种 的工人。1878 年《工厂法》又规定了企业的卫生状况以及规定机器的危险部分应装置安全设备。1871 年，英 国通过《工会法》，解除了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禁令。1909 年，政府规定了各行业的最低工资，1916 年设立 了劳工部［23 ］。 社会对市场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在社会与政治思潮上表现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思想 家对市场的批判均集中在分配不公、劳动条件差、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上。其中的温和派并不希 望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希望尽量降低资本主义的不公和风险。例如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卡贝将共产 主义定义为“一种相互保险和普遍保险的制度”。他这样解说这一制度：“如果把普通的保险如火灾、人寿等 等再发展到一步，扩大到对破产、失业和贫困，同时设想整个社会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你们眼前看到的就 是共产主义制度”。总而言之，共产主义是“为一切人的一切需要做保险的制度。每一个人只要从事适当的 劳动，共产社会便保证他能受教育，有结婚的条件，有吃有住，总而言之，一切都有了保障”［24 ］。 这一种社会主义路径初期以“费边主义”闻名，现在被普遍称作“社会民主主义”，其目标是通过资本主 义民主制在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静悄悄地实现社会主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费边社的成员不 遗余力地向社会推行他们的主张并利用自身影响力游说英国政府。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国在 20 世纪初相 继推出了多项社会福利法案，包括救助失业者、强制性国民保险、小学免费供应午餐、给穷人提供廉价住 房，给予残疾人生活补贴等。费边社后来成为英国工党的前身之一。这一路径的本质是将社会主义与国家 的治理化相结合，通过国家干预的形式不断推进社会保护运动。“福利国家”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后果。 五、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容 随着社会保护“反向运动”的深入进行，现代国家的治理职能愈益增加。通常教科书上认为其包括医疗 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个人社会服务五大领域［25 ］。然而这种划分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清社会治 理的特性。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社会”在逻辑上与“经济”（“市场”）和“政治”相对，在事实上又紧密勾连着两 者。“社会”本身其实并不需要去治理，需要治理的是“市场”运转所产生的一些并不在经济领域而进入到了 “社会”领域的后果③。现代“社会”治理的内容就是对市场的作用进行限制，并对市场的负面后果进行“补 救”。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治理其实包括以下内容： （1）解决市场的发展及其伴随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例如人口的流动与相互间的陌生化带 来的治安问题，城市人口的聚集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拥挤、污染、传染病）。与之相关的社会政策包括廉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