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 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 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 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 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 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 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 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 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 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 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 气质( ethos),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这里的“本书”是 指《宗教社会学》全书,而“开头的两篇旧文”则就是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下文的“后面几篇”则是指韦伯以后的《中国宗教》、《印度宗教》 等研究一一中译注)即力求从一个重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 处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 在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 ( 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 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 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 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将西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 望达到尚算过得去的相符程度。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尽管简明扼要,却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 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 方文明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 乎颇具重要性的问题。从我们的目标上来考虑,任何其它步骤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为了避免 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 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 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 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 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 引起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 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 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 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 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 写出了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 科学研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 分成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 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 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 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 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 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 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 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 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 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收入本书的研究论文中我们将讨论 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8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 ．．．． 气质．．（ethos），一般来说是一个最难把握的问题。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这里的“本书”是 指《宗教社会学》全书，而“开头的两篇旧文”则就是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下文的“后面几篇”则是指韦伯以后的《中国宗教》、《印度宗教》 等研究——中译注）即力求从一个重要之点出发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 处理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 在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后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 ．．．．． （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 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略览，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对这两种因果关系 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因为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 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将西方宗教与其它宗教区别开来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 望达到尚算过得去的相符程度。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尽管简明扼要，却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 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 方文明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 乎颇具重要性的问题。从我们的目标上来考虑，任何其它步骤似乎都不可能。但是为了避免 误解，我们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必须告诫那些迄今未得门径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 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当然会发现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事实。我们 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 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而易见，假使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 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 引起纷争的专著，却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评判。这样一位著者必须对他 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 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 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 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9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作出最后的评判。但是，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抱着这一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特殊的观点从事过专门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 写出了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为一切 科学研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承担后果，这就是，我们到底取得了几 分成功，只好听凭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 ．．．．的风尚与热忱力图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 听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 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 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 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来对 弥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 察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 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 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 移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 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 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 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具有肯定 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我们这里指 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门诺,1492-1559年,基督教新教站诺派创始人。乔治·福 克斯,1624-1691年,基督教新教公谊会创始人。约輸·卫斯理,1703-1791年,基督教 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中译注)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 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根大程度上
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有业余 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第一位的原则却会将科学引向绝路。渴望 猎奇的人应该去电影院，虽然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这一类文学形式的东西在各种著述中也 触目皆是。10这样一种态度距离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的意图何啻千里。我还想再说一句，想 听布道的人应该去参加宗教集会。关于这里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我们将 一字不谈。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但他最好 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 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才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来。但在大多 数情况下，连篇累牍地谈论直觉体知只不过掩饰了自己对对象毫无洞见，同时也就掩饰了自 己对人本身也毫无洞见而已。 人种学的资料在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这种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在任何真正彻底的考 察中，特别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局限 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 担者的各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的 ．．．行为一直发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 似乎还是可以容许的。诚然，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了比较的 时候，它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知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这是 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的一个空白。我希望在对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中11来对 弥补这一空白作些贡献。但是，这样一种工作将会超出了这里这种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 察的范围。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满足于只是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 点。 最后，这个问题所牵涉的人类学 ．．．方面还值得一提。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在西方，并且 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甚至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发展。因而揣测 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笔者承认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具有 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还看不到有什 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大致地测定出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 是以什么方式产生了影响的。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 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任务之一。只有 到达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 观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才有指望对这一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2但在我看来，这种状况 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过早地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 移到了那些（目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因而，我们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 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应将此理解为，我们期望发现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 或任何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视为他们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 能以为他们中的任何人会把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作为自身目的，会把这种追求看作具有肯定 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我们这里指 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门诺，1492－1559 年，基督教新教站诺派创始人。乔治·福 克斯，1624－1691 年，基督教新教公谊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1703－1791 年，基督教 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中译注）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 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的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 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的，而且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根大程度上
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这些结果往 往同他们本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因此,以下的研究可能会以一种谦虚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 力量的。然而,为了避免对所表达的纯粹观念动机的这种效力的意义有所误解,我将总结 下以上的引言性讨论 这里,可以毫不犹豫地明确说明,从任何意义上对宗教改革中的观念作出评价一一无论 是这些观念的社会价值还是宗教价值一一的企图都不存在。我们将继续讨论宗教改革中就真 正的宗教意识来说是偶然的,甚至表面的那些方面。因为,我们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在我 们这一仍在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 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我们只是想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的某些特性可以归因 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 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 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素的教条主义的论点3,即资本主义 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暂定意义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 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 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 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 到解释。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的极 其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哪些方面 存在相互关联开始。同时,我们将尽可能地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系影响物质文化 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只有当我们合理准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试图对现代文化的 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其它因素作出估价。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如何分析《旧约》的戒律渗透入社会生活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然而 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课题,甚至在这方面对犹太教的研究14也是如此。限于 本书的篇幅,我不可能对此加以论述。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外,犹太教那种 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也普遍复兴于清教徒中,15它在他们的基本精神倾向中占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就连秉性谦恭的巴克斯特也因为他有幸恰好出身于英格兰因此能进入真正的 教会而对上帝感恩不已。我因上帝的恩宠而尽善尽美,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滲入淸教中产 阶级的人生态度中6,它对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 格之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 发展,现在,让我们试图弄清楚有关这一点的几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清教禁欲主义竭尽 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一一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这种态度或许最典型 地体现在围绕《体育手册》1而展开的斗争中。詹姆斯一世与査理一世把该书纳入法律,以 此作为专门对付清教徒的手段:查理一世还下令让各教堂宣讲它。国王竟然通过立法来规定 人们在礼拜日做完礼拜后有权从事通俗娱乐活动,这引起了清教徒们的狂热反对,对此我们 当然不可仅仅用该法令破坏了主日的安宁来解释:其原因还在于,它会造成人们有意地背弃 圣徒的起居有制的生活。从国王方面讲,他所以要对任何敢于抨击这些娱乐活创立合法性的 人予以严厉惩处,完全居于这一动机一一消除清教徒反专制主义的禁欲倾向,因为它对于王
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这些结果往 往同他们本人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甚至相反。 因此，以下的研究可能会以一种谦虚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 力量的。然而，为了避免对所表达的纯粹观念动机的这种效力的意义有所误解，我将总结一 下以上的引言性讨论。 这里，可以毫不犹豫地明确说明，从任何意义上对宗教改革中的观念作出评价——无论 是这些观念的社会价值还是宗教价值——的企图都不存在。我们将继续讨论宗教改革中就真 正的宗教意识来说是偶然的，甚至表面的那些方面。因为，我们只是试图阐明宗教力量在我 们这一仍在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 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我们只是想问：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的某些特性可以归因 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 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 才能使新建立的教派得以幸存下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1 3，即资本主义 精神（就上述解释的暂定意义而言）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人所共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 式，这在宗教改革之前业已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 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 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 到解释。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之间相互影响的极 其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和在哪些方面 存在相互关联开始。同时，我们将尽可能地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系影响物质文化 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只有当我们合理准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试图对现代文化的 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其它因素作出估价。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如何分析《旧约》的戒律渗透入社会生活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然而 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课题，甚至在这方面对犹太教的研究14也是如此。限于 本书的篇幅，我不可能对此加以论述。除了前面已指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外，犹太教那种 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也普遍复兴于清教徒中，15它在他们的基本精神倾向中占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就连秉性谦恭的巴克斯特也因为他有幸恰好出身于英格兰因此能进入真正的 教会而对上帝感恩不已。我因上帝的恩宠而尽善尽美，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渗入清教中产 阶级的人生态度中16，它对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 格之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 发展，现在，让我们试图弄清楚有关这一点的几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清教禁欲主义竭尽 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这种态度或许最典型 地体现在围绕《体育手册》17而展开的斗争中。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把该书纳入法律，以 此作为专门对付清教徒的手段；查理一世还下令让各教堂宣讲它。国王竟然通过立法来规定 人们在礼拜日做完礼拜后有权从事通俗娱乐活动，这引起了清教徒们的狂热反对，对此我们 当然不可仅仅用该法令破坏了主日的安宁来解释；其原因还在于，它会造成人们有意地背弃 圣徒的起居有制的生活。从国王方面讲，他所以要对任何敢于抨击这些娱乐活创立合法性的 人予以严厉惩处，完全居于这一动机——消除清教徒反专制主义的禁欲倾向，因为它对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