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4现代性的一般考察 在20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 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 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 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 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 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 代化。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 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 extensionality) 和意向性( 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 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而本书的目标就地是要分析上述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并且提供 一套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性词汇。在这篇引论中,我将从整体上对所要研究的主题尽力 给予概要的论述。我期望读者能容忍用这种方式所导致的个别重复 虽然本书的核心是自我(self)问题,但它主要不是不本心理学的书。本书突出重点是 在于关注自我认同( Self-identity)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制度所塑造, 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塑造人们的自我 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是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 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甚至范围更广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思性(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的内在因素,这些内在因素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不仅学术研究,而且所有形式的 手册、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反思性的形成。因此在一此场合,我将大 量参考社会研究及实际的“生活指南”,它们不是为确定主题而提供文献佐证的手段,而是 作为我所要寻求辨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征兆。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 著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概括地说,本书的核心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为了证明论点,在一些关键之处, 我会依靠理想型( ideal-typical)的研究方法。我力图在现代性的核心之中确认一些与自我的 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但我并不准备详细讨论在特定的场景中,上述过程是如何运作 或者存在哪些例外和反趋势 开篇一章便为整个研究勾画出了一个框架。它以社会研究的特定部分作为例证,对现代 性发展的关键方面给出评价。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 ( 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 征。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 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性并没有 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 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 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设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 原文出自 Anthony Giddens著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pp14-34中译选自 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0,13-36页
37.4 现代性的一般考察* 在 20 与 21 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 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 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 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 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 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 代化。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 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 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 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而本书的目标就地是要分析上述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并且提供 一套用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性词汇。在这篇引论中，我将从整体上对所要研究的主题尽力 给予概要的论述。我期望读者能容忍用这种方式所导致的个别重复。 虽然本书的核心是自我（self）问题，但它主要不是不本心理学的书。本书突出重点是 在于关注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制度所塑造， 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自我不是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塑造人们的自我 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是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 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 社会学，甚至范围更广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思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的内在因素，这些内在因素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不仅学术研究，而且所有形式的 手册、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反思性的形成。因此在一此场合，我将大 量参考社会研究及实际的“生活指南”，它们不是为确定主题而提供文献佐证的手段，而是 作为我所要寻求辨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征兆。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 著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概括地说，本书的核心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为了证明论点，在一些关键之处， 我会依靠理想型（ideal-typical）的研究方法。我力图在现代性的核心之中确认一些与自我的 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但我并不准备详细讨论在特定的场景中，上述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或者存在哪些例外和反趋势。 开篇一章便为整个研究勾画出了一个框架。它以社会研究的特定部分作为例证，对现代 性发展的关键方面给出评价。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时空的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 （disembedding mechanism）的拓展（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这一深刻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 征。时空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 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性并没有 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 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 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设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 * 原文出自 Anthony Giddens 著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pp.14-34 中译选自 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10, 13-36 页
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 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 万别。在我所称的“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 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 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和可能性中才能得以完成。 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 trust)和风险(risk)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 价值。我认为,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的世界也 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就其普遍的表现而言,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直接相 联。婴儿和看护人之间所建立的信任能提供一种“疫苗”,它庇护着婴儿,使其避开那种最 为平常的日常活动也会具有的潜在威胁和危险。在这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 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它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 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偶发事件,就会导致他们意志的麻痹,或者,他们就会有被吞没的 感受。在更为特定的形式上,信任是自我与抽象系统之间互动的媒介。这种抽象系统,抽空 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同时又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信任因而升华为那种为日常实践所 渴求的“信念”。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比之以前惯常的生活更为危险,因为对 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 组织的社会世界,风险概念都是基本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借助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 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 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 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价要求精确,甚至量化,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价是不完备的 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风 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 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 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high- consequence risk),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称的高度现代性 的世界,是启示性的。这个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入了前代人不会去 面对的风险。无论在国际磋商和军备控制方面有多大进展,但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 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 有可能发生。而自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己面临 着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 级大国的兴起,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 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 经验开始,由媒介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伴随大众 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 这种渗透被愈显著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 史上的人类所聚居的世界显然不同。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 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有关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 和裂变方式。然而,在电子媒体扮演核心的、基本角色的社会活动世界里,不再是鲍德里亚 ( Baudrillard)意义上的“超现实”。因为这种观念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 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受它 们自身的建构性( constitution)影响所决定的。 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
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 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 万别。在我所称的“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 如同自我在其中存在的更为广泛的制度场景一样，必定是反思性地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个 工作必须在令人困惑的多样性的选择和可能性中才能得以完成。 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trust）和风险（risk）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 价值。我认为，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的世界也 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就其普遍的表现而言，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直接相 联。婴儿和看护人之间所建立的信任能提供一种“疫苗”，它庇护着婴儿，使其避开那种最 为平常的日常活动也会具有的潜在威胁和危险。在这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 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它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 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偶发事件，就会导致他们意志的麻痹，或者，他们就会有被吞没的 感受。在更为特定的形式上，信任是自我与抽象系统之间互动的媒介。这种抽象系统，抽空 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同时又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信任因而升华为那种为日常实践所 渴求的“信念”。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比之以前惯常的生活更为危险，因为对 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 组织的社会世界，风险概念都是基本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借助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 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 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 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价要求精确，甚至量化，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价是不完备的。 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风 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 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 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称的高度现代性 的世界，是启示性的。这个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向灾难，而是因为它导入了前代人不会去 面对的风险。无论在国际磋商和军备控制方面有多大进展，但只要核武器（甚至只要制造核 武器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科学技术继续卷入新武器的创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就 有可能发生。而自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因受人类的宰制，在某种意义上已面临 着终结，这就是生态灾难的风险。而其他后果严重的风险，如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或极权超 级大国的兴起，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 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印刷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 经验开始，由媒介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伴随大众 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 这种渗透被愈显著地表达出来。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以前历 史上的人类所聚居的世界显然不同。就许多方面而言，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拥有 整齐划一的经验框架（如有关基本的时空坐标）。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出各种新型的分殊 和裂变方式。然而，在电子媒体扮演核心的、基本角色的社会活动世界里，不再是鲍德里亚 （Baudrillard）意义上的“超现实”。因为这种观念把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 代性社会体系的内在参照性混为一谈，而事实在于这些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性的，受它 们自身的建构性（constitution）影响所决定的。 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
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 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 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进 行讨价还价。当然,最为显著的是,在商品化的形式中,存在着标准化的影响,因为资本主 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由于今天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由于行动 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 显得重要。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其通常被假定是与专家知识相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 风险的考虑,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 由于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划相互关联,所以必须首先澄清对它们的可能误解。部分是由于 生活方式这个术语已被用于广告和其他促进商品化消费的方面,因此人们就会猜想,它仅指 更为富裕的群体或阶级的某种追求,而穷人则多少是被完全排除在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可 能性之外的。在某种实质的意义上,这是对的。在国家内部以及世界范围的层次上,阶级和 不平等的难题与本书的观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具体阐明这些不平 等。实际上,阶级分工和不平等的其他基本界线,如性别或民族,可以依据通向自我实现和 授权的不同的路径来进行部分的界定,这些将在下文予以讨论。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 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 我实现的机制。然而,探测本书所分析的现象只影响到某种特定的特征环境,这可能是主要 的错误所在。“生活方式”也指在严厉的特征束缚的条件下的决策和行动进程:这样的生活 方式模式有时也或多或少地包含对更广泛扩散的行动和消费形式的刻意拒绝。 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互动之间的一极代表着我所谓的“亲密关系的转型”。亲密关系具有 自己的反思性和自己的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作为个人生活新领域 原型的“纯粹关系”( pure relationship)的突现。纯粹关系是一种外在标准已被消解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在纯粹关系的场合中,只有通 过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的过程,信任才会出现。或者说,信任可以不再用这种关系本身之外的 标准,诸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的标准来进行界定。同与之紧密相联的自我认同 样,为抗拒外在的变化和转型的背景,纯粹关系就要受到长期的反思性控制 纯粹关系预设着“承诺”( commitments)的存在,而承诺又是一种特定的信任。反过来 也必须把承诺理解为一种内在参照系统的现象:它是对这种关系的承诺,也是对相关的对方 或他人的承诺。作为预设的信任机制的一种结果,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是纯粹关系所必不可少 的组成成分。因此,如裼社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仅仅把当代“亲密关系的追求”看成是对 更为广泛的人际社会世界的消极反应,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纯粹关系就经常能 够作为防御性方式来对抗外在世界的包围:但这种关系全然充满来自大范围的社会体系中由 媒体所传递的影响,并且它能常常主动地把这种影响安排到这种关系的领域中。一般来说, 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占有和授权过程总是交织着剥夺和损失 在这种过程之中,个体经验和抽象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联系。“再熟练化” ( reskilling)(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无论涉及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还是较广泛的社会 活动,都是对抽象系统剥夺后果的普遍性的反应。它是情境变量,并且也趋向于转折或者要 作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他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使自己再熟练化。然而,再熟练化 总是不完善的,倾向于受专家知识可修正的特性及专家之间的论争所影响。在联结个体活动 和专家系统的社会空间中,信任的态度并不与更为实际的态度如接受、怀疑、拒绝和逃避融 洽共存。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对科学、技术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艰深的专门知识,普通人 所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混合型的,如崇敬和冷淡、赞同和焦虑、热情和厌恶等,而这类态度 也表现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自身也是某种专家之一)的著作中 自我的反思性,连同抽象系统的影响,对身体以及心理过程产生广泛的影响。身体的外
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自我的反思性投射（首尾一贯但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系）发 生于经过抽象系统的过滤的多元选择的场景中。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 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进 行讨价还价。当然，最为显著的是，在商品化的形式中，存在着标准化的影响，因为资本主 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由于今天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由于行动 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 显得重要。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其通常被假定是与专家知识相接触之后所具有的对 风险的考虑，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化的核心特征。 由于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划相互关联，所以必须首先澄清对它们的可能误解。部分是由于 生活方式这个术语已被用于广告和其他促进商品化消费的方面，因此人们就会猜想，它仅指 更为富裕的群体或阶级的某种追求，而穷人则多少是被完全排除在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可 能性之外的。在某种实质的意义上，这是对的。在国家内部以及世界范围的层次上，阶级和 不平等的难题与本书的观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具体阐明这些不平 等。实际上，阶级分工和不平等的其他基本界线，如性别或民族，可以依据通向自我实现和 授权的不同的路径来进行部分的界定，这些将在下文予以讨论。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 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 我实现的机制。然而，探测本书所分析的现象只影响到某种特定的特征环境，这可能是主要 的错误所在。“生活方式”也指在严厉的特征束缚的条件下的决策和行动进程；这样的生活 方式模式有时也或多或少地包含对更广泛扩散的行动和消费形式的刻意拒绝。 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互动之间的一极代表着我所谓的“亲密关系的转型”。亲密关系具有 自己的反思性和自己的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作为个人生活新领域 原型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的突现。纯粹关系是一种外在标准已被消解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在纯粹关系的场合中，只有通 过个体之间相互敞开的过程，信任才会出现。或者说，信任可以不再用这种关系本身之外的 标准，诸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的标准来进行界定。同与之紧密相联的自我认同 一样，为抗拒外在的变化和转型的背景，纯粹关系就要受到长期的反思性控制。 纯粹关系预设着“承诺”（commitments）的存在，而承诺又是一种特定的信任。反过来 也必须把承诺理解为一种内在参照系统的现象：它是对这种关系的承诺，也是对相关的对方 或他人的承诺。作为预设的信任机制的一种结果，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是纯粹关系所必不可少 的组成成分。因此，如裼社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仅仅把当代“亲密关系的追求”看成是对 更为广泛的人际社会世界的消极反应，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纯粹关系就经常能 够作为防御性方式来对抗外在世界的包围：但这种关系全然充满来自大范围的社会体系中由 媒体所传递的影响，并且它能常常主动地把这种影响安排到这种关系的领域中。一般来说， 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占有和授权过程总是交织着剥夺和损失。 在这种过程之中，个体经验和抽象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联系。“再熟练化” （reskilling）（即知识和技能的重新获得）无论涉及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还是较广泛的社会 活动，都是对抽象系统剥夺后果的普遍性的反应。它是情境变量，并且也趋向于转折或者要 作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他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使自己再熟练化。然而，再熟练化 总是不完善的，倾向于受专家知识可修正的特性及专家之间的论争所影响。在联结个体活动 和专家系统的社会空间中，信任的态度并不与更为实际的态度如接受、怀疑、拒绝和逃避融 洽共存。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对科学、技术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艰深的专门知识，普通人 所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混合型的，如崇敬和冷淡、赞同和焦虑、热情和厌恶等，而这类态度 也表现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自身也是某种专家之一）的著作中。 自我的反思性，连同抽象系统的影响，对身体以及心理过程产生广泛的影响。身体的外
在“给予”,即在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之外发挥作用变得越来越少,而是成为借助反思性 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事实上,对体形大规模的自恋式的傍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 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达。在身体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如 追求特定的养生之道)之间,存在整合性的联结。作为对生物机制和过程的社会化的反映, 还有更多、范围更广的重要因素。在生物的生殖领域,由于诸多种类的基因工程和医学干预 身体成了一种要选择的现象。这些不单单影响到个体:在身体发展的个性方面与全球性的因 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就是很一般性的自然演变过程 进入到人类活动领域的一些部分 一般来说,在我所谓的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 用。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工具性关系的观念,还原在科学观中排除了伦理或道德问题的观 念,都已是陈词滥调。然而,我力图依据晩期现代秩序的制度价值来重构这些难题,而这些 制度价值通过内在参照性才得以发展。现代制度的全部内容在于创造行动的环境。在其中 秩序的保证依据的是现代性自身的动力学,而它切断了与外在标准,即外在于现代性社会体 制的因素之间的联席。虽然有许多例外甚至相反的趋势,但日常社会生活却变得与“原本 的自然以及与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方面的诸多经验相分离。疯子、罪犯和重病都要在肉体上与 正常人隔离开;而“情欲”被“性”所取代,退到后台再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对多数的人而 言,经验的存封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景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 是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 如弗洛伊德所想的一样,这种境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存在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要 求的对负罪感日益增长的心理压抑。更确切地说,所发生的是一种制度压抑。我认为在其中 占据显著地位的是羞耻感而不是负罪感。羞耻感与自恋密切相联。但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因 此认为自我认同正在日益自恋化。自恋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病理学的 对象,因为有了这种机制,自我认同、羞耻感及反思性规划之间的联结才会存在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 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 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个体的反思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 的方案。但只要这些可能性被理解为主要是自我的现代性控制体系的拓展,那么它们就缺乏 道德意味。“可信性”不仅变成超凡的价值,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表现出一种道德 迟缓发展的过程。 对存在性问题的压制决不是完全的,在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 得更为赤裸,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为明显,因此出现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是 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关系的情境中,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难题,而我们 不能把它们仅仅推向一方。这些难题召唤种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它们由新社会运动所预言并 且帮助引发。“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开始从“解放政治” 所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 解放,即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在其种种外观上,是生活政治方案出现的条 件。在被分工所撕裂并且以种种形式的新旧压迫为特质点世界中,解放政治的重要性并没有 降低。而这些先前存在的政治努力已和新形式的生活政治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结论 部分,我勾勒出生活政治议事日程的主要参量。正是这个议程要求我们正面特定的道德困境, 并且逼迫我们的提出为现代性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 就本书而言,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
在“给予”，即在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之外发挥作用变得越来越少，而是成为借助反思性 来加以自我动员的实体。事实上，对体形大规模的自恋式的傍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 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的表达。在身体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如 追求特定的养生之道）之间，存在整合性的联结。作为对生物机制和过程的社会化的反映， 还有更多、范围更广的重要因素。在生物的生殖领域，由于诸多种类的基因工程和医学干预， 身体成了一种要选择的现象。这些不单单影响到个体：在身体发展的个性方面与全球性的因 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就是很一般性的自然演变过程 进入到人类活动领域的一些部分。 一般来说，在我所谓的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 用。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工具性关系的观念，还原在科学观中排除了伦理或道德问题的观 念，都已是陈词滥调。然而，我力图依据晚期现代秩序的制度价值来重构这些难题，而这些 制度价值通过内在参照性才得以发展。现代制度的全部内容在于创造行动的环境。在其中， 秩序的保证依据的是现代性自身的动力学，而它切断了与外在标准，即外在于现代性社会体 制的因素之间的联席。虽然有许多例外甚至相反的趋势，但日常社会生活却变得与“原本” 的自然以及与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方面的诸多经验相分离。疯子、罪犯和重病都要在肉体上与 正常人隔离开；而“情欲”被“性”所取代，退到后台再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对多数的人而 言，经验的存封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景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 是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 如弗洛伊德所想的一样，这种境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存在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要 求的对负罪感日益增长的心理压抑。更确切地说，所发生的是一种制度压抑。我认为在其中 占据显著地位的是羞耻感而不是负罪感。羞耻感与自恋密切相联。但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因 此认为自我认同正在日益自恋化。自恋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病理学的 对象，因为有了这种机制，自我认同、羞耻感及反思性规划之间的联结才会存在。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 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 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个体的反思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 的方案。但只要这些可能性被理解为主要是自我的现代性控制体系的拓展，那么它们就缺乏 道德意味。“可信性”不仅变成超凡的价值，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表现出一种道德 迟缓发展的过程。 对存在性问题的压制决不是完全的，在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之以前暴露 得更为赤裸，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为明显，因此出现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是 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关系的情境中，引发一系列的道德难题，而我们 不能把它们仅仅推向一方。这些难题召唤种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它们由新社会运动所预言并 且帮助引发。“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开始从“解放政治” 所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 解放，即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在其种种外观上，是生活政治方案出现的条 件。在被分工所撕裂并且以种种形式的新旧压迫为特质点世界中，解放政治的重要性并没有 降低。而这些先前存在的政治努力已和新形式的生活政治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结论 部分，我勾勒出生活政治议事日程的主要参量。正是这个议程要求我们正面特定的道德困境， 并且逼迫我们的提出为现代性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 就本书而言，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
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 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的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叫工 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作为这种关 系,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轴。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 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上述两个维度在分析上均可与监控制度(the nstitutions of surveillance)区分开,后者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大量 增长的基础。而监控则意味着对臣民的监督性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采用福柯( Foucault) 意义上的“可见”监督,还是利用信息去调整社会活动都是一样。这个维度依次可与在“战 争的工业化”的场合中对暴力手段的控制区分开来。现代性宣告了“整体战争“时代的开始, 在其中,武库所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异常巨大,它以核武器的存在作为主要标志 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一国家。当然,直到人们记 起社会学的固有趋向是集中在把社会作为其指定的研究对象,我们才意识到民族一国家概念 代表一种陈旧的观察。社会学家的“社会”,至少在现代性的时代就是指民族一国家,但通 常这是隐含的等同,而不是外显的理论化等式。作为社会实体,民族一国家与大多数传统的 秩序形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发展仅作为更为广泛的民族一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民族 一国家体系在今天已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 territoriality)和监控 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口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民族一国家常被看成“能 动者”,或作为“代理人”( agent)而不是“结构”,当然这样也有其确定的理由。因为现代 国家是反思性的监控体系,即使它们不是在“行动”的严格意义上去行动,它们也会在地缘 政治的范围上遵循协调的政治和计划。就此而言,它们是现代性的更为普遍的特征娃即组织 兴起的主要例证。现代组织的特征不在于其规模或其科层制的品质,而在于受其认可和必须 承担的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 reflexive monitoring)。当有人提及现代性,他就不仅仅指组织 的种类,还指组织过程本身,即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 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把“现 代时代”与先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区别开来的最为明显的特质,恰恰是在于现代性的极度推动 力。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 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现代性影响着预先存在的社会实践和行 为模式。B 用什么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三个主要因素,或三组主要因素与之有 关,而每个(组)因素对本书中所展开的论点都是基本的。第一个因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 (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当然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某种时间计算的既定模式及为自 身空间定位的方式。没有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体没有有关未来、现在及过去的时间感。每种 文化也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化空间标志,它表明特殊的空间知觉。因此,在前现代的情境 下,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 较大的前现代文化发展了更为正式的计时和定位的方法,如日历以及用现代标准看来十 分粗略的地图。事实上,它们是“分离”时间和空间的先决条件,用以充当更为宽广的社会 体系形式出现的前提。尽管如此,在前现代时代,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 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时间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而 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联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包含时间的“虚空”维度的发展,它也是地点转换的主要杠杆 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通常可以正确地理解为这一过程的最初表现,但重要的是,不要以过 于肤浅的方式去解释这种现象。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 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我 们今天的世界,拥有通用的计时系统以及全球标准化的时区。就其社会意义以及经验意义而
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 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的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1]工 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作为这种关 系，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轴。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 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上述两个维度在分析上均可与监控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surveillance）区分开，后者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大量 增长的基础。而监控则意味着对臣民的监督性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采用福柯（Foucault） 意义上的“可见”监督，还是利用信息去调整社会活动都是一样。这个维度依次可与在“战 争的工业化”的场合中对暴力手段的控制区分开来。现代性宣告了“整体战争“时代的开始， 在其中，武库所潜在的毁灭性力量异常巨大，它以核武器的存在作为主要标志。 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当然，直到人们记 起社会学的固有趋向是集中在把社会作为其指定的研究对象，我们才意识到民族—国家概念 代表一种陈旧的观察。社会学家的“社会”，至少在现代性的时代就是指民族—国家，但通 常这是隐含的等同，而不是外显的理论化等式。作为社会实体，民族—国家与大多数传统的 秩序形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发展仅作为更为广泛的民族—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民族 —国家体系在今天已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和监控 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2]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民族—国家常被看成“能 动者”，或作为“代理人”（agent）而不是“结构”，当然这样也有其确定的理由。因为现代 国家是反思性的监控体系，即使它们不是在“行动”的严格意义上去行动，它们也会在地缘 政治的范围上遵循协调的政治和计划。就此而言，它们是现代性的更为普遍的特征娃即组织 兴起的主要例证。现代组织的特征不在于其规模或其科层制的品质，而在于受其认可和必须 承担的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当有人提及现代性，他就不仅仅指组织 的种类，还指组织过程本身，即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控制。 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把“现 代时代”与先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区别开来的最为明显的特质，恰恰是在于现代性的极度推动 力。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 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现代性影响着预先存在的社会实践和行 为模式。[3] 用什么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呢？三个主要因素，或三组主要因素与之有 关，而每个（组）因素对本书中所展开的论点都是基本的。第一个因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当然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某种时间计算的既定模式及为自 身空间定位的方式。没有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体没有有关未来、现在及过去的时间感。每种 文化也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化空间标志，它表明特殊的空间知觉。因此，在前现代的情境 下，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 较大的前现代文化发展了更为正式的计时和定位的方法，如日历以及用现代标准看来十 分粗略的地图。事实上，它们是“分离”时间和空间的先决条件，用以充当更为宽广的社会 体系形式出现的前提。尽管如此，在前现代时代，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 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时间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而 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联。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包含时间的“虚空”维度的发展，它也是地点转换的主要杠杆。 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通常可以正确地理解为这一过程的最初表现，但重要的是，不要以过 于肤浅的方式去解释这种现象。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 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我 们今天的世界，拥有通用的计时系统以及全球标准化的时区。就其社会意义以及经验意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