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政策过程理论 来解释立法的变迁，最近又被扩大用来解释包括联邦政府预算的 长期变迁在内的一些特别复杂的问题（Jones,Baumgartner,and Tue,1998)。很明显，间断一平衡框架符合上述四个标准一至 少对于具有多元政策辖地的系统来说是如此。本书关于此部分内 容的章节由该框架的首倡者弗兰克·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 R.Frank)、布赖恩·琼斯(Bryan D.Jones)和詹姆斯·特鲁 (James L.True)合作撰写。 支持联盟框架(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支持 联盟框架(ACF)最初由萨巴蒂尔和简金斯一史密斯(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1988,1993)提出，关注的焦点是支持联盟之 间的互动作用，每一个支持联盟都是由来自政策子系统里面不同 组织的行为者组成，他们拥有一套共同的政策信仰。政策变迁既 是子系统内部竞争的结果，也是子系统外所发生事件影响的结 果。支持联盟框架花了大量的时间描述政策精英的信仰系统，分 析不同联盟间进行政策取向型相互学习所需的条件。支持联盟框 架已经引起经济合作组织(OCD)国家的极大兴趣，其中也包 括一些建设性的批评(Schlager,1995)。保罗·萨巴蒂尔和汉 克·简金斯一史密斯都完全够格评估近期具体框架应用的含义。 10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过的框架都集中于对既定的政治体 制或系列制度安排范围内的政策变迁的解释（包括试图改变这些 既定的制度安排)。接下来的两个框架则是试图解释多个政治体 制之间的异样性。 14
第一章寻求更好的理论【 政策传播框架(Policy Diffusion Framework)。 政策传播框 架由弗朗西丝·贝瑞和威廉·贝瑞(Frances Berry;lliam Berry; 1990;1992)创立，用来解释许多州（或地方）采取政策创新方 法——如抽彩给奖法一之所以呈现差异性的原因。该框架认 为，采纳政策创新的方法不仅由政治体制的不同特点决定，也受 多种政策传播过程的影响。最近，明特罗姆和弗格里(Mintrom and Vergari,.1998)把这个框架和有关政策网络的知识结合在一 起。政策传播框架目前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几乎没有得到应用。然 而，它应该在欧盟、经合组织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或是别的任何 政治体制下，得到广泛的应用。本书关于这一框架内容的作者是 弗朗西丝·贝瑞和威廉·贝瑞。 大规模比较研究方法的因果漏斗框架和其他框架(The Funnel of Causality and Other Frameworks in Large-N Comparative Studies) 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异常重要、用来解释不同 州和地方政策绩效（通常是预算开支）异样性的许多框架(Dy, 1966,1991；Sharkansky,1970;lofferbert,1974)。这些框架开始时 显得异常简单，主要用来解释社会经济条件、公共舆论和政治组织 的多样性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框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Mazmanian and Sabatier,1981;Hofferbert and Urice,1985)。目前对 于该研究方法的兴趣在美国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流行于经合组织 国家，特别是用来解释社会福利项目的差异性（Hora,1986; 15 4.H
‖政策过程理论 Klingeman,Hofferbert,and Budg,1994;Schmidt,199%)。本书有关 这部分章节的作者是威廉·布洛姆奎斯特(liam Blomquist)。尽管 他在这方面做出过很大的贡献(Blomquist,11),但他不是该框架 主要的建议者和支持者，因而他和本书别的章节的作者不同。之 所以选择威廉·布洛姆奎斯特，是因为我希望他能够批评该框架 的“暗箱”特征，并将该框架和别的相关知识一特别是制度选 择一相结合。当然，我从未和他交谈过这样的愿望。他正在紧 张而卓有成效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被省略的框架 尽管本书的章节包含了公共政策抉择的七种不同的框架，但 一些其他的框架却被省略了。以下我将简单地说明我自认为这些被 省略的框架比那些被挑选出来的框架显得前景更加暗淡的理由。 权力竞技场(Arenas of Power)。权力竞技场框架由洛维 (0i,1964,1972)最先发展，他提出了三四套不同的政策类 11 型——如规制、分配以及再分配一同时说明不同的政策类型具 有不同的过程特征。该框架最初形成时普遍地存在概念模糊和缺 乏因果联系的弊病。尽管这些在0年代得以阐明(Mann, 1975;Ripley and Franklin,1976,1982),我个人的观察是权力竞技 场框架在过去的15年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Klow, 1988)。可以说，该理论看来并不是一个发展很快的研究项目 (亿akatos,1971)。 16
第一章寻求更好的理论 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文化理论最初由道格拉斯和 怀尔达维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2)提出，它把政策看 成实质上是由四种不同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 [在支持者联盟框架里被称为“深层核心”(deep core)]一个人 主义、等级理论、平等主义和宿命论。该理论曾被用来进行一些 实证性的研究(Coyle and Wildavsky,1987,Hoppe and Peterse, 1993)，但它的主要概念显得模糊不清，同制度安排及社会经济条 件的联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我看来，这个框架太不完 整、太不清晰，因此我们很难对它进行总结。 建构主义者框架(Constructivist Frameworks)。 建构主义者 框架完全聚焦于政策问题和政策信仰系统以及/或者参照框架的 “社会a建构”(Fischer and Forester,1993;Papadopoulos,1995; Faure,Pollet,and Warin,1995;Schneider and Ingram,1997). 在美国的情况相比，这些在欧洲更为普遍，特别是在法国和荷 兰。尽管很清楚的是，大部分的社会“现实”都是“社会建 构”，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框架的概念：（1)与社会经济条件 或制度之间没有建立联系；（2)飘忽不定、模糊不清，即概念和 具体的个人无关，因而无法证伪。考虑到上述事实，我认为，皮 埃尔·马勒(Pierre Muller,1995)所提出的某-一特定政策领域内 的“比照性”(referentiel)(信仰系统或是参照框架)的概念，如 果能在实证上做得更为具体，则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17
政策过程理论 政策领域框架(Policy Domain Framework)。i 政策领域框架 由戴维·诺克(David Knoke)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的10年提出 (Laumann and Knoke,1987;Knoke,1990;Knoke et al.,1996), 该理论更像是一系列指导网络分析的复杂概念。该框架认为，在 一个既定的政策领域/政策子系统，对于既定的政策领域感兴趣 的组织就会发展资源交换的方式，并力图影响政策事项。在很多 方面，这个框架更像是制度选择理论(RC)的实证性翻版。与 RC一样，它假设组织能够被看作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个 体集合成的整体。它的行动者模型虽然没有RC里的清晰，但它 却涉及更多的组织。尽管我发现该框架的许多概念很难理解— 有点类似“日耳曼语”一但是，由于它很好地符合了前面所述 的标准；而且大部分实证性研究都给人印象很深，因此，该框架 原来是应当包括在本书之中的。⑧ 12 对它们做出“前景相对暗淡”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 际上，上述四种框架的主要缺点包含（1)不完整（如缺乏变量 的主要类别)，(2)不够清楚和经不起检验。这些缺点都是可以 修正的。事实上我希望能在本书以后的版本中收录它们当中的一 个或更多的框架。 ②例如，在诺克等人(Knoke et al..,1996)看来，利益(interest)被用 来指“关系议题”(topic of concern)和“目标”（goal),对特定事件中的组织利 益的重要讨论也是相当模糊的。但是，把它排除在外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当 1996年春召开座谈会开始收集资料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诺克所做的工作。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