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的 系统分析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EE 爱维·伊斯顿著译 华夏出版社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 戴维·伊斯顿 能够就《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以中文出 版事宜略作述介，令我不胜荣幸。这些年来，我几 度有幸向中国学界同仁谈及本书的内容，这说明中 国学人对我所述及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兴味，亦表明 了他们思想的大度敞放。对于中国学者在政治探 索过程中就系统思想的内涵作进一步切磋来说，这 都是些祥瑞之兆。 自本书首次面世以来，荏苒二十载光阴已逝。 这二十年来，恍若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政治科学历 经沧桑，遭际了若许意味深长的浮泛变化。要想明 了系统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现下地位，自应体味斟 ·此题为中译本编者于此代拟。 1
虑这些变化。近几年来，本书屡屡被译成各种文字，这就使我有可能 就着本书问世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沧桑变化，来掂量衡度系统分析在政 治科学中的当前地位。我想，经常以同一种语言，使我的中国新读者 们知晓我在其他著述中所作的种种思考，那委实是再合宜不过了，可 是碍于语言的樊篱，这一想法恐难轻易实现。 在本书首次出版时，整个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中的主要趋势 是致力于基础性研究。以往的研究遭到了抨击，因为它们块乏科学的 精确性，过分执著于研究即时的社会问题而舍弃了基础理论，不能在 “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种种述陈之间作出缜密甄别，忽略了理论 作为悟彻之主要工具的意义（见拙作《政治系统）一九五三年版）。这 并不是说，当时的所有学者都对以往的研究持有非议，不过，这些责难 确乎代表了政治科学的主流，它们已促进了政治科学的移易革新。就 其探求政治系统的基本理论来说，《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的出版 既证明了新的政治科学的存在，又促进了其绵延发展。 八十年代，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的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六十 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的所谓反文化的革命(Counter-Cultural Revolution)一当然，不能将它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一-在 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及希冀、追求方面引起了诸多变迁，其时， 人们接受这些变迁的速度有如这些变迁自身的实质一样，都是始料未 及的。今天，我们对这些变迁业已公然知晓，因而我无须再赞述其特 点。在西方，我们依然处于其影响之下。 这些变迁因其特定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亦因不同的地区国度而迥 然有异，可是，它们却以某种形式对整个学术界内外产生了影响。这 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 了极大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 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 2
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鉴于世界共同体中对这些问题存 在新的、仍在增长的迫切感，社会科学再度发现，亟须对这些领域予以 严重而系统的关注。与其说是科学的逻辑，还不如说是种种社会问题 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前提。 其结果，应用性社会科学迅速开始代替早先揭示基础知识的努 力。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兴许仅只可以察觉，然而它 却令人信服地表明：由于人类面临着核大战引发的、甚或是自己也未 曾意识到的生态灾难造成的全体毁灭的明显威胁，由于地球自身的存 在确乎颜临绝境，因此，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比我们过去的设 想来得仓促突然。在社会科学中，甚为追切之事似乎是运用我们累积 的悟性和灵惹来释解现下的问题，而不是钻研基础知识。人们对于我 们当前社会知识的可睾性极为有限这一点忧戚重重，这些忧戚必然既 使寻求答案的根定时间意加紧迫，又使与此相关的公民们对于答案的 企求益发热切。 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潜在的、通常并不公开表露的情绪，促成了 政治科学中诸如政策分析这种新的支配趋势。五十年代，政治学家中 公认的普递习惯是提供有关社会变化和革新的专门咨询，当时的批评 家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极为有根，并不能验证解 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否可靠适宜。而八十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 主设大和。以治学家公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道，认为，如果现 下社会迫切需要并期冀自己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即使这些帮助更多 的是以所企望的可靠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知识的可靠性为前提的，提供 这些帮助大概也要比全然无动于衷要强些。 自从本书第一次付梓以来，政治科学中还发生了另一些重要变 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末，经济近平一无阻滞地节节 增长，而迄止五十年代末，随着这种战后繁荣的消逝，经济开始成为人 3
所关注的中心领域。美国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萧条给表面 持久繁荣的岁月投下了阴影。人们不禁回想起了三十年代大萧条的 境况。基于其对于社会变化的感受，社会科学各学科迅捷开始反映这 种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兴趣。 在政治科学中，这一点也拟若干方式得到了体现。首先，在三十 年代大萧条时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 性，此时，人们再度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 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攻治经济学，它再 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 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 其次，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研究兴趣部分是由政治科学引起 的，为此，政治科学中的一个旧式术语“国家”(State)再度成为研究的 热点。在五十年代，随着行为主义的变革，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 认为不合乎要求，未久就为一个涵义更加丰富的术语“政治系统”所代 替了。“国家”这一概念之所以会被政治学首先摒弃，是因为它早先是 含糊不清的。虽然现今照我看来，它丝毫也不明晰可鉴，但它却又成 了分析的术语。其原因，我在《国家重围之下的政治系统》①一文中 已作了剖析。除此之外，这一概念复苏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还确实在 于我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受到的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第一次 冲击自然是在马克思在世期间，第二次冲击則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 间，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渗入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今天，在 其第三次冲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尼科斯·普兰札斯(Nic然 Poulantzas)的著作中所阑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社会 科学的方向和某些理论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新生的马克思主义 ① (政治理论》-九八五年第九期第303一325页。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