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暴虐、异常强横的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后者更接近于机灵狡诈 的商人，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具有这种脾性在16世纪 并不使人感到十分新鲜，但也不象内战以后，以及18世纪，19世纪 早期变得那样普遍。同时，这一类人已不局限于上层的土地所有 者，在农民阶级的上层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人。 这就是那些自由民，其范围逐渐缩小为上层绅士和处于这个 阶层底层的不甚富裕的农民。尽管“自由”并不意味所有这些人都 有自由的地产保有权，或者都享有现代私人地产的权利，但是他们 迅速向这个方向前进，并抛弃了仍然存留的封建义务，从经济上 说：他们是一个“雄心勃勃”，敢做敢为的团体，是一些小资本家他 们意识到自已还没有足够的剩余资本去冒大的风险，因此留心经 营保持收支平衡，但他们决心利用每一个机会（不论是来自哪方面 的机会)去增加赢利.他们大多拥有25到200英亩的可耕地，最多可 能达到拥有500一600英亩牧场，当然大牧场主可以控制价格，从而 使自己在羊毛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尽管如此，自由民，甚至 不甚富裕的农民也普遍地经营着收羊业。对自由民来说，增长着的 粮食商品的出售也是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而那些靠近伦敢和新 兴城市的地区，以及那些具有水路交通运输条件的地区，则必然会 比其它地方具有大的多的优势。 自由民是农民圈地背后的一支主要力量。前者的直接目标是 可耕地。农民的圈地和那些贵族牧场主所进行的方式颇为不同，他 们主要是以蚕食方式侵吞荒地和公有地，频繁地侵占左邻右會的 用地，包括那些并不重视捍卫自己的地产权的地主。有时，图地的 农民彼此达成协议确定小块土地的归属，废弃荒地的标界。自由民 在有限的范围内也热衷于摆脱传统的农业常规，试用新的技术来 提高生产效益。 从比较的观点来看，16世纪的英国自由民看去更象16世纪晚
期的甚至是俄国革命以后的富农。尽管比起那些俄国富农来，英国 自由民生活在一种更适宜发展个人事业的环境中。但总的来说这 些自由民是英国历史上的英雄，而对保守势力和社会主义者来说 富农则是俄国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对照这两种态度，可以揭示出不 同社会的区别以及它们通向现代世界的各自不同的道路。 在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推波助澜的人，即那些在反对旧 秩序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的人们，来自自由民，更多的是来自上层 的土地所有者。而这场进步的主要牺性者，与通常一样是普通农 民。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农民特别顽固保守或墨守成规，也不是因为 他们特别愚昧无知，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很有点象当代的情况：墨 守成规，旧的习惯势力无疑在起作用。但是对于这一情况，正如在 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将要遇到的许多其他实例一样，我们有必要摆 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旧的习惯势力会如此颜固，原因是很容易 解释清楚的，英国中世纪的农业体系就象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在那 里每个农民拥有一条条狭长的带状土地。它们不规则地，零散地分 布在其他农民的土地或公共荒地中间，这些土地往往不设栅栏互 相交错。由于收割之后土地要用于放牧，因而各家的收割工作就必 须在同一时闻进行，而农业活动的周期也就不得不多少有点协调 的性质。在这样的安排之下，个人就有了某些机动的余地。但更主 要的是，人们产生了合作组织的强烈要求。而这样一些合作组织又 很容易巩固下来成为习惯，以便解决那些生产中的问题，每个季节 重新安排对这些条状地的使用。尽管这不是第一次但明显是一项 重要任务。农民对公有地感兴趣，把它作为牧场地和燃料来源，这 点是很明显的。由于英国农民在采邑习惯法的保护下为他们自己 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地位，那么，他们把传统和习惯视为一道保护 堤，并以此来抵挡在他们看来是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特殊利益的 资本主义的潮流，这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有经常性的，来自君主政权的维护，这道防堤还是开始崩 遗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羊吃人。农民被赶出已变为牧场（条状 可耕地和公有地均成了牧场)的土地，原来曾经为许多人提供生活 资料来源的土地现在只需一个牧羊人在那里放羊。尽管这些变化 无疑都是实质性的，但要准确地测量出这些变化则几乎是不可能 的。不过，正如托尼自己谨慎指出的：与内战后来临的急浪冲击相 比，16世纪的浪潮不过是一股涓涓细流，然而正是后者，摧毁了那 道封建堤坝。 可见，这一时期英国城市和农村从事商业的那些人，是促使英 国最终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社会的主要劳作者。和法国情 况极为不同，这些人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挂动杜会前进，而不是靠搞 家长式统治的王室的庇护。在这个转变过程的某些时候，有一些人 颇乐意与王室合作，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特别 是当内战临近的时侯，富裕的市民开始反对王权的垄断，他们认为 王权的干涉即使不是一种桎楷，至少也是在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 过程中的一种障碍。伊丽莎白王室和最初两个斯图亚特王朝都曾 做出努力试图减缓城市贫民和农民所造成的这方面的影响。大批 农民到处漂流，开始对社会秩序产生威胁，并最终导致间歇性暴动 的发生。一位谨慎的历史学家把王室的政策称之为疯狂的强制。 在“十一年暴政”期间，查理一世通过斯特拉夫和劳德实行无国会 统治而使强制政策更加有力地贯彻下去，象王室法院和上诉法院 这样的王室法庭给予农民一种确实保护，以防止在圈地中被驱 逐。与此同时，王权在强制推行这种政策中，用罚金来充实自己的 钱包。这种强制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超出了它的能力。和法国的君 主制不同，英国王权始终没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 制度和法律结构，并通过它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村，在农村中 维持秩序的大多是乡绅。而王室的保护玫策拾好正是直接反对这
些人的。因此，推行这些政策就带来一个主要的结果：引起那些想 维持随意处置自已财产的权利的那部分人的反对，王室政策有一 种倾向：这就是促使城市与乡村中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及其他一些 集团，在反对王权的斗争中联成一气。在土地政策方面斯图亚特王 朝的政策无疑是个失败并促使内战加刷，而内战无非是“个人权 利与王室权威之间的一场冲突，这场冲突的最终停歌被认为是依 赖于宗教禁令。”对于这一方面，有一点是应该弄清楚的：即究竟是 谁的个人权利。显然，所力争的绝不是农民大众（这些人在英国人 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权利。 二 英国内战的农村背景 在作了上述一般背景考察之后，对下列问题似乎不会再有疑 问了：即上层土地所有者中具有商品意识的那些人们及自由 民中的一部分人都是反对国王的主要力量、而王室则试图维护旧 秩序，并因此而成为导致内战的一个重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原 因。16、17世纪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英国农村中造成了一个农贸 市场，从而使英国农村迅速走上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道路，商品 影响的渗透越来越广泛地造成了一种新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每 一个农业阶级中的不同集团（这些集团没有一个是可以同农村或 城镇的其他集团明显地区别开的)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并 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平常喜好摆阔绰讲排场的上层贵族和 皇亲国戚们多少有点不太乐意作出这样的转变，尽管他们中有些 人已适应了新的形势。主要的变化发生在一些较大的并多少有些 向外扩张的农村地区，这里的人其地位一般在贵族之下而在自由 民（即绅士）之上，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进取心，成功地适应了新的情 况。但是，由于农业活动的孤立性，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完全的，那些 9
看来走在前面的绅士们同上层市民以及资产阶级（就这一术语已 经被接受的狭意米说有着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或商业方面的联系。 在作为一个阶层的乡绅们那里，这就产生出代表了具有决定性历 史倾向（这种倾向改变了英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的主要典型。如果 我们把不同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与绅士和土地贵族相应的观念 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这里存在有“一种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斗 争”。而这种斗争更主要的是同地方特色面不是同社会划分相联系 的。也有不少纳士止步不前或走下坡路，但也很容易发现一些赶上 浪潮的土地贵族，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裹足不前的绅士是这样 一些人：他们相对来说进取心不够，改变自己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 地位的信心也不足，并且同城市缺乏商业性的或公务性的联系，这 批怨气冲天的人有一部分可能成为在克伦威尔和清教徒革命中的 激进因素一尽管这一动力主要发端于其它社会阶层。由于那些 激进主义的不满情绪突然进发出来，英国社会在商品经济和工业 化的推动下，从顶峰跌落，四分五裂。正如我们将在有关讨论中所 看到的：在其他主要的现代革命的发展结果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法国、俄国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当旧秩序崩溃时，社会中某 些遭到失败的力量（这是由于经济发展趋势所造成的）迅速堀起， 他们进行了大量摧毁旧统治的“肮脏”的工作，从而为一套新制度 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这种“肮脏”活动在英国最主要的就是处决查理一世，要求公 正制裁国王的呼声主要来自军队，这里民众的影响是很强烈的。这 些影响来源于乡绅以下的社会阶层，城市癯工和农民。在执行处决 的时候，克伦威尔和他的军官们已经控侧了局面，他们用武力威逼 国会迅速通过处决方案。当时，有49人投票拒绝审判国王，而59人 投票赞成对国王处以极刑。有证据表明：在同意处决查理一世的投 票中，相对穷困的绅士占多数，而在反对处决查理一世的投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