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冷战研究 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张曙光 内容提要冷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里，以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如果依据学术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 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发展冷战研究体系，本文提出的思路是：打破传统的外 交史的治学界限，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采取多元素、多层次 的深度比较方法，力求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加强多元化和提升理论 性。对此，本文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冷战研究安全冷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情报冷战冷战外交谈判冷 战智库 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冷战研究。西方关于冷战的研究显现出两个有学术意义的特 征：第一，它几乎伴随了冷战的全过程①，第二，它始终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史来研究②，即便在 冷战尚未结束前也无例外。近期，由于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加入®，冷战国际关系 研究真正地开始“国际化”了，使得这个始于20世纪中叶的学术领域充满了活力。 作为主导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冷战己经宣告结束，但就如何形成以冷战国际关系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冷战研究体系特别是关于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依据怎样的历史“数据库”进行研 ①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参见路易斯J.哈利：《冷战历史》(LouisJ.Hale,The Cold War as History),纽约1967年版，前言第11H2页。 ③参考：翟强：《龙，狮子和度：中英美关系，l949H9s8》(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 Britis Ameri- can Relations,.1949-1958),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曙光：《威慑与战略文化：中美对抗，1949一958》(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 A merican Conf rontation,1949-1958),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曙光： 《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l949H963》(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rs1 China and the Sino Soviet A1 liance,1949-I963),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奥德·韦斯特德：《手足兄弟：中苏同盟的兴衰， 1945H963》(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 Soviet A1 liance,1945-1963),斯坦福大 学1998年版；奥德，韦斯特德：《怜战与革命：苏美角逐与中国内战的起源》(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r er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麦克尔M.盛：《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因》(Michael M.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普林斯顿 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兼：《中国通往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0 ian Chen,China's Road1 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1 e Sino A merican Conf ronta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拓 展 冷 战 研 究 ———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张 曙 光 内容提要 冷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里 ,以西方(主要是美国) 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 ,如果依据学术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 察 ,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发展冷战研究体系 ,本文提出的思路是 :打破传统的外 交史的治学界限 ,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 ,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 ,采取多元素、多层次 的深度比较方法 ,力求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加强多元化和提升理论 性。对此 ,本文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冷战研究 安全冷战 经济冷战 文化冷战 情报冷战 冷战外交谈判 冷 战智库 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冷战研究。西方关于冷战的研究显现出两个有学术意义的特 征 :第一 ,它几乎伴随了冷战的全过程 ①;第二 ,它始终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史来研究 ②,即便在 冷战尚未结束前也无例外。近期 ,由于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加入 ③,冷战国际关系 研究真正地开始“国际化”了 ,使得这个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学术领域充满了活力。 作为主导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冷战已经宣告结束 ,但就如何形成以冷战国际关系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冷战研究体系 ,特别是关于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依据怎样的历史“数据库”进行研 ① ② ③ 陈兼、余伟民《: “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 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参见路易斯 ·J. 哈利《: 冷战历史》(Louis J. Halle , The Col d W ar as History ) ,纽约 1967 年版 ,前言第 11 —12 页。 参考: 翟强《: 龙 ,狮子和鹰:中英美关系 ,1949 —1958》(Qiang Zhai , The Dragon , the Lion , and the Eagle : Chinese2B ritish2A meri2 can Relations , 1949 - 1958) ,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张曙光《: 威慑与战略文化:中美对抗 ,1949 —1958》(Shu Guang Zhang ,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 Chinese2A merican Conf rontation , 1949 - 1958)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张曙光: 《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 ,1949 —1963》(Shu Guang Zhang , Economic Col d War: A 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2Soviet Alliance , 1949 - 1963)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奥德 ·韦斯特德《: 手足兄弟:中苏同盟的兴衰 , 1945 —1963》(Odd Arne Westad , ed. , B rothers in A rms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2Soviet Alliance , 1945 - 1963) ,斯坦福大 学 1998 年版;奥德 ·韦斯特德《: 冷战与革命:苏美角逐与中国内战的起源》(Odd Arne Westad , Col d War and Revolution : Sovi2 et2A 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 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麦克尔 ·M. 盛《: 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Michael M. Sheng ,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普林斯顿 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陈兼《: 中国通往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Jian Chen ,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2A merican Conf rontation) ,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拓展冷战研究 59 究，国内外学者们仍未形成共识。一个为发展冷战研究体系而值得尝试的方法是：打破传统的外交史的 治学界限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采取多层次、国际性和跨文化的深度比 较方法，力求使得这一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多元化与跨学科，并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①。 一、传统冷战研究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如果依据学术的严 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察，具有明显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局限性。 首先，他（她）们的分析或多或少均具有时代的政治化倾向。冷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即 以美苏各自领衔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的对抗展开。此后不久，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学者便开始研究冷战的起源。关于“起源”的研究和争论主导了冷战研究的30年，其间出 现了三个主要学派，即：“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部分地由于要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坚持冷 战的战略，传统派宣称：苏联应该对冷战的爆发与延长负责，而美国只是为了对战后国际体系“负责 任"”而不得已应战。根据他（她）们的研究，苏联由于其传统“不安全”意识的主导、“集权”制度的制约、 “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领导人“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等“非理性”因素，在对外政策中长期 推行“霸权”与“扩张”，因而造成对美国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国家 利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得已以“非战争”的方式对抗苏联②。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 中，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大与深入，特别是由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引发国内反战、反权势、反 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传统派关于美国介入冷战的观点受到质疑，进而产生了冷战研究的“修正派”。 一方面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美国人对“阴谋”的好奇，修正派认为：美国的“产业和 金融寡头”是冷战出现的罪魁祸首。他（她）们的研究指出，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 的经济利益需要，利用美国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 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冷战政策与举措，如援助土耳其、希腊“反共”的杜鲁门主义、 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加强西半球政治稳定的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无一例外被认 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③。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后修正派”也未能逃脱美国政 治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制约。基于美国首批解密的冷战初期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档案与 ①美国国家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为了推动对“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于1995年成立了“冷战国 际关系史研究项目”。美因的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也分别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机构。 ②参见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Arthur Schlesinger,Jr.,“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外交》(Foreign Affairs) 第46卷，1967年；乔治，F.凯南：《美国外交：1900H950》(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芝加 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威廉·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因：合作与冲突，1941H946》(William H.McNeill,A meri- 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I941-I946),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参看：威廉·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刷》(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纽约19s8年 版：沃尔特，拉夫伯：《新帝国》(Walter LaFeber,The New Empire),康乃尔大学出版社I963年版；沃尔特·拉夫伯：《美因， 俄国和冷战，l945-1996》,(Walter LaFeber,A 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1996),纽约1996年版；加布里 埃尔·科尔科：《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Gabriel Kolko,The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波士顿1969年版；加布里 埃尔·科尔科和乔伊斯·科尔科：《权力的限度》(Gabriel Kolko and Joyce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纽约l972年版；劳 埃德·加德纳：《幻觉的建构者》(Lloyd Gardner,Architects of Illusion),芝加哥1970年版，理查德·巴内特：《战争的根源》 (Richard Barnet,Roots of War),纽约1972年版。 1994-2010 China Academie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究 ,国内外学者们仍未形成共识。一个为发展冷战研究体系而值得尝试的方法是 :打破传统的外交史的 治学界限 ,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 ,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 ,采取多层次、国际性和跨文化的深度比 较方法 ,力求使得这一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多元化与跨学科 ,并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 ①。 一、传统冷战研究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以西方 ,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 ,如果依据学术的严 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察 ,具有明显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局限性。 首先 ,他(她) 们的分析或多或少均具有时代的政治化倾向。冷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6 年即 以美苏各自领衔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的对抗展开。此后不久 ,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学者便开始研究冷战的起源。关于“起源”的研究和争论主导了冷战研究的 30 年 ,其间出 现了三个主要学派 ,即“: 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部分地由于要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坚持冷 战的战略 ,传统派宣称 :苏联应该对冷战的爆发与延长负责 ,而美国只是为了对战后国际体系“负责 任”而不得已应战。根据他(她) 们的研究 ,苏联由于其传统“不安全”意识的主导“、集权”制度的制约、 “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领导人“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等“非理性”因素 ,在对外政策中长期 推行“霸权”与“扩张”,因而造成对美国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安全的威胁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国家 利益 ,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不得已以“非战争”的方式对抗苏联 ②。到了上个世纪 60 年代 中 ,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大与深入 ,特别是由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引发国内反战、反权势、反 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 ,传统派关于美国介入冷战的观点受到质疑 ,进而产生了冷战研究的“修正派”。 一方面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 ,另一方面出于美国人对“阴谋”的好奇 ,修正派认为 :美国的“产业和 金融寡头”是冷战出现的罪魁祸首。他(她) 们的研究指出 ,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 的经济利益需要 ,利用美国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 ,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 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冷战政策与举措 ,如援助土耳其、希腊“反共”的杜鲁门主义、 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加强西半球政治稳定的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 ,无一例外被认 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 ③。形成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后修正派”也未能逃脱美国政 治 ———回归现实、回归传统 ———的制约。基于美国首批解密的冷战初期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档案与 拓展冷战研究 59 ① ② ③ 美国国家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为了推动对“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于 1995 年成立了“冷战国 际关系史研究项目”。美国的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也分别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机构。 参见阿瑟 ·施莱辛格《: 冷战的起源》(Art hur Schlesinger , Jr. ,“The Origins of t he Cold War”) 《, 外交》( Forei gn A f f airs) 第 46 卷 ,1967 年 ;乔治 ·F. 凯南《: 美国外交 :1900 —1950》( George F. Kennan , A merican Di plomacy : 1900 - 1950) ,芝加 哥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 ;威廉 ·H. 麦克尼尔《: 美国、英国和俄国 :合作与冲突 ,1941 —1946》(William H. McNeill , A meri2 ca , B ritain and Russia :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 lict , 1941 - 1946)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参看 :威廉 ·威廉斯《: 美国外交的悲剧》(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 The Tragedy of A merican Di plomacy ) ,纽约 1958 年 版;沃尔特 ·拉夫伯《: 新帝国》(Walter LaFeber , The New Em pire)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沃尔特 ·拉夫伯《: 美国 , 俄国和冷战 ,1945 - 1996》,(Walter LaFeber , A merica , Russia , and the Col d W ar , 1945 - 1996) ,纽约 1996 年版 ;加布里 埃尔 ·科尔科《: 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 Gabriel Kolko , The Roots of A merican Forei gn Policy ) ,波士顿 1969 年版 ;加布里 埃尔 ·科尔科和乔伊斯 ·科尔科《: 权力的限度》( Gabriel Kolko and Joyce Kolko , The L imits of Power) ,纽约 1972 年版 ;劳 埃德 ·加德纳《: 幻觉的建构者》(Lloyd Gardner , A rchitects of Illusion) ,芝加哥 1970 年版 ; 理查德 ·巴内特《: 战争的根源》 (Richard Barnet , Roots of W ar) ,纽约 1972 年版
60 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文献①，后修正派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并指出，美苏两国决 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修正派的“单一元素”论，后修正派从华盛顿 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 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②。 其次，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显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无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 冷战对外政策应该是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然而，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对抗或合作一关系 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味地强调美国对外行为的“主导性”不仅与史实不符，也无 益于冷战研究的学术体系化。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冷战学者受到“区域研究”的启发，开始依据 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研究美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策，推动了冷战研究的学术化。然而，随 之产生却是以“美国针对(U.S.-Toward)”为鲜明特征的一批成果③。尽管对美国的政策褒贬不一， 但无一例外均不考虑政策对象国（无论是盟国或友邦，还是对手国）的政策思考与行为对美国政策的 影响，尽管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甚至“操纵(Manipulate)”了某个时期美国针对某个事件的政策。结 果，“美国中心”倾向严重制约了冷战研究朝着客观与科学的方向发展，由于不重视甚至忽略掌握别国 语言、利用别国资料、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性，以致“区域研究”最终走向衰败。值得庆幸的是，冷战于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结束后，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使 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国际化：这些“国际型”的学者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有幸接触“对方国”刚 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⑤。 再者，由美国外交史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表现出方法—历史描述和解读的单一性。无 疑，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最大可能地占有和利用与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历史资料，冷 战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大多数美国与西方冷战学者对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 不屑一顾，以致目前的主流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其 结果是：冷战的“叙述”完全受制于外交档案的公布周期和更新程度（大致按美国联邦档案30年后解 密的周期)，大都处于“不断修正”、缓慢推进的状态：冷战研究议题和议程的设定基本与国际关系和国 ①在修正派的政治压力下，美因开始有选择地公开档案，当时最具政治影响的是“五角大楼文献”(The Pentagon Papers)。 ②参见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美国和冷战的起源，l941H947》(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1 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俄罗斯、苏联和美国》0 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78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遇制h战略》(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长期的和平》0 ohn Lewis Gad dis,The Long Peace),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我们现在明白了：冷战史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梅尔文·莱弗勒：《权力的优势》(Me- yn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参见盖尔·伦德斯坦德：《美因对东欧不作为政策，l943H947》(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 Nor Policy Towards Eastern E©e,1943-194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罗伯特·麦克马洪：《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独立，1945一 1949)(Robert McMahon,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1945 -I949),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罗伯特·麦克马洪：《边缘国家的冷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Robert MeMahon,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The United States,India and Pakista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密，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 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www,cwihp.si.edu。 ⑤如：奥德，韦斯特德(Odd Arne Westad)、卡特因，韦瑟比(Katryn Weathersby)、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弗拉迪斯拉夫 ·朱布克(Vladislav Zubok)、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伊利亚·盖杜克(ya Gaiduk)、克里斯琴·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陈兼(Jian Chen)、翟强(Qiang Zhai)、张屠光(Shu Guang Zhang)等。 1994-2010 China Academie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文献 ①,后修正派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并指出 ,美苏两国决 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修正派的“单一元素”论 ,后修正派从华盛顿 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 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 ,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 ②。 其次 ,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显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无疑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 冷战对外政策应该是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 ,然而 ,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 ———对抗或合作 ———关系 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味地强调美国对外行为的“主导性”,不仅与史实不符 ,也无 益于冷战研究的学术体系化。例如 ,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 ,冷战学者受到“区域研究”的启发 ,开始依据 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研究美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策 ,推动了冷战研究的学术化。然而 ,随 之产生却是以“美国针对(U. S.2Toward) ”为鲜明特征的一批成果 ③。尽管对美国的政策褒贬不一 , 但无一例外均不考虑政策对象国(无论是盟国或友邦 ,还是对手国) 的政策思考与行为对美国政策的 影响 ,尽管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甚至“操纵 (Manip ulate) ”了某个时期美国针对某个事件的政策。结 果“, 美国中心”倾向严重制约了冷战研究朝着客观与科学的方向发展 ,由于不重视甚至忽略掌握别国 语言、利用别国资料、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性 ,以致“区域研究”最终走向衰败。值得庆幸的是 ,冷战于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结束后 ,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 ④使 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国际化 :这些“国际型”的学者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 ,有幸接触“对方国”刚 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 ,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 ⑤。 再者 ,由美国外交史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 ,表现出方法 ———历史描述和解读 ———的单一性。无 疑 ,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最大可能地占有和利用与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历史资料 ,冷 战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 ,然而 ,由于大多数美国与西方冷战学者对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 不屑一顾 ,以致目前的主流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其 结果是 :冷战的“叙述”完全受制于外交档案的公布周期和更新程度(大致按美国联邦档案 30 年后解 密的周期) ,大都处于“不断修正”、缓慢推进的状态 ;冷战研究议题和议程的设定基本与国际关系和国 60 世 界 历 史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在修正派的政治压力下 ,美国开始有选择地公开档案 ,当时最具政治影响的是“五角大楼文献”( The Pentagon Papers) 。 参见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美国和冷战的起源 ,1941 —1947》(John Lewis Gaddis ,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Ori gins of the Col d W ar , 1941 - 1947)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俄罗斯、苏联和美国》(John Lewis Gaddis , Russia , the S oviet Union , and the United S tates) ,纽约 1978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遏制战略》(John Lewis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长期的和平》(John Lewis Gad2 dis , The L ong Peace)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我们现在明白了 :冷战史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 ,We N ow Know : Rethinking Col d W ar History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梅尔文 ·莱弗勒《: 权力的优势》(Mel2 vyn P.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参见盖尔 ·伦德斯坦德《: 美国对东欧不作为政策 ,1943 —1947》( Geir Lundestad , The A merican Non2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 1943 - 1947)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罗伯特 ·麦克马洪《: 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独立 ,1945 — 1949》(Robert McMahon , Colonialism and the Col 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 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 1945 - 1949)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罗伯特 ·麦克马洪《: 边缘国家的冷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Robert McMahon , The Col d War on the Peri phery : The United States , India and Pakistan)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密 ,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立 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 ,www. cwihp . si. edu。 如 :奥德 ·韦斯特德(Odd Arne Westad) 、卡特因 ·韦瑟比( Katryn Weat hersby) 、大卫 ·沃尔夫(David Wolff) 、弗拉迪斯拉夫 ·朱布克(Vladislav Zubok) 、马克 ·克雷默(Mark Kramer) 、伊利亚 ·盖杜克( Ilya Gaiduk) 、克里斯琴 ·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 、陈兼(Jian Chen) 、翟强(Qiang Zhai) 、张曙光(Shu Guang Zhang) 等
拓展冷战研究 61 际问题研究不接轨，总是在“断代”（从小罗斯福到尼克松时代）和“地域”（对苏、对华、对北约等）之间 转圈：冷战研究的成果由于缺乏分析的系统性和深度，很难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机 制等其他研究领域“跨界”对话、相得益彰。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 交叉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冷战的研究①为冷战研究如何体系化、理论 化提供了借鉴。 最后，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西方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还呈现出研究视角的简单与狭隘特征。以美 国冷战学者为例。大多数研究冷战的美国学者都是外交史“出身”，而作为史学子学科的外交史从一 开始就具有所谓“精英”学科的属性：始于19世纪后期的外交史研究，大都为退休外交官或外交官后 裔“闲时玩耍”的载体：于是，高层（内部）决定战争、和解、结盟、外交谈判、军备等政治性课题成为研究 的主要对象。现代冷战外交史的研究，尽管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加上了经济外交、情报战、隐蔽 行动、宣传战、心理战等)，但由于坚持国际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 于精英群体、政府机构和强势政治势力，结果忽略了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如非官方沟 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随着上 个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加盟冷战研究，权力虽然仍被作为国际关系的“硬通货”(Hard currency),但 己经开始探索“政府政府”的关系与“政府社会”、“社会社会”、“政府市民”以及“文化一文化” 等关系的关联与互动②，“国际史”的视角逐步为西方与美国学者所接受。 据此，未来的冷战研究应考虑从多元、多层的角度出发，应用和深度比较分析的方法。 二、多元多层比较分析：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 冷战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将重心放在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决策上，然而，即便是属 于“最高机密”的决策行为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根据这些特点得 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这就要求冷战研究既要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 假设相结合，也应对驱动、制约和与决策存在关联关系的多种因素进行多个层面的深度比较分析。例 如，研究者可以对长达40余年的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战略思考与政策决策行为分出多个分析面，并将 影响决策行为所有可能的因素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进行验证和比较分析，以求“论从史出”。实际 上，不少的学者（主要是外交史学者）己经开始进行此类尝试，并取得了应该引起注意的初步成果。 现存研究成果根据对冷战国际关系多元和多层属性的研究，发现至少存在着4个类别的冷战，其 中，美国对华冷战也可依此进行深度比较分析。 第一，安全冷战。冷战的一个要害是安全问题，大国的冷战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基本是围绕安全 这一主线展开的。安全冷战决策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决策的逻辑又是什么？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 安全决策？有研究表明③(1)美国对“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出现严重混淆，更多地以“威胁” ①如：德勃拉·拉森：《過制的起源》(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加迪 斯·史密斯：《道德理性和权力》(Gaddis Smith,Morality,Reason,.and Power）,纽约l986年版。 ②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西蒙·弗兰萨(Simon Fraser))大学1979年开始T刊发《国际历史评论》(The1 nternational His- tory Review)季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作为惟一以推动“因际史"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业已在多达48个国家发行。 ③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H972》,上海外语教有出版社2002年版；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 策：一般性思考》，《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际问题研究不接轨 ,总是在“断代”(从小罗斯福到尼克松时代) 和“地域”(对苏、对华、对北约等) 之间 转圈 ;冷战研究的成果由于缺乏分析的系统性和深度 ,很难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机 制等其他研究领域“跨界”对话、相得益彰。令人欣慰的是 ,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 交叉 ,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冷战的研究 ①,为冷战研究如何体系化、理论 化提供了借鉴。 最后 ,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西方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还呈现出研究视角的简单与狭隘特征。以美 国冷战学者为例。大多数研究冷战的美国学者都是外交史“出身”,而作为史学子学科的外交史从一 开始就具有所谓“精英”学科的属性 :始于 19 世纪后期的外交史研究 ,大都为退休外交官或外交官后 裔“闲时玩耍”的载体 ;于是 ,高层(内部) 决定战争、和解、结盟、外交谈判、军备等政治性课题成为研究 的主要对象。现代冷战外交史的研究 ,尽管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加上了经济外交、情报战、隐蔽 行动、宣传战、心理战等) ,但由于坚持国际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 于精英群体、政府机构和强势政治势力 ,结果忽略了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 ,如非官方沟 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随着上 个世纪 90 年代欧洲学者加盟冷战研究 ,权力虽然仍被作为国际关系的“硬通货”( Hard currency) ,但 已经开始探索“政府 —政府”的关系与“政府 —社会”“、社会 —社会”“、政府 —市民”以及“文化 —文化” 等关系的关联与互动 ②“, 国际史”的视角逐步为西方与美国学者所接受。 据此 ,未来的冷战研究应考虑从多元、多层的角度出发 ,应用和深度比较分析的方法。 二、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 冷战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将重心放在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决策上 ,然而 ,即便是属 于“最高机密”的决策行为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根据这些特点得 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 ,这就要求冷战研究既要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 假设相结合 ,也应对驱动、制约和与决策存在关联关系的多种因素进行多个层面的深度比较分析。例 如 ,研究者可以对长达 40 余年的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战略思考与政策决策行为分出多个分析面 ,并将 影响决策行为所有可能的因素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进行验证和比较分析 ,以求“论从史出”。实际 上 ,不少的学者(主要是外交史学者)已经开始进行此类尝试 ,并取得了应该引起注意的初步成果。 现存研究成果根据对冷战国际关系多元和多层属性的研究 ,发现至少存在着 4 个类别的冷战 ,其 中 ,美国对华冷战也可依此进行深度比较分析。 第一 ,安全冷战。冷战的一个要害是安全问题 ,大国的冷战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基本是围绕安全 这一主线展开的。安全冷战决策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 ? 决策的逻辑又是什么 ? 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 安全决策 ? 有研究表明 ③: (1) 美国对“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出现严重混淆 ,更多地以“威胁” 拓展冷战研究 61 ① ② ③ 如 :德勃拉 ·拉森《: 遏制的起源》(Deborah Welch Larson , Ori gins of Containmen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加迪 斯 ·史密斯《: 道德、理性和权力》( Gaddis Smit h , Moralit y , Reason , and Power) ,纽约 1986 年版。 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的西蒙 ·弗兰萨(Simon Fraser) 大学 1979 年开始刊发《国际历史评论》( The I nternational His2 tory Review) 季刊 ,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 ,作为惟一以推动“国际史”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 ,业已在多达 48 个国家发行。 参见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1949 —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 策 :一般性思考》《, 学术季刊》2001 年第 2 期
62 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定“利益”：(2)美国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认知威 肋”"的重要“坐标系(Index)”,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中“人为夸大”利益或威胁的现象；(3)作 为主导对华战略决策“话语”框架的美国式“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使得“理性选择”常常成为空谈 与幻想，因为“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与思维阻碍了“现实政策”的选择：(4)军政关系“恶化”使得华盛顿 的对华战略思考“误区”环生，特别是由于军方对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专利 权"”的极力维护，致使判断片面、政策失当：(5)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中的“个人烙印”甚大，参与各个环节 决策者的教育程度、职业背景、政治可信度、行政能力与经验以及政治利益等诸因素，造成战略态势不 连贯、具体政策相互矛盾，以致给对手传递出“偏差”、“错误”的信息而造成对手误判；(6)美国式的“战 略文化”对华战略决策呈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认知、判断“威胁”的性质与程度，以及决定是否动用武 力、动武的方式与冲突程度这两个战略关键层面上，常常“忽略”甚至“否认”中美双方由于“文化价值 观”以及“历史意识”不同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 第二，经济冷战。为政治目的开展的所谓“经济外交”，是美国、苏联等大国冷战期间对外关系的 一个重要政策面。那么，经济冷战又是如何形成的？其运行具备哪些规律？例如，美国针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经济武器”使用，呈现出从短暂的“正面经济外交(Positive economic diplomacy)”如杜 鲁门早期的经贸经援“诱惑"政策很快转向历时数十年的“负面经济外交(Negative economic di- plomacy)”的轨迹。后者包括对“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对双边、多边贸易的封锁，对中国对外经贸的 制裁，对任何形式的对华金融、物资、技术援助的堵截。牵涉面之宽，持续时间之长，均属罕见。对此 的研究结果表明：(1)美国将自身的经济科技力量作为其对外政治运作的重要实力基础与战略资源： (2)美国对外决策者明确地要求经济利益服从国家安全利益：(3)美国频繁使用经济外交是“实力的傲 慢”使然；(4)美国在考虑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时，实施“经济武器”常常是在既不能“动武”（风险成本 过大)又无法“无所作为”（效益成本过小）的两难间作出的必然选择①。 第三，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现代化”制度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对外利益的政治 武器？西方大国的冷战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对华“文化战略”的重点是堵截新中 国取得西方“文化和知识资源”，具体体现在通过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以及部分“半官方”组织对中国留 学生进行“劝说”、“威吓”、“感化”，为他们提供工作研究便利等，以阻挠数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②。与此同 时，至60年代初，美国通过“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科技发展项目加强了对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教育、 新闻传播界的“攻心战”，培植“现代化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美对华“文化武器”又 翻新花样把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的“有限交流”当作“胁迫”北京放弃与美对抗的“奖励诱饵”，使其 成为“改善中美冲突关系的“试探动作”。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美国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有计划、有配 合地打文化牌是美冷战思维与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 第四，情报冷战。冷战期间，大国的战略情报分析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使得“非战非和”的大 国关系错综复杂。通过对1949-1972年间的美国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简称NIE)、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简称SNIE)以及每 周情报简报(Weekly Intelligence Briefing,简称WB)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③：(I)美国对华情报分 析对最高决策层影响甚大，其分析、判断与建议常常被直接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案；(2)情报分析 ①参见张曙光：《经济冷战：美因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1949H963》。 ②参见李洪山：《文化冷战与中美关系》，上海外田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因际研讨会论文， 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③参见李小兵：《美国对华情报分析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因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 研讨会论文，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定“利益”; (2) 美国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认知威 胁”的重要“坐标系(Index) ”,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中“人为夸大”利益或威胁的现象 ; (3) 作 为主导对华战略决策“话语”框架的美国式“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使得“理性选择”常常成为空谈 与幻想 ,因为“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与思维阻碍了“现实政策”的选择 ; (4) 军政关系“恶化”使得华盛顿 的对华战略思考“误区”环生 ,特别是由于军方对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专利 权”的极力维护 ,致使判断片面、政策失当 ; (5) 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中的“个人烙印”甚大 ,参与各个环节 决策者的教育程度、职业背景、政治可信度、行政能力与经验以及政治利益等诸因素 ,造成战略态势不 连贯、具体政策相互矛盾 ,以致给对手传递出“偏差”“、错误”的信息而造成对手误判 ; (6) 美国式的“战 略文化”对华战略决策呈负面影响 ,主要反映在认知、判断“威胁”的性质与程度 ,以及决定是否动用武 力、动武的方式与冲突程度这两个战略关键层面上 ,常常“忽略”甚至“否认”中美双方由于“文化价值 观”以及“历史意识”不同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 第二 ,经济冷战。为政治目的开展的所谓“经济外交”,是美国、苏联等大国冷战期间对外关系的 一个重要政策面。那么 ,经济冷战又是如何形成的 ? 其运行具备哪些规律 ? 例如 ,美国针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经济武器”使用 ,呈现出从短暂的“正面经济外交(Positive economic diplomacy) ”———如杜 鲁门早期的经贸、经援“诱惑”政策 ———很快转向历时数十年的“负面经济外交(Negative economic di2 plomacy) ”的轨迹。后者包括对“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 ,对双边、多边贸易的封锁 ,对中国对外经贸的 制裁 ,对任何形式的对华金融、物资、技术援助的堵截。牵涉面之宽 ,持续时间之长 ,均属罕见。对此 的研究结果表明 : (1) 美国将自身的经济科技力量作为其对外政治运作的重要实力基础与战略资源 ; (2) 美国对外决策者明确地要求经济利益服从国家安全利益 ; (3) 美国频繁使用经济外交是“实力的傲 慢”使然 ; (4) 美国在考虑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时 ,实施“经济武器”常常是在既不能“动武”(风险成本 过大) 又无法“无所作为”(效益成本过小) 的两难间作出的必然选择 ①。 第三 ,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现代化”制度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对外利益的政治 武器 ? 西方大国的冷战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上个世纪 50 年代对华“文化战略”的重点是堵截新中 国取得西方“文化和知识资源”,具体体现在通过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以及部分“半官方”组织对中国留 学生进行“劝说”“、威吓”“、感化”,为他们提供工作研究便利等 ,以阻挠数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②。与此同 时 ,至60 年代初 ,美国通过“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科技发展项目加强了对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教育、 新闻传播界的“攻心战”,培植“现代化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间 ,美对华“文化武器”又 翻新花样 ,把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的“有限交流”当作“胁迫”北京放弃与美对抗的“奖励诱饵”,使其 成为“改善”中美冲突关系的“试探动作”。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 ,美国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有计划、有配 合地打文化牌 ,是美冷战思维与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 第四 ,情报冷战。冷战期间 ,大国的战略情报分析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 ,使得“非战非和”的大 国关系错综复杂。通过对 1949 - 1972 年间的美国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简称 NIE) 、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 简称 SNIE) 以及每 周情报简报(Weekly Intelligence Briefing ,简称 WIB) 的比较分析 ,不难发现 ③: (1) 美国对华情报分 析对最高决策层影响甚大 ,其分析、判断与建议常常被直接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案 ; (2) 情报分析 62 世 界 历 史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参见张曙光《: 经济冷战 :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 ,1949 —1963》。 参见李洪山《: 文化冷战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参见李小兵《: 美国对华情报分析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 研讨会论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