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 本”它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 起了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农业陷于一个“高水平均衡的陷阱习 (I973:特别见第十七章)。 艾尔温的分析利和舒尔茨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认为中国的小 农和西欧与美国的农场主一样，是追求最“合理地”使用资源的经 营者。这样的小农把传统的农业推到高效率的均衡”。此外，英 国的经历似乎证明地租并不足以妨碍佃农资本家成为农业现代化 的前驱。因此，小农家庭式农场的生产组织方式应该保留。不应 通过革命来改造它的社会结构*。 艾尔温根据他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性的结论。关于帝 国主义样影响中国的问题，艾氏写道：“近代西方的历史性使命 是缓和，而后解脱中国的高水平均衡陷阱”(1973：315)。帝国主义 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市场，并提供了近代科技，因而刺激了中国经济 的发展。国际贸易和科技传输如真能不受限制地发挥其作用* 其结果定会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而中国小农的企业心和创造性会 重新显示出来，并促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艾尔温，1973：315一6， 319)。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生义下的小农视为受剥削的辛 +在这一点上，艾尔温和舒尔茨都重申了下凯的意见。卜氏在共书的序言小明 确地申明，他反对社会带命和集体化，提侣以控湖人口和改普市场及技术的措施来应付 h国农村的危机（卜凯，937a:21一22,930：159一66）。与卜凯同时代的美国乡村社 会学家，也曾同样地论说类旧式家庭农作比苏联式集体化农作优越（索罗金与齐默受 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特别见1929：625-8)。 *斐氏的见解当然不是上述一类分析所能提出的唯一的结论。例如，珀金斯 (1967)在对比十九世纪中国和日本时，论说日本的发展，主要得力于国家所起的作 用。与北说晚清政掰阻碍了经济发贱，不如说它没有象明治政府那样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探讨的问慰 劳者。其生活之外的剩余，是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榨取掉的。因此， 他们认为，艾尔温那样问小农何以没有累积资本来促使经济发展， 是没有意义的。地主挖制了可供投资的利余，所以这个问趣应该 针对他们提出。只要封建地主把剩余用于消费而不作生：产」上的投 资，经济便会停滞不前。只有当-.个新的积累资本的阶级兴起，才 能导致新的底佣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改造才会实现。生 产方式从旧到新的过渡，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工作用。这 样，一种生产关系会继续到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止。而在 真正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会是现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双方面的 变化。资产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幸。 保罗·巴兰为进一步阐明资本形成的过程而区别“实际剩余” (消费后留下的)和“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 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 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巴兰，1957：特别注意第二 章)。维克托·利皮特把巴兰的理论应用于革命前的中国，试图以 数据说明：地租、雇佣劳动、高利贷和赋税等形式，是用以榨取小农 剩余的手段。以地租形式榨取“潜在剩余”的计算方法最易说明： 如有13（利皮特数据的约数）的耕地出租，而租率一般约为农产 的一半，那么收取的地租就约为农业总产量的1/6。再用此演算程 序来计算支付工资后的剩余，农民付予高利贷主的利息，以及小土 地所有者对国家所交付的赋税，利皮特得出的总数约为农业总产 量的30%，相当于经济整体总产值的约19%（利皮特，1974）。 因此，利皮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原由，并非如艾尔温所提出 *这个宏观分析的最佳总结，当然是马克忌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马克 思，1968：182-3)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的剩余匮乏*，而是潜在剩余被统治阶级所控制，只作奢侈性消费， 而不去用作生产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只能随社会革命而 产生。~中国土改的经济意义是：国家通过社会革命，从统治阶级在 取的潜在剩余，部分转用于生产性投资，部分用以提高农村社会巾 锁穷分子的生活水平（利皮特，1974，【978；参较里斯金，1975）。 利皮特证明，这个小农经济中存在相当的剩余，是对史尔温 “陷阱”的前半部分的一个重要纠正。考虑到生产关系，便不会怀 疑这个社会中有小部分人拉制了相当的潜在剩余的本实。对华北 平原的农业而言，本书的资料特别突出经营式的农场注。他们直 接参与生产，而异于普通地主；他们控有剩余，而又异于一般小农。 分析他们为什么没有作创新性的生产投资，可以具体地说明中国 农业停滞不前的原由。 艾氏“陷阱”论的下半部分，分折高密度人口对剩余使用的彩 响，尚需进一步讨论。我们可以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 析综合起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口与生产关系，如何相互影响 该经济体系中剩余的使用？这里，经营式农场的历史，可以清楚地 说明一个在人口压力下分化了的小农经济，怎样阻碍农业部门中 资本的形成。它也可说明社会政治制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农业部门当然不能单独地解释整个经济体系。农业的发展， 可以促进工业部门的成长，例如可以为它提供用于投资生产的剩 余。而农业的落后，也可以抑制工业的发展，例如限制了国内市场 的发展。相反地，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工业部门，也可促进农业的发 展。利皮特的分祈，试图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但艾尔温主要着 眼于农业。要对人口和社会结构如何作落后的中国经济中互相作 ·艾氏显然在正文的讨论中，承认剩余的存在(1973：285一316)，他的“高水平与 衡陷阱“图解（页313），指明人口压力耗费了必要消费以上的剩余
第一章茶讨的问冠 19 用这个大问题作出分析，我们必须考虑到农业部门以外的许多其 它因素。在此问题上，本书只能作一一些初步的分析，指出一个内卷 而又分化了的小农经济，在某些方面，怎栏影响到中国幼小的工业 部门中资本的形成和使用。 帝国主义的问题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农村在近代怎样受到西方和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形式主义者既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前题；所以也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对 中国经济的影响，基本方面是有利于中国的。如上所述，艾尔温坚 持帝国主义赋予了中国经济唯一突破停滞陷阱的机会。但是，中国 经济并未真正能够迅速地发展。艾氏认为，这应归咎于高密度的 人口。形式主义经济学中很有影响的“二元经济论”模式，同样地 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神击，使中国经济分化为两种裁然不同的体 系：一个是受帝国主义刺激而兴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 商埠、城市。另一个是没有受到此刺激的腹地的“传统经济”。这 两个体系分道扬镇，极少互相渗透。传统经济的劳力集约和所生 产的价格低廉的货物，仍吸引若传统市场的乡村消费者。在这方 面，经常引用的例子是手工织的土布。它不仅幸存，而且在面临机 织有的竞争下增长。现代工业产品，往往价格较为昂贵，超出收入 低微的农村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所以，那些商品，正和现代经济部 门的影响一样，大多局限于城市。于是，近代的中国农村，实质上 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近代城市经济多大的影响（侯继明，1965：特 别是第七章：侯继明，1963；器非，1977)。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意帝国主义有益而无害的论说，根据西 方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析，帝国主义所强加于第三世
20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界的是一个两层的剥削系统：在受害国内，城市榨取农村的剩余产 品和原料；在国际之间，先进国家榨取后进国家的经济的剩余。“宗 主国”与“附属国”，又或“中心”与“边睡”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个剥删 和被利削的关系。帝国主义非但没有赋予第三世界以经济繁荣， 它实际上强加了“附属性”，造成并延续了其经济落后状态（弗兰 克，1973；197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1979)在“附属论”之上又加添了 资本主义“世界系统”的观念：世界市场把各国的经济结合成为 个统一的经济休系。这个观念的优点，是有助于把剥削意图这个 感情性的问题，从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摈除，而强调它的客观 系统性和世界性。它也突出全世界同类现象的相关性，指出这些 现象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有关（沃勒斯坦，1979：1974）。 实体主义者从另一角度指出帝国生义的破坏性作用。根据斯 科特的看法：脱离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 侵入农村，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便会遭到破坏；此外，资 本主义殖民地国家机器向农村榨取更多的剩余，也会瓦解闭塞自 主的前资本主义自然村。 西方这三家学派的论说，虽然都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但它们 都忽视了中国在帝国主义人侵之前的内在的变迁动向。本书将指 出：只有把这一变迁型式分析清楚，我们才可以从几个世纪的跟光 来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二元经济论”，虽然在讨论农村 手工织布业的命运时，大体上正确，但却严重地低估了农业加速商 品化对中国农村的影响。“附属论”在分析机器纺纱对手工棉纺业 的破坏，以及日本经济侵略对东省经济的影响，虽然基本正确， 但它忽视了这一事实：即中国小农经济在结构和变动的方向上，基 本延续着过去的趋势。最后，道义经济的论述，虽然指出了生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