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旦随棉花所得的收益增高，租种可以植棉的土地的小农便无法 继续种粮食。但是，如果市场行带发生剧变，他们便棉应地调整作 物组合比例，与较宫裕的农场并无二致。换音之，小农对种植棉花 的态度，同时受三种内素的影响。利润的考总，在富裕的农场上占 较大的比童。在贫穷的农场，则较多地考虑生计与尘产关系。 另一个有关的现象是：使用底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 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 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底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 性。从相对劳力而宫，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痛多余的劳 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 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人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 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 酬递减的地步。蔡雅诺夫指出，革命前俄国农业中曾存在过这种 现象（蔡雅诺夫，1966b:113一16）。克利福德·吉尔茨给爪哇水稻 农作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 “农亚内卷化”（吉尔茨，1963）*。本书将证实人口压力常使冀一鲁 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 计需要之下。对一个与资本主义企业相类似的大农场来说，这样 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一一个企业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 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做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 但我们不应就此下定论说，那些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是“不合 理的”，是不能用形式经济学来理解的。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 以用一殺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 ·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钓劳力，“内卷”的现象 出现于显示产性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纹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 递诚之后
第一章染讨的问感 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块搭驷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 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人农场的劳 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 “机会成木”（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一 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赀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 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而用“效用 观念（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的理论）的好处 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境祝有关的主观抉择。最上要的是要把家 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 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一一 一-个和商业化有关， 另一个和人口压力有关一一只能通过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而又 综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分析来理解。这是 本书探讨华北农村的演变型式时所采用的基本观点。 农村演变的型式 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当然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 式。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底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 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转化， 使得小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 若与西方其他国家科比较，当然会看到很大差别。例如，法国 小农家庭式农场，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其发生过程中，比英国的家 庭式农场顽固得多（布伦纳，1982）。而在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 使我们注意到，现代化和资本化的家庭式农场在改造传统农业中 所起的作用。然而，和中国比较起来，这些不过是速度上的差别。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
8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转化：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 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 过去的研究 关于中国农村演变的型式问题，必然会连带提出下面两个问 题：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人侵之后，又 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变化，必须首先明确那些 变化的底线。 形式主义学者特别强调明谱时期人口的压力。主要著作见于 德怀特·珀金斯对1368至1968年六个世纪的中国农亚所作的大 规模的量性研究。在他之前何炳棣(1959)对怎样运用中国历代田 赋和人口的资料，系统研究中国人口史，作出过建设性的研究。珀 氏的数据研究建立于何氏的成果基础上，在分析结构方面，功氏 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1965)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 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从20-一25年一作 的“森林休耕制”（刀耕火种式农作），到6一10年一作的灌术休耕 法，三年两作的“短期休耕法”，一年一作法，及人口稠密的小农经 济中的复种制，是一个由人门增长推动的集约化发展过程。 根据珀金斯的研究，从明初到194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七至 九倍，而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也钩略和等。在这段时问内，农业技 术和“制度型式”（土地所有和生产关系的型式）基本上没有变化， 因此人口的增长本身，是推动产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人口的递增， 促使小农向他处迁移，从而把耕地面积扩大了约四倍。这是产量 提高七、八倍的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 倍增。在这期间，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有所提高，主要是需要大 量劳力的水利工程和有机肥一两者皆得自人口和劳力的增长
第一在探讨的问题 9 同时，单位面积投人的劳力增多了，也促使小农选种产量较高，劳 动较集约的作物，或提高复种比率。这样，中国的衣业得以和人口 保持齐头并进。直到本世纪，可供移民的边区开发净尽，集约化的 道路也已走到尽头，方始面临危急的关头（珀金斯，1969：特别见页 184一189)。珀金斯的分析，显然是把“传统晚期”的中国社会，视 为只经人口促成的量变，而未达到西方那种质变的程度。 在珀金斯的人口增长推动农业集约化的理论模式之上，马克· 艾尔温又添加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当其土地，资本和技术不变 时)的概念。当中国农业作随“帝国后期”的人口增长，集约化程度 发展到愈来愈高时，边际劳动生产率就逐步下降，小农农场在必须 消费上的剩余也随之消失(1973：特别见第十七章)。换言之，小农 经许已象吉尔茨的模式那样内卷化了。 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人口，而中国学者的重点则是生产关 系，主要的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芋”论。这一模式坚持认为，在 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一此事实可见证 于商品经济和瘙佣关系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 一·个华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 常发展。这是一个有一定的政治内容和民族感情的论点：它的前 -·部分把中国历史摆入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人类一切社会都经 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后一部分 侧毫不含糊地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过。 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们多在这个分析的前半部内工作*。 ·形式经济学习做以“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断念来划分一个企业的生产因素。 在作统农业中，“资本”所指的是耕帝、农其，肥料、水利等设旌。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仍是今日国内明诗经济史学界的主导分析课医（南京大 学，1980：2附有截止到979年的218篇属于这个学派的论文目录)，然而近几年出版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在农业方面，景甦与罗卷首先于50年代作出创新性的研究 他们用口述资料证明，十九世纪90年代，山东一些地区有相 当数量的“经营地主”，用雇佣劳力经背农场（景甦、罗卷，1959；威 尔金森编译，1978)。随后，李文治说明十七，八世纪中，伴随商业 性农业的发展，许多小农因“力农致富”而成为“恋民地主(1963a, b;1981)。最近，一些学者更用明清档案馆所收藏的清代刑科题本 中的资料，进一步充实了农业中底佣关系发展的证据。其中刘永 成的贡献尤其重要(1963；1979b)** 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劳 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一一马克思 了一些不同观点的著作。尤其在两本主要著述（胡如雷，99：得筑夫，母80）中，我门 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和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钻构上差别的深入分析。胡如 雷认为关健在于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欣的“封建领主制”之闲的区别。在蚊洲的封 越庄国内，经济权和军事、欧治、司法权融合为一：领主行使这一系列所有的权力。因 此，领士制的国家咬权体制，是一个主权分封的体制。反之，在中国的地主制中，改权 和经济权通过土地私有和须繁买卖而分离。中央集权制因此有可能兴起。地主制与 中央樂权体系相互关连，而形成一个必须区州于简主制的政治经济体系。胡氏的分 析，有助于理解中、西方前近代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差，也可推及于它们在近代不同的 演变道骆。 傅筑夫指出领主制和地主制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在基于农数制的领主制下，庄阅 主必须照顾势动者的生计和再生产，不然，领主经济本身的根基会遭到被坏。但中国 的地主没有这种限制，他可以相应供求关系而求取土地租仙的市场所允许的最高利润 (博筑夫，1980：9一10,201一2)。傅氏虽然并米讨论人口问题，但这种规律显然在人 口压力加上社会分化压力附最为严酷。在那种情况下，一一个无法维持生计的佣户，可 由另一孤户取代，地主制可以成为一个把簧穷佃户压至生存边缘以下的制度。 +*我在此书英文原稿付印之后，才收到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的新作：《明清 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东问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无论在资料上还 是分析上，此书无疑是近三十多年米国内资本主义萌华传统学来讨论中，关于农业的 分量最重、内容也最成然的论著。虽然，此书仍基木未涉及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我 这本书，尤其是第五、六两率，未能参考，的入李文治梦的最新研究成果，深盛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