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f伊卷(Mark Elvin) 域（寧波）的開發。他側重的問題是經濟、人口、與環境之間的 平衡和失衡。他在結論中指出，由中唐至明初，此地區先進的水 利技術被引進長江下游地區，而有助於該地區之開發；但自晚明 至清代，在此地區發生的大規模向山區拓墾的現象，則證明了環 境危機已經降臨此區。 劉翠溶以臺灣做爲中國人殖民和開發過程的一個縮影來加以 描述，在中國歷史上這是近乎獨特的，因爲可以將整個過程由荒 野的時代記述至現代經濟的成長。她把焦點放在從十七世紀末至 十九世紀漢族人口逐步的擴張，以及相伴而來的水利系統之成長， 那是中國南方農業形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也記述新杜會適應 其環境的許多層面，好壞都有。於是隨著鹿皮在國際貿易上的引 誘，廣泛的變草地爲耕地，結果在不到一個世紀之間消滅了會經 爲數衆多的野鹿。另一方面，地貌經中國式的轉化後（無疑的這 表示生存競手和移民之中也產生了一些免疫力)，似乎已减少了 早期定居者常因而死亡的地方性疾病之發生。在整個過程中，與 原住民之間有複雜的衝突和合作的型態，這對於聚落自有其特别 的影響，例如漢人在比較危險的地區探取集醴的耕作和防衛組織。 她引用郁永河有趣的且幾乎是了不起的眞實記逃，透過有教養的 中國人之眼光來看早期的臺灣，也清楚的說明了爲什麼荒野，有 動物上的危險和醫療上的風險，不被看成是吸引人的。 隨後的兩章檢討帝制後期在内陸邊疆的經濟發展。 安·奥斯本把清代中葉發生在浙江、江西和安徽南部間的丘 陵邊界之環境危機，和在附近低地上因「盡其可能的集約耕作」
25 所引起的人口壓力相關連。她顯示襤伐森林和在丘陵地上種植新 世界作物的破壞性效果，常是以移轉的方式出現：例如，植被覆 蓋被刻光後，柴薪的價格升高，而下游的灌減系統則被常是貧瘠 的泥沙所充塞。她強調的一點是，雖然許多當時人對於正在展開 的悲劇及其原因有理智的瞭解，地方政治的利盒和短期的經濟需 要卻使任何恰當的長期補救政策成爲不可能。 費每爾針對現在普遍持有的看法提出批弈性的檢討，這個看 法是，清代，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是中國環境惡化的一個時期。 他把焦點集中在乾燥的東北和西北地區一些新開發的地方，審慎 的同意此一主張，不過，對於早先至少有些學者對資料做了未經 熟思的解釋，他冷静的做了一些嚴肅的保留。例如，他指出在最 後雨個朝代自然災害的頻率顯得較高，一部分是因爲資料對於這 類事件的記載較早先的時期更加細密。同樣的，他注意到由於人 口壓力，在帝制末期在所謂「危險的環境」中有較多的人類聚落， 這是災難顯然增加的另一理由。他也觀察到，在這時期既已在丘 陵地區大規模擴張了粗放農作，正確的土地利用統計應會透露出 耕地對人口之比率正在增加；而可用的歷史統計卻普遍的顯示相 反的現象，這表示它們不可能是了解情况的可靠指南。費每爾之 論文的另一特點是，找到了爲數不凡的有趣但少爲人知的大陸學 術作品，而且想辦法運用它們，不管其中有些因留戀著毛氏時期 的意藏型態和意象而带著偏見，對這些他小心的加以批郡。總的 說來，這一章較前此之作把似乎出現於清代的意見建立在更堅固 的基礎上，也就是，用費每爾自己的話來說，「在雨世紀中，中 國的自然和經濟環境已改變…得超乎辨認之外。」
26 懋uf(Mark Elvin) 我們往前移到水和水利，這可能是傅統中國文明的環境基礎。 魏不信重建了陝西南部管經是很偉大的鄭白渠灌漑系統兩千 年多年的故事。仔細地觀察複雜的黄土地質背景，盡其可能地解 開常常是不確定的水利技術之謎，並且對内容常令人困惑的資料 保持著謹慎的批弈態度，他證明渠水所源自的涇水河床不斷下降， 在系統中造成了一種不穩定，怒於擊敗了工程師們愈來愈大膽的 努力於修復或重建。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小規模的運作最後被明 確的承認是較爲合理，頜導的官員強烈反對大工程計畫，魏丕信 稱之爲「爲了生產主義者之冒險而過度的政治動員。」最後一節 討論清代的管理結構，他總結說，就某種意義而言，「組織是環 境的一部分」，但是，現實並非規章所定的順暢合作之運作，而 更可能是在參與的杜區之間發生「衝突和欺霸的故事」。 伊懋可和蘇寧滸更技術性的研究，是關於從十二世紀後期至 十九世紀中葉，黄河南道的沉積透過沿海水流的輸送對杭州灣的 影響，這是嘗試結合現代水力學和地形學的發現與宋代以來中國 地圖和文默的紀錄。他們首先顯示·即使是今日杭州灣的沉積有 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江蘇北部廢黄河南道三角洲之侵触，之後， 他們表明，在黄河南道運作時期，約自1194年至1855年，在杭州 灣的黄河沉積絕對數量和比率都高得多，尤其是在十六世紀後期， 潘季馴的大規模整治之後，使黄河流經唯一的河道。河道變化的 時間，最初的改向南道和後來人爲的集中，都暗示這些都可能促 使杭州灣南岸快速形成沉積的海岸，顯著的和從前存在的情形不 同
論27 我們再向前移到兩篇關於地區氣候的研究，結果是，氣候變 化也是一項重要而常被忘記的「生產要素」，當解釋農業生產力 時必須加以考慮。 馬立博針對清代中葉廣東氣候變化與糧食生產之歷史關係， 運用帝國呈報收成分數和糧價的制度所保存的資料·給我們一個 建立在數學基礎上的分析。他證明，「較諸其前後之時期，十八 世紀顯得…較暖而濕」，並且顯示，「氣候變化是十八世紀產 量波動唯一最顯著的原因。」他的分析提供重要的發現，即「在 十八世紀當中，收成的產量和價格間預期的反向關係…變得較 弱」，他表明這是因爲「一個整合的米市場」擴大了。總之， 「十八世紀南中國的米價雖…對收成的產量很敏感，較諸英國 則較少漲落不穩」，這可能是由於多季栽種、灌漑、國家倉儲政 策、和有效率的大規模市場等所造成的附加穩定性。這個國際間 的比較使人想起中國環境史的特殊性，包括特殊的中國制度之影 響，在這一篇研究中清楚的呈現出來。 李伯重檢討各種生產要素，包括氣候，對於明末至清中葉江 南水稻農業之貢獻。他的論文大部分是基於近年中國氣候學和農 學的發現，例如·這些發現已經分清不同品種的稻對於光合作用 的不同反應。他較重要的發現包括，清代細毅的季節性農作型態， 利用特殊的品種以「適應不同型態的日照度」，另外，最值得注 意的是，更廣泛的探用成熟緩慢的「中稻」。他也顯示，在水稻 開花時使用追肥的技術逐渐漸普及。在最後一節，大略總結了明清 江南的稻米消費量，並且在考慮了早先的發現後，結果指向「明
28伊戀u可(Mark Elvin) 清時期江南水稻的生產力有顯著的增加」，可能在清中葉達到高 峰，當時生長季的日照度達到前近代最大限度。這篇論文也和其 他篇章相呼應，如奥斯本的論文，設想清代低地農業的集約化正 推向其前近代的極限；在某些程度上，也修飾並大致肯定了伊懋 可-辛哈(Elvin-Sinha)所提出的舊理論：「高度均衡的陷阱」。 我們繼續移至關於中國歷史上之疾病的三篇互補的研究· 費克光對鼠疫（即由Yersinia pestis所致的疾病，其腺型是由 跳蚤和各種嚙齒目動物媒介所傅播)的分析，懷疑普遍以爲歐洲 的黑死病在十四世紀中國也曾發生，且可能是其先驅的看法。關 鍵在於中國資料缺乏證據足以認定元代的疫病事實上就是鼠疫。 在中國確切的鼠疫證據只出現於十八世紀後期。他接著顯示，近 代中國的雨次鼠疫大流行，1894年在香港和1910-11年在满洲， 對於讒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信服西方醫學技術確實優於傅統中國醫 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從環境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普遍重要的 一點是，滿洲的鼠疫流行是由新到該地的人急於獲得當地的動物 媒介-旱獺-的毛皮所起的，因爲他們毫不知道當地居民所熟 知的事，避開生病的動物。 程愷禮對中國霍亂的研究，以所搜集的新資料繪製的兩幅新 創而基本的地圖爲中心。它們藉著地點顯示，1820,1821，和 1822年是「三個特别有流行病活動的年份，支持了這疾病是外來 的論點」，據推测是來自印度東部。分析中國早期之文就中關於 像霍亂一樣的疾病及理論的考量，包括尤亞德(Ewald)病毒理論， 合起來使這結論極像是合理的，如果不是無問題的。論點一旦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