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与中央研究院的回应 郭金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摘要《中国之命运》是1943年蒋介石推出的一本国策性著作。蒋于此书提出文化、经 济与国防三体合一的建国计划。该计划的重点和先务是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以工业化为当务 之急,重点是实施实业计划。4至8月,中央研究院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的通令下围绕此 书开展两次活动。参加活动的研究所主要对蒋在实业计划中轻忽农业、偏重应用科学提出意见 为配合实施建国计划,尤其实业计划,结合自身工作研拟了实施办法。自1943年起中央研究 院注意加强与国家和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有关的应用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因于此书。1944 年蒋于此书增订本对相关内容的增改与这些意见有关。蒋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这一互动影响, 蕴含了国民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互有所依而又保持一定张力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建国计划实业计划中央研究院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的一本国策性著作,1943年3月10日初版发行。此书的撰著与1942年 10月美、英两国自动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密切相关。围绕“中国之命运”这个关系国家 存亡和前途的主题,此书介绍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提出了1943 年1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订立后国民政府的建国工作,指出了中国在命运决定的关头应致力的方向。 蒋是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为国民政府党、政、军三方最高领导人。作为领袖著作,此 书相当于抗战后期蒋规划的建国蓝图。它被国民党认为是继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的一本最重要的著 作时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通令政府各级党、政、军、学机关予以研读。随之全 国兴起轰轰烈烈的研读活动。这一活动尚未结束,秘书厅又要求中央党、政、军、学机关按照此书“所 述原则、要旨及其精神”,结合自身工作研拟实施办法。作为全国学术研究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以 下简称“中硏院”)直隶于国民政府,遵照秘书厅的通令于1943年4至8月相继开展了研读、研拟实施 办法的活动。当年起,中研院注意加强了与国家和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有关的应用科学研究。1944年元旦 蒋介石推出该书增订本,增改了与中研院所提主要意见相关的内容。 对《中国之命运》,1948年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其力作《美国与中国》中 即有介绍。近年来,随着蒋介石研究不断升温,学界关于《中国之命运》的研究渐多。除现有的蒋传 大都论及外,刘会军67、金昌圭、邓野、李杨等还发表专文。论者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 解读或探讨,聚焦于此书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及其引发的国共两党纷争与政治影响、蒋推出此书的动机 此书成书历程、陶希圣与此书的关系等。也有一些留学史著述论及此书对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影响。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郭金海,1974年生,天津人,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 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 ①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此书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代笔而成。但据李杨的研究,这种观点是简单化,甚至是不 准确的。李杨认为,尽管陶希圣对此书原稿的整理、校订等起了重要作用,但此书的立意、观点和内容主要归功于蒋介石 (李杨,范泓:《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5-122页)
1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与中央研究院的回应 郭金海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中国之命运》是 1943 年蒋介石推出的一本国策性著作。蒋于此书提出文化、经 济与国防三体合一的建国计划。该计划的重点和先务是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以工业化为当务 之急，重点是实施实业计划。4 至 8 月，中央研究院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的通令下围绕此 书开展两次活动。参加活动的研究所主要对蒋在实业计划中轻忽农业、偏重应用科学提出意见； 为配合实施建国计划，尤其实业计划，结合自身工作研拟了实施办法。自 1943 年起中央研究 院注意加强与国家和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有关的应用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因于此书。1944 年蒋于此书增订本对相关内容的增改与这些意见有关。蒋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这一互动影响， 蕴含了国民政府与中央研究院互有所依而又保持一定张力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建国计划 实业计划 中央研究院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的一本国策性著作①，1943 年 3 月 10 日初版发行[1]。此书的撰著与 1942 年 10 月美、英两国自动声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密切相关[2]。围绕“中国之命运”这个关系国家 存亡和前途的主题，此书介绍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提出了 1943 年 1 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订立后国民政府的建国工作，指出了中国在命运决定的关头应致力的方向。 蒋是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为国民政府党、政、军三方最高领导人。作为领袖著作，此 书相当于抗战后期蒋规划的建国蓝图。它被国民党认为是继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的一本最重要的著 作[3]。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通令政府各级党、政、军、学机关予以研读。随之全 国兴起轰轰烈烈的研读活动。这一活动尚未结束，秘书厅又要求中央党、政、军、学机关按照此书“所 述原则、要旨及其精神”，结合自身工作研拟实施办法。[4]作为全国学术研究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以 下简称“中研院”）直隶于国民政府，遵照秘书厅的通令于 1943 年 4 至 8 月相继开展了研读、研拟实施 办法的活动。当年起，中研院注意加强了与国家和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有关的应用科学研究。1944 年元旦 蒋介石推出该书增订本，增改了与中研院所提主要意见相关的内容。 对《中国之命运》，1948 年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其力作《美国与中国》中 即有介绍[5]。近年来，随着蒋介石研究不断升温，学界关于《中国之命运》的研究渐多。除现有的蒋传 大都论及外，刘会军[6，7]、金昌圭[8]、邓野[9]、李杨[10]等还发表专文。论者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 解读或探讨，聚焦于此书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及其引发的国共两党纷争与政治影响、蒋推出此书的动机、 此书成书历程、陶希圣与此书的关系等。也有一些留学史著述论及此书对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影响。[11-13]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郭金海，1974年生，天津人，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青年研究员，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 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 ①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此书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代笔而成。但据李杨的研究，这种观点是简单化，甚至是不 准确的。李杨认为，尽管陶希圣对此书原稿的整理、校订等起了重要作用，但此书的立意、观点和内容主要归功于蒋介石。 （李杨，范泓：《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15—122 页）
迄今为止,学界对中硏院围绕此书开展的这两次活动关注甚少,尚无专门的研究。陈时伟的博士论 文述及中研院对此书所提意见,但语焉不详,难窥全豹。事实上,厘清这两次活动有助于了解此书在 学界的反响,可推进对中研院、蒋介石的研究,丰富对国家与中研院之间关系的认识。由此还可打破学 界先前主要从政治角度研究此书的局限。有鉴于此,本文以新近收集的档案资料和《中国之命运》初版、 增订本为基础,试图从社会史的视角细致考察这两次活动,并探讨以这两次活动为桥梁,因此书而发生 的蒋与中研院之间的互动影响。 1《中国之命运》中的建国计划 《中国之命运》凡8章,第5至7章论述中美、中英平等新约订立后的建国工作。在第5章,蒋介石 提出文化、经济与国防三体合一的建国计划,指出实施该计划是建国工作的重心,并于此书结论号召全 体国民共同一致,努力实施整个建国计划([],212-213页)。在抗战犹酣,社会仍剧烈动荡的时局中 蒋提出建国计划有两个主因: 首先,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平等新约的订立给蒋这个素怀“建国必成”①之志的民族主义者极大的 鼓舞和激励。众所周知,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1924年1月,孙中山于国民党 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明确提出废约反帝纲领,强调“一切不平等条约”,“皆当取消”。次年弥留之际, 孙在国事遗嘱中对废除不平等条约还特别提出“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1这个目标由自己执政 时实现,蒋是“中心快慰无言以喻”的,认为平等新约的订立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 最重要的一页 8 并坚信是“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123页 其次,国内外形势的好转促使蒋决心开展建国工作。抗战初期,中国与日本军力相差悬殊,在国际 上又孤立无援,形势危如累卵。国民党虽颁布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抗战建国纲领》,但为救亡图存实际将 重心置于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成同盟国,中国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日本战败已是大势所趋。蒋认为这是开展建国工作的良机,应及早准备。1943年9月6日,蒋在国民党 第5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l1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说:“如果我们在这抗战时期,不将建国的方案预先决 定,一旦战事结束,诸事均无准备,不仅工作无法推进,而且因为建国的失败,连我们抗战胜利的收获, 都要随之丧失无余。” 在第5章,蒋提出的文化、经济与国防三体合一的建国计划针对国内方面而言,分心理、伦理、 社会、政治和经济5项建设。其中,经济建设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重在准备实施实业计划,完成平 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要求青年以做工程师,提高技术,致力于工业发展为努力方向。([1], 130-142页)对经济建设,蒋要求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以实现自力更生;提出要以计划经济和社 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1],140 142页)关于这5项建设,蒋说“自当同时并进,不可缺一”,但不能不将重点“置于经济”,强调“经 济不仅为各项建设之重点,而且为一切建设之先务”。([1],141-142页)这与孙中山所持建设之首要在 民生,而民生之基础为经济的观点是合拍的。 ①1937年抗战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8年,13页)1938年4月,蒋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山还号召全体党员“各自珍重,一致努力 定要做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1149页) 2在国际方面,蒋介石提出战后在国家建设之外,更与同盟国共同分担保障世界和平和共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重任。(蒋介 石:《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124页)
2 迄今为止，学界对中研院围绕此书开展的这两次活动关注甚少，尚无专门的研究。陈时伟的博士论 文述及中研院对此书所提意见，但语焉不详，难窥全豹。[14]事实上，厘清这两次活动有助于了解此书在 学界的反响，可推进对中研院、蒋介石的研究，丰富对国家与中研院之间关系的认识。由此还可打破学 界先前主要从政治角度研究此书的局限。有鉴于此，本文以新近收集的档案资料和《中国之命运》初版、 增订本为基础，试图从社会史的视角细致考察这两次活动，并探讨以这两次活动为桥梁，因此书而发生 的蒋与中研院之间的互动影响。 1 《中国之命运》中的建国计划 《中国之命运》凡 8 章，第 5 至 7 章论述中美、中英平等新约订立后的建国工作。在第 5 章，蒋介石 提出文化、经济与国防三体合一的建国计划，指出实施该计划是建国工作的重心，并于此书结论号召全 体国民共同一致，努力实施整个建国计划（[1]，212—213 页）。在抗战犹酣，社会仍剧烈动荡的时局中， 蒋提出建国计划有两个主因： 首先，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平等新约的订立给蒋这个素怀“建国必成”①之志的民族主义者极大的 鼓舞和激励。众所周知，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1924 年 1 月，孙中山于国民党 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明确提出废约反帝纲领，强调“一切不平等条约”，“皆当取消”。[15]次年弥留之际， 孙在国事遗嘱中对废除不平等条约还特别提出“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16]这个目标由自己执政 时实现，蒋是“中心快慰无言以喻”的[17]，认为平等新约的订立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 最重要的一页”[18]，并坚信是“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1]，123 页）。 其次，国内外形势的好转促使蒋决心开展建国工作。抗战初期，中国与日本军力相差悬殊，在国际 上又孤立无援，形势危如累卵。国民党虽颁布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抗战建国纲领》，但为救亡图存实际将 重心置于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成同盟国，中国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日本战败已是大势所趋。蒋认为这是开展建国工作的良机，应及早准备。1943 年 9 月 6 日，蒋在国民党 第 5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1 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说：“如果我们在这抗战时期，不将建国的方案预先决 定，一旦战事结束，诸事均无准备，不仅工作无法推进，而且因为建国的失败，连我们抗战胜利的收获， 都要随之丧失无余。” [19] 在第 5 章，蒋提出的文化、经济与国防三体合一的建国计划针对国内方面而言②，分心理、伦理、 社会、政治和经济 5 项建设。其中，经济建设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重在准备实施实业计划，完成平 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要求青年以做工程师，提高技术，致力于工业发展为努力方向。（[1]， 130—142 页）对经济建设，蒋要求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以实现自力更生；提出要以计划经济和社 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1]，140 —142 页）关于这 5 项建设，蒋说“自当同时并进，不可缺一”，但不能不将重点“置于经济”，强调“经 济不仅为各项建设之重点，而且为一切建设之先务”。（[1]，141—142 页）这与孙中山所持建设之首要在 民生，而民生之基础为经济的观点是合拍的。 ① 1937 年抗战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8 年，13 页）1938 年 4 月，蒋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山还号召全体党员“各自珍重，一致努力”， 一定要做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1149 页） ② 在国际方面，蒋介石提出战后在国家建设之外，更与同盟国共同分担保障世界和平和共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重任。（蒋介 石：《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 年，124 页）
关于经济建设的实施,蒋要求“必须以实业计划为准则”。这里所谓的“实业计划”指孙中山《建 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同时,蒋以孙的《实业计划》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实业计划。蒋的实业计划, 亦称“十年实业计划”,包括实施该计划最初10年所须完成各项工作,所需各级干部人才、各项主要物 资数量。 关于最初10年所须完成各项工作,蒋分为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衣服、卫生、 矿冶9项,并拟订了计划“积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152页)完成的“全部工作量”,一并列入“实 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以下简称“十年实业计划工作表”)。([],142-153 页)对各项目最初10年所须完成工作量,蒋说:“国民初见这些数字,或不免认为太大,而以为不易成 功。殊不知这些数字,比之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少,决不很多。” 蒋还以“棉织机”、“自动车”两项为例做了说明。棉织机全部完成,每人年均至多得18公尺棉布,而以 最初10年完成之量计算,每人年均不过得16公尺;自动车全部完成,平均每150人1辆,而最初10 年完成之量不及1/10,平均每1500人仅1辆。([],152-153页)也就是说,各项目最初10年所须完 成工作量是较为保守的数字。 实施十年实业计划各项工作,首先需要人才和物资。关于最初10年所需各级干部人才,蒋计划需 要2464200人。人数据铁路、公路、空运、水利、机车、自动车、电力、矿冶、港埠、电信、商船、食 品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卫生、机械、印刷17部门需求量计算。其中,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500800 人、高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352200人、航空驾驶学校毕业生43200人、高中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103400 人、初中或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186600人、高初级医药或护士学校毕业生107000助产学校毕业生 225000人。需求最多的是高初级医药或护士学校毕业生,其次是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高初级职业学 校各科毕业生,分别占人才总需求量的4342%、20.32%、1429% 对所需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高初级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蒋还分别给出各具体学科所需人数。 如前者包括土木110000人、机械41900人、矿冶8600人、电机12400人、水利12000人、建筑25000 人、化工η200人、纺织或染化3600人、轮机或驾驶π000人、航空机械7200人、地质或地理2400人、 医科232500人、文法商经济等一般学科31000人;后者包括土木77500人、机械94500人、矿冶23300 人、电机20400人、电信41200人、航空机械12000人、水利25000人、建筑25000人、化工8100人、 纺织或染化8200人、印刷17000人。([1],148-151页) 所需的这两类学校毕业生大多分布在工、医类学科,属于理科的只有地质、地理两科。而且,所需 地质、地理两科毕业生人数仅占所需全部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的048%。这表明蒋对应用科学人才特 别偏重。另在所需人数上,医科、土木科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与机械、土木科的高初级职校毕业生需求量 最大,均远多于所需的各自所在类别学校其他各科毕业生。 10年需2464200人,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庞大。1943年之前,国民政府每年大学、专科,高、初 中等各级学校毕业生平均不足10万。如1936至1941年,5年总共毕业471739人,仅为总需求量的1744% 因此,按先前的速度,10年内培养实施实业计划所需的2464200人是不可能的。针对所需大学或专科学 校毕业生人数,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即说: 领袖于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称及经济建设,以总理之实业计划为依归,书中对于人数之分 配,有详尽之规画,谓共需五十万人,而于十年中培成之。惟依以往速率,四十二年中,不过培成专才 十二万人,今则年不过九千人,以是知每大学尚须较今增加五六倍而后可。國 蒋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故在《中国之命运》中指出:“我们在抗战期间,这几年之内,务必要 赶快加强教育,扩充学校,来准备充分的人才。”([1],155页)为了尽快培养所需人才,蒋还打算加派 留学人员出国学习、进修。1943年4月28日,蒋发布手令:“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
3 关于经济建设的实施，蒋要求“必须以实业计划为准则”。这里所谓的“实业计划”指孙中山《建 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同时，蒋以孙的《实业计划》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实业计划。蒋的实业计划， 亦称“十年实业计划”，包括实施该计划最初 10 年所须完成各项工作，所需各级干部人才、各项主要物 资数量。 关于最初 10 年所须完成各项工作，蒋分为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衣服、卫生、 矿冶 9 项，并拟订了计划“积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1]，152 页）完成的“全部工作量”，一并列入“实 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须完成之各项工作表”（以下简称“十年实业计划工作表”）。（[1]，142—153 页）对各项目最初 10 年所须完成工作量，蒋说：“国民初见这些数字，或不免认为太大，而以为不易成 功。殊不知这些数字，比之于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少，决不很多。” 蒋还以“棉织机”、“自动车”两项为例做了说明。棉织机全部完成，每人年均至多得 18 公尺棉布，而以 最初 10 年完成之量计算，每人年均不过得 1.6 公尺；自动车全部完成，平均每 150 人 1 辆，而最初 10 年完成之量不及 1/10，平均每 1500 人仅 1 辆。（[1]，152—153 页）也就是说，各项目最初 10 年所须完 成工作量是较为保守的数字。 实施十年实业计划各项工作，首先需要人才和物资。关于最初 10 年所需各级干部人才，蒋计划需 要 2464200 人。人数据铁路、公路、空运、水利、机车、自动车、电力、矿冶、港埠、电信、商船、食 品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卫生、机械、印刷 17 部门需求量计算。其中，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 500800 人、高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 352200 人、航空驾驶学校毕业生 43200 人、高中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 103400 人、初中或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 186600 人、高初级医药或护士学校毕业生 1070000 人、助产学校毕业生 225000 人。需求最多的是高初级医药或护士学校毕业生，其次是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高初级职业学 校各科毕业生，分别占人才总需求量的 43.42%、20.32%、14.29%。 对所需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高初级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蒋还分别给出各具体学科所需人数。 如前者包括土木 110000 人、机械 41900 人、矿冶 8600 人、电机 12400 人、水利 12000 人、建筑 25000 人、化工 7200 人、纺织或染化 3600 人、轮机或驾驶 7000 人、航空机械 7200 人、地质或地理 2400 人、 医科 232500 人、文法商经济等一般学科 31000 人；后者包括土木 77500 人、机械 94500 人、矿冶 23300 人、电机 20400 人、电信 41200 人、航空机械 12000 人、水利 25000 人、建筑 25000 人、化工 8100 人、 纺织或染化 8200 人、印刷 17000 人。（[1]，148—151 页） 所需的这两类学校毕业生大多分布在工、医类学科，属于理科的只有地质、地理两科。而且，所需 地质、地理两科毕业生人数仅占所需全部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的 0.48%。这表明蒋对应用科学人才特 别偏重。另在所需人数上，医科、土木科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与机械、土木科的高初级职校毕业生需求量 最大，均远多于所需的各自所在类别学校其他各科毕业生。 10 年需 2464200 人，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庞大。1943 年之前，国民政府每年大学、专科，高、初 中等各级学校毕业生平均不足10万。如1936至1941年，5年总共毕业471739人，仅为总需求量的17.44%。 因此，按先前的速度，10 年内培养实施实业计划所需的 2464200 人是不可能的。针对所需大学或专科学 校毕业生人数，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即说： 领袖于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称及经济建设，以总理之实业计划为依归，书中对于人数之分 配，有详尽之规画，谓共需五十万人，而于十年中培成之。惟依以往速率，四十二年中，不过培成专才 十二万人，今则年不过九千人，以是知每大学尚须较今增加五六倍而后可。[20] 蒋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故在《中国之命运》中指出：“我们在抗战期间，这几年之内，务必要 赶快加强教育，扩充学校，来准备充分的人才。”（[1]，155 页）为了尽快培养所需人才，蒋还打算加派 留学人员出国学习、进修。1943 年 4 月 28 日，蒋发布手令：“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
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呈报为要”。凹稍后,教育部拟订了中、短程 留学计划。中央设计局与教育部、经济部、交通部会商后拟订了派遣国外学习人员计划。([21],2082 2114页)为保证留学质量,教育部自1943年12月还开始举办自费留学生考试。P2通过这些举措,国民 政府于抗战爆发后紧缩的留学政策得到放宽,自费留学制度有所改进。 关于最初10年所需各项主要物资数量,蒋指出系据铁路、机车、公路、自动车、空运、水利、商 船、电力、电信、居室、日用器皿、机械12部门所需各项主要材料计算。这些主要物资数量,包括需铁 7992000吨、钢2588300吨、铜1080000吨、铅1119500吨、铝541400吨、煤505505000吨等。在书 中,蒋亦明确说明这些物资数量是较保守的数字。([],151-153页) 2中研院的研读活动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前,国民党即予以宣传。如1943年3月4日,中宣部的机关刊物《中央周 刊》刊登预告,称此书是“现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中国独立自由的明灯”、“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南”。两 此书初版发行后,加大了宣传力度。3月11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总裁在这部大著中,已经指 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3月25日、4月1日,《中央周刊》相 继发表国民党著名将领张治中、协助蒋完成此书的陶希圣的文章。张说此书“指示革命建国的正确方向” 蒋“目光之远大深刻,实无比伦”四2。陶认为此书“把中国五千年立国之道,百年来衰落之由,和五十 年来国民革命的奋斗,六年来抗战的牺牲,无不指出其详细确切的意义。”《中央周刊》社还“根据 书中精义,编排了几个特辑,以资阐发”。即不仅如此,3月2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通令全国各级 党、政、军、学机关研读此书 关于《中国之命运》一书,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党部与各大中学、各战区、各级政治部及全体 官兵等均应切实研讨与批评,并将研讨结果与批评意见于六月底以前呈报中央,由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 行政院及教育部分别整理后,送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汇编呈阅。除分电外,希即查照办理,并转饬 所属遵照为要。8 国防最高委员会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决策机关,该通令即国民政府最高指示。从通 令内容看,这次硏读活动规模宏大、郑重。凡全国党、政、军、学各机关均需参加:各机关的研讨结果 和批评意见均需经中央相关部门整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汇编,最终由蒋阅览。 中研院直隶于国民政府,自在这些机关之列。这时已西迁至大后方的中研院共有天文、物理、化学 地质、动植物、气象、工程、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心理10个研究所;另有数学研究所筹备处。总办事 处和各研究所分散于重庆、昆明、桂林、四川南溪等地。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任代理院长。西南联合大 学物理系教授叶企孙任总干事。4月8日中研院接到国民政府文官处转陈并抄送的上述通令后,叶企孙 批示:“请各所长转知各所人员将研讨结果与批评意见于五月底以前寄于总办事处,以便整理汇编后送至 中央。”4月12日朱家骅致函各所所长,请转知所内人员“对该书切实研讨与批评”,将结果和意见 于5月底前汇送总办事处,以便整理汇转。國 对这次研读活动,中硏院多数硏究所并不积极。最终向总办事处汇送硏讨结果和意见的仅有天文 动植物、历史语言等研究所。历史语言研宄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汇送时已迟至6月11日。这种情 况的出现应与这次研读活动政治性较强,中研院学术自由空气浓郁,多数研宄所不愿参加有关 天文研究所汇送的是一篇综合所内人员意见的报告。首先,报告分析了蒋撰著《中国之命运》的动 机、原因和目的,认为:“动机似由于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盖不平等条约废除后,国家责任及国民义务, 从此更大。此故领袖撰写此书,直接告国民以建国之道,间接亦所以向友邦表裸我国立场。”其次,报告
4 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呈报为要”。[21]稍后，教育部拟订了中、短程 留学计划。中央设计局与教育部、经济部、交通部会商后拟订了派遣国外学习人员计划。（[21]，2082— 2114 页）为保证留学质量，教育部自 1943 年 12 月还开始举办自费留学生考试。[22]通过这些举措，国民 政府于抗战爆发后紧缩的留学政策得到放宽，自费留学制度有所改进。 关于最初 10 年所需各项主要物资数量，蒋指出系据铁路、机车、公路、自动车、空运、水利、商 船、电力、电信、居室、日用器皿、机械 12 部门所需各项主要材料计算。这些主要物资数量，包括需铁 7992000 吨、钢 25883000 吨、铜 1080000 吨、铅 1119500 吨、铝 541400 吨、煤 505505000 吨等。在书 中，蒋亦明确说明这些物资数量是较保守的数字。（[1]，151—153 页） 2 中研院的研读活动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前，国民党即予以宣传。如 1943 年 3 月 4 日，中宣部的机关刊物《中央周 刊》刊登预告，称此书是“现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中国独立自由的明灯”、“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南”。[23] 此书初版发行后，加大了宣传力度。3 月 11 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总裁在这部大著中，已经指 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24] 3 月 25 日、4 月 1 日，《中央周刊》相 继发表国民党著名将领张治中、协助蒋完成此书的陶希圣的文章。张说此书“指示革命建国的正确方向”， 蒋“目光之远大深刻，实无比伦”[25]。陶认为此书“把中国五千年立国之道，百年来衰落之由，和五十 年来国民革命的奋斗，六年来抗战的牺牲，无不指出其详细确切的意义。”[26]《中央周刊》社还“根据 书中精义，编排了几个特辑，以资阐发”。[27]不仅如此，3 月 27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通令全国各级 党、政、军、学机关研读此书： 关于《中国之命运》一书，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党部与各大中学、各战区、各级政治部及全体 官兵等均应切实研讨与批评，并将研讨结果与批评意见于六月底以前呈报中央，由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 行政院及教育部分别整理后，送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汇编呈阅。除分电外，希即查照办理，并转饬 所属遵照为要。[28] 国防最高委员会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决策机关，该通令即国民政府最高指示。从通 令内容看，这次研读活动规模宏大、郑重。凡全国党、政、军、学各机关均需参加；各机关的研讨结果 和批评意见均需经中央相关部门整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汇编，最终由蒋阅览。 中研院直隶于国民政府，自在这些机关之列。这时已西迁至大后方的中研院共有天文、物理、化学、 地质、动植物、气象、工程、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心理 10 个研究所；另有数学研究所筹备处。总办事 处和各研究所分散于重庆、昆明、桂林、四川南溪等地。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任代理院长。西南联合大 学物理系教授叶企孙任总干事。4 月 8 日中研院接到国民政府文官处转陈并抄送的上述通令后，叶企孙 批示：“请各所长转知各所人员将研讨结果与批评意见于五月底以前寄于总办事处，以便整理汇编后送至 中央。”[28] 4 月 12 日朱家骅致函各所所长，请转知所内人员“对该书切实研讨与批评”，将结果和意见 于 5 月底前汇送总办事处，以便整理汇转。[29] 对这次研读活动，中研院多数研究所并不积极。最终向总办事处汇送研讨结果和意见的仅有天文、 动植物、历史语言等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汇送时已迟至 6 月 11 日。这种情 况的出现应与这次研读活动政治性较强，中研院学术自由空气浓郁，多数研究所不愿参加有关。 天文研究所汇送的是一篇综合所内人员意见的报告。首先，报告分析了蒋撰著《中国之命运》的动 机、原因和目的，认为：“动机似由于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盖不平等条约废除后，国家责任及国民义务， 从此更大。此故领袖撰写此书，直接告国民以建国之道，间接亦所以向友邦表襮我国立场。”其次，报告
围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评介了此书的相关内容。如肯定第1章对民族主义的阐述,称赞其“洞中肯 綮”,认为第5、6两章所述从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分头并进的建国计划等“洵为由训 政踏进宪政之阶梯”。最后,报告对蒋的实业计划提出意见: 本书笫五章第二节(五)“经济建设方面”一段,堪与国父手著之《民生主义》及《实业计画》相 经纬。本节胪列实行实业计画最初十年所须完成之工作及所需人才暨物资之数字亦颇详密。唯国父对于 农业亦甚重视,当列举增加农产方法七种。七种中除第六种运输及第七种防灾中之水利部分已列入本书 中之经济建设外,其他农业方面所需之人才及物资尚付阙如。又我国今日之工业化运动迥非清季之洋务 运动可比,一切应从基础作起,时彦已多论及。应用科学之基础在自然科学,似宜于提倡工科、医科之 外,同时重视理科。数年前政府规定大学招生各科人数比例,鼓励学生选习“实科”;所谓“实科”,理 科亦包括在内。可见此问题早在中枢洞鉴中。本书所列实行实业计画所需人才,除地质科及地理科外, 其余理科中各科目均从略。 从中可见,天文研究所的意见主要有二:一是蒋的实业计划对作为工业化基础的农业重视不够,需 将孙中山增加农产方法7种列入,应在运输、水利之外增加有关这7种方法的农业方面所需人才、物资 数量。孙中山的增加农产方法7种出自其所著《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分,包括机器、肥料、换 种、除害、制造、运送、防灾。《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一本重要读物,蒋对这7种方法当不陌生。 蒋未将它们与运输、水利之外的农业方面所需人才、物资数量列入实业计划可能自有其考虑。毕竟当时 距孙提出这7种方法已近20年,社会已经发展,环境已经改变。二是蒋的实业计划在所需干部人才方面 偏重应用科学人才,而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不应忽视地质、地理学科之外的理科及其人才。这 一意见完全是基于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的。 班卖 1等题是2王 图1在研读活动中,动植物研究所汇送的报告(部分) 动植物研究所汇送的亦是一篇综合性报告。报告赞成蒋将经济建设作为建国工作的重点和先务,说 “现在抗战已至最后阶段,胜利之期不远,经济建国之方略自当切实施行,急起直追,以免永落人后。” 接着,报告对此书的“经济建设”提出两个意见: 是要重视农业。报告肯定经济建设以发展工业为首要任务,但指出工业原料多为农产品,“农业 为工业之基础”,经济建设必须考虑农业方面。而且,报告以英、美两个工业发达国家为例,详述了工业 发展与农业之关系,指出“农工实相辅而行,缺其一则不足以发展现代之经济。”B这个意见与天文研 究所的第一个意见相仿,均认为蒋的实业计划对农业重视不足 二是经济建设应重视化学和生物学等的研究。理由是工业发达需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发展需以化 学和生物学等的研究为依托。为说明此点,报告指出:“种籽之改良、育种之试验、肥料之选择、病虫害 之防治、造林之规划、经济木材之栽培、畜牧兽医之改进、渔业水产之经营,莫不有赖于生物学或化学 之研究。”报告还强调:“工业原料不仅需要充分之产量,更需要优良之品种”而“吾国农作物之品种多
5 围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评介了此书的相关内容。如肯定第 1 章对民族主义的阐述，称赞其“洞中肯 綮”，认为第 5、6 两章所述从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分头并进的建国计划等“洵为由训 政踏进宪政之阶梯”。最后，报告对蒋的实业计划提出意见： 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五）“经济建设方面”一段，堪与国父手著之《民生主义》及《实业计画》相 经纬。本节胪列实行实业计画最初十年所须完成之工作及所需人才暨物资之数字亦颇详密。唯国父对于 农业亦甚重视，当列举增加农产方法七种。七种中除第六种运输及第七种防灾中之水利部分已列入本书 中之经济建设外，其他农业方面所需之人才及物资尚付阙如。又我国今日之工业化运动迥非清季之洋务 运动可比，一切应从基础作起，时彦已多论及。应用科学之基础在自然科学，似宜于提倡工科、医科之 外，同时重视理科。数年前政府规定大学招生各科人数比例，鼓励学生选习“实科”；所谓“实科”，理 科亦包括在内。可见此问题早在中枢洞鉴中。本书所列实行实业计画所需人才，除地质科及地理科外， 其余理科中各科目均从略。[30] 从中可见，天文研究所的意见主要有二：一是蒋的实业计划对作为工业化基础的农业重视不够，需 将孙中山增加农产方法 7 种列入，应在运输、水利之外增加有关这 7 种方法的农业方面所需人才、物资 数量。孙中山的增加农产方法 7 种出自其所著《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分，包括机器、肥料、换 种、除害、制造、运送、防灾[31]。《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一本重要读物，蒋对这 7 种方法当不陌生。 蒋未将它们与运输、水利之外的农业方面所需人才、物资数量列入实业计划可能自有其考虑。毕竟当时 距孙提出这 7 种方法已近 20 年，社会已经发展，环境已经改变。二是蒋的实业计划在所需干部人才方面 偏重应用科学人才，而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不应忽视地质、地理学科之外的理科及其人才。这 一意见完全是基于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的。 图 1 在研读活动中，动植物研究所汇送的报告（部分） 动植物研究所汇送的亦是一篇综合性报告。报告赞成蒋将经济建设作为建国工作的重点和先务，说 “现在抗战已至最后阶段，胜利之期不远，经济建国之方略自当切实施行，急起直追，以免永落人后。” 接着，报告对此书的“经济建设”提出两个意见： 一是要重视农业。报告肯定经济建设以发展工业为首要任务，但指出工业原料多为农产品，“农业 为工业之基础”，经济建设必须考虑农业方面。而且，报告以英、美两个工业发达国家为例，详述了工业 发展与农业之关系，指出“农工实相辅而行，缺其一则不足以发展现代之经济。” [32]这个意见与天文研 究所的第一个意见相仿，均认为蒋的实业计划对农业重视不足。 二是经济建设应重视化学和生物学等的研究。理由是工业发达需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发展需以化 学和生物学等的研究为依托。为说明此点，报告指出：“种籽之改良、育种之试验、肥料之选择、病虫害 之防治、造林之规划、经济木材之栽培、畜牧兽医之改进、渔业水产之经营，莫不有赖于生物学或化学 之研究。”报告还强调：“工业原料不仅需要充分之产量，更需要优良之品种”，而“吾国农作物之品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