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寄宿学校中 的屈辱生活感到极其不愉快。他曾写道，“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 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 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心理 创伤，在成年的奥威尔身土仍在流血，这在他写的充满不快的回忆的 《如此欢乐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入评论家认为应该把《如此欢乐 童年》与《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来读。黎斯就认为，“奥威尔很可能在他 当初上的预备学校中找到了他后来新写的大匿梦的第一个显微缩影的 胚胎。”奥威尔生前就告诉他的一位友入托斯科·费维尔：“一个不合群 的孩子在等宿学校吃到的苦头可能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一个外人在掇权 主义社会中感到的孤立相北的事。”费维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中观察到 了英国寄宿学校生活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声音、景象和气味： “…奥威尔在早年就显露出他对五陋或政意的环境特别敏感。这在 他描述圣塞浦里安学校生活的令人厌恶一面表琪出来。他回忆了他对 常常用油腻的盆子端来的馊张、大浴池里的脏水、硬梆掷的不乎的床 板、更衣室里的汗臭、到处没有个人急藏的地方、不上门的成样的污秽 厕所、厕所门不断开、关的碰撞声、宿舍里用夜壶撒尿的淅沥声这种种 印象一化以特有的细腻感党回忆这一切时，我们几乎可以香到，奥威 尔这么描送圣塞浦里安，是作为日后写《一九八四》中惨淡景象试笔 的。” 奥威尔背叛自己阶级的努力，在他童年时代寄宿学校中埋下了种 子，而在伊顿毕业后因为升不起大学而到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效力，则 为这种子的萌芽准备了土壤。他在缅甸呆了五年，这是他成长过程中 又一决定性的阶段。他最后决定要脱离帝国警察部队，“我感到我必须 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达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 决裂，面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的 人中间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他们的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 在这时候，在我看来，没有出总倒是唯一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
就，一年能挣上几百锈，我觉得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 欺压行为。” 由于自幼就喜欢写：，因此趁一次回国休假之便，他辞去了在缅甸 的帝国警察部队的差使，独自到巴黎戈一间廉价的房子，关起门来从事 写作。这一时期的摸索并设有为他带来成功，即使他有一个机会，亲身 体验一下巴黎（和以后的伦敦）的下层生活。这在开始是无意识的，后 来则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比如他在伦敦曾经混在流浪汉里到收容所去 度一人周末，奥威尔自己简短地概述了他从缅甸回来后的思想演变： “我尝到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党。这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僧根， 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二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则使我对帝 国主义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不足以给我确切的政治方 向。” 确实是这样。他尽刀接近下层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有一道 无形的墙，隔在他与他们之间，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他身 上的中产阶级洛印。英国的阶级区分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等级森严， 这种区分看不见，摸不着，然而无处不在，不可逾越。奥威尔由于童年 的创伤，对这一弊瑞极其敏感，对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刻骨的仇恨和厌 恶。包是他出身于这一阶级的边缘，而且受到之一阶级的教育，因此即 使后来在穷困潦倒流浪巴黎和伦敦时期，使他无法同下层贫苦群众打 成一片，虽然他努力这么做了。别的不说，出身和教育养成的说话口 音，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甚至在他病危住院期词，听到隔壁病房 探视者的上等阶级口音，还在笔记本中记下他的一段感想：“这是什么 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份自信的口音，一种深 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 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圣不得大家都这么僧 恨我们。”请注意最后的“我们”一词。奥威尔作了毕生的努力要与自己 的阶级决裂，最后还是意识到他所属于这个可僧的上层阶级。他曾经 说过，“英国人的〔阶级]洛印是打在舌头上的。”有一个放事很生动地说
明了这一点：他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酒醉的流浪汉，去彝骂 一个警察，想被抓到监狱里去尝一尝与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 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一下就听出了这个身按借来的破烂衣 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并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 功，叫他乖乖地回家去。也许他的侄女的话最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地 对奥威尔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 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后来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维冈码头的经验最终树立了他对社会主 义的信念。当时伦敦一家左翼出版社约请他到那里去考察大萧条期间 工人阶级状况。这次考察和后来的西班牙内战（这在以后再说）用奥威 尔自己的话来说，“改变了一切。从此之后，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 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反 对我所了解的那种极权主义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这次为期只有几 个星期的工业区考察之行，打开了奥威尔的眼界，使他亲身体验到了社 会的不公和人间的苦难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以前，他生活颜皱，对下 层社会生活不是没有体会，但这毕竞是个人经历，只有到了英格兰北部 工业区后，他的这种体会才有了社会性和阶级性。这种政治上的“顿 悟”也许可以用禅宗信徒的大彻大悟来做比喻，也仿佛保罗在去大马士 革的路上听到上帝的启示而皈依基督教一样一一奥威尔的“去维冈码 头之路”就是保罗的“大马士革之路”。不过在他身上用这种宗教比喻 恐怕是十分不恰当的，尤其是因为奥威尔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他 对某些杜会主义政党的神秘性和盲从性特别反感。做这样的比喻只是 说明他的觉悟的即时性、彻底性和不可动摇性而已。 在维冈码头时，奥威尔并没有像一般记者那样仅仅作为一个进行 采访的旁观者。〈去维冈码头之路》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扼要说明奥威尔 在考察失业者的惨淡生活的旅程中突然面对面看到人间苦难时所得到 的闪电般启示：
穿过那尽是锅渣和烟囱，成堆的废铁和发臭的沟渠，靴印交错 的泥泞的煤灰小径所构成的丑恶景色，火车把我载走了。时已初 春三月，但气候仍极寒玲，到处是发黑的雪堆。我们慢慢地穿过市 郊时，·-排又一排灰色小破屋在我们面前掠过，它们与堤岸形成直 角。在一所房子后面，有一拿年轻妇女跪在石块地上，用一条棍子 在捅从屋子里接出来的一我想大概是一堵塞了的排水管。我 有时间看到她身上的一刃：“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 的冻红的骆膊。火车经过时，她抬起头来，距离这么近，我几平看 到了她的眼光。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 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像 四十岁。在我看到的一刹那间，这脸上的表情是我见到的最凄惨 绝望的表情。当时这使我想到，我们常说的“他们的感觉同我们的 不一样”，还有什么贫民窟里生长的人除了贫民扇不知有别的，这 样话是何等的错误。因为我在她检上看到的表情并不是一头性口 的无知的忍受。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遵過是什么一同我一样 清楚地知道一在严寒中跪在贫民篇后院的脏石块上桶一条发臭 的排水管，是一种多么不幸的命运。 如果说，维冈之行是偶然的话，去西班牙参加内战则是自觉的行 动，他曾向一位编辑友人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 他答道：“这云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他在西班牙作战时间不 长，最后以喉部中弹不得不回国治疗和休养。但这短短几个月的战斗， 特别是共和政府军方面国际纵队内部派系的猜疑和斗争，不仅没有削 弱，倒反而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西且明确了他要的是哪一种社 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 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一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当时 流行的看法是法西新主义是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只是极少数人认识 到它是一种变种的社会主义。而在政府军一边汇集的各种旅别的社会 主义者中，不乏那种以社会主义为名，实际上为了请主地位而在敌人的
闪电轰炸中，在横飞的子弹中，向自己的同志背后放冷枪的国际阴谋 家。一颗法西斯子弹打中了奥威尔的喉部，就在他回国疗伤的途中，还 有人一路跟踪到巴塞隆那来进行追杀。看来这些同一战壕中的同志有 兴趣的不是共同保卫共和国抵御法西斯主义敌人，而是消灭有独立思 想不跟着指挥檸转的盟友。这伤透了他的心，更加深了他对校权主义 的痛恨，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其他 变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这条道路尽管曲折，却终于使奥威尔 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能够写出〈一九八四》那样一部二十世纪政治 寓言的经典。 从文学写作方法上来诈，奥威尔找到“自性”也是经过了一条漫长 曲折的道路。他从氧甸回来后立志于写作，为此，还有意识地到巴攀和 伦敦体验下层生活，但这一时期写的作品并不成功，只有亨利·米物认 为他的初期作品《在巴黎和伦软穷困濠倒的日子》是他最好的一部作 品，医为他经过几年锲而不舍和看来是无望的努力，终于形成自己的声 音和观点。但是在黎斯看来，他没有把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在全书中贯 御始终，这是美中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找 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这就是把新闻写作发展成一种艺术，在校其精 确和客观的事实报道的外衣下，对现实作了艺术的复原和再现。最后 他在（去维冈码头之路》和《向卡塔隆尼亚致敬）两本书以及像（射象》和 《绞刑》这样好儿篇记述文中，把这种写作新形式提高到了完美的境界。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诺曼·梅勒和杜鲁门·卡波蒂花了不少时间、箱力和 笔墨，互相反驳对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的鼻祖。他们大概没有读过 奥威尔早在他们出道之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否则他们就不会闹得 如此不可开交了，相反会对自己的大言不衔，感到无地自容。 不过在这以前，奥威尔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日后称作“新新闻写 作方法”(New Journalis)这一文学形式开先河。就像他在政治上迟迟没 有找到“自性”一样，他在文学上也迟迟没有找到“自性”，或者说，即使 像米勒评估的那样，他在《在巴蒙和伦敦的姿困濠倒的日子)里已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