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女性心理学 体刻板定型上的异同。在一个研究中, Yolanda Niemann及其同事( Niemann, Jennings,, Rozelle, Baxter& Sullivan,1994)请多民族的大学生列出当他们考虑8个不同的民族/ 性别群体(分别为白人、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女性和男性)时想到的形 容词,以考察最常提到的特征。结果表明,所有的女性,不管其种族,都被看做是“愉快 的”。然而,其他的特征会随民族的不同而变化。例如,黑人女性被看做是大声讲话的 亚裔美国女性被看做是说话温柔的。进而,只有墨西哥裔美国女性以家庭取向为特征, 只有黑人女性被描述为敌对的。而且,对男性最常列出的特征也没有民族上的一致性。 只有白人和亚裔美国男性被认为是智慧的,只有黑人男性被看做是身强体壮的,以及只 有亚裔和墨西哥裔美国男性被特化为勤劳的工作者。 不幸的是,由 Niemann及其同事以及由 Weitz和 Gorden(1993)完成的研究表明, 大学生将大量的负性特征赋予黑人而非其他民族的女性。这些研究表明,黑人女性被 看做是敌对的、粗鲁的和好辩的,也就是那些意味着威胁的刻板定型的特征。 Weitz和 Gordon提出两个可能的解释。其一,这也许反映了黑人女性作为专横的女家长的文化 刻板定型。其二,由于非黑人不具有明确的黑人女性形象,他们也许将通常和黑人男性 联系的更一般的威胁的刻板定型与黑人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管哪一种解释,负性的刻 板定型说明一些美国人通过种族的“透镜”知觉黑人女性,这也是其他少数民族女性遇 到的问题。 2.社会阶层假定女性的刻板定型随女性的民族不同而变化,我们也许预期它们 会随另一个人口统计学的特征——社会阶层——而变化。一些研究探讨基于阶层的刻 板定型。 Hope landrine(1985)发现,与中产阶级的女性相比,低阶层的女性被看做是 更混乱的脏的和敌意的能力更差、更不快乐和更实际。 3.残疾女性尽管只有少量的研究,但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会把非常不同的特 征分别赋予残疾女性和健康女性。与健康的女性不同,残疾女性不被假定为妻子和母 亲。人们不期待这些女性是养育者,对残疾女性的刻板定型强调她们对他人的依赖 Hanna Rogovsky, 1991)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刻板定型不能一律地应用给所有女性。女性的民族、社会 阶层和健全/残疾状况都影响对她的刻板定型。 四、女孩与男孩的刻板定型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成年女性和男性的特质与行为有不同的期待。现在我们来 看看成人对孩子性别刻板定型的期待。 在人生的最开始,父母至少对新生的女孩和男孩知觉是不同的。间隔20年完成的 研究表明,与新生的儿子相比,父母评定新生的女儿是有好的容貌、不太强壮、更脆弱 的,尽管医学证据表明男女婴儿并无身体上的差异( Karraker, Vogel,&Lake,1995 Rubin, Provenzano,& Luria,1974)。此外,早些的研究表明父母描述他们的女儿是漂
2性别的文化表征 25 亮的,他们的儿子是强壮的。最近的研究发现,父母评定他们的女儿比儿子更女性化。 于是,很明显,成年人持有的孩子身体特征的性别刻板定型从他们一出生就开始了。 成人对孩子的刻板定型不局限于婴儿早期。在一个研究中( Martin,1995)要求加 拿大大学生评定4_7岁女孩和男孩的典型特征,结果性别刻板定型是很明显的。这些 年轻的成年人认为25个特征中的24个对一个性别比另一个性别更典型。此外,对女 孩和男孩典型特征的看法反映了成年人性别刻板定型的亲和性一行动性特征。例如, 这些学生评定女孩比男孩更文雅、富于同情心及擅长家务;而评定男孩比女孩更多自恃 性、支配和竞争性。 五、性别刻板定型的基础 我们集中在两个相关问题上探讨性别刻板定型的起源:(1)人们基于性别而具有 刻板定型的原因,(2)这些刻板定型给女性亲和性特质而给男性行动性特质的原因。 总之,我们将考虑性别刻板定型的过程和内容的解释。 1.社会范畴化如果我们考虑个体怎样试图理解复杂的社会环境,就可以说明性 别刻板定型的过程。因为我们日常接触到各种类型的人、行为、情境等,我们通过将个 体划分进不同的范畴(这个过程称作社会范畴化, social categorization),简化我们的社 会知觉。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对遇到的每一个人处理成彼此完全不同的话理解和记 住如此众多的人是很难的。于是,我们将人们分成不同范畴,并关注他们与范畴内的其 他成员分享的特征。例如,在医院,我们也许将我们遇到的个体分为医生、护士和患者。 当我们与他们接触时,与医生、护士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一套特征指导我们的行为,使 我们问与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相应的问题。 尽管我们在分类过程中利用种种线索,但社会范畴常常基于容易认定的自然特征, 比如民族、年龄、性别(例, Brewer&Lui,1989; Hewstone, Hantz,& Johnstone, 1991)。这些属性通常是我们首先观察到的;它们使我们很容易地将人归于不同的范 畴。于是,性别刻板定型的过程是从把人分成女性和男性开始的,我们的根据是每一性 别的成员分享某些属性的内隐主张。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的个体,我们会把这些属性賦 予这个人。 尽管社会范畴和刻板定型过程有助于简化对人的理解和与人的相互作用,但它们 也可能使我们步入歧途:因为所有的女性不一样,所有的男性也不一样。幸运的是,只 有在我们对一个人的区分信息很少的时候才更可能使用刻板定型(例如,Swim, borgi da, Maruyama,& Myers,1989)。一且我们掌握了有关这个人的更多的信息,我们会 利用除了性别以外的信息形成印象并引导我们的相互作用。例如,当评价一个人的雄 心水平时,如果没有其他信息我们也许利用其性别来判断。然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 是某大公司的CEO,性别信息就不那么重要了 2.社会角色理论假定人们自然地把其他人分成性别范畴,并给所有这个范畴的
女性心理学 成员相似的属性,我们现在转向为什么人们把亲和性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而把行动性与 男性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刻板定型源于我们对典型地完成其社会 角色的个体行为的观察。根据社会角色理论( social role theory, Eagly,1987),女性和 男性的刻板定型源于将女性和家庭角色联系在一起,而把男性和职业的角色联系在 起。这种理论主张因为我们主要观察到女性扮演家庭角色,我们就假定女性具有那种 角色的养育天性。同样,大多数男性传统上被看做是养家糊口的角色,我们便知觉男性 具有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行动性的特性。 大量研究支持性别刻板定型理论。这些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影响性别相 关特质对他/她的适用性。例如,有证据表明当赋予他人亲和性或行动性特征时,社会 角色可能超越性别( Eagly& Steffen,1984,1986)。特别是在让被试描述正做家务的 女性和男性时,他们被同样看做是亲和性的。类似地,请被试描述一个全职的女性和男 性雇员,他们都被知觉为行动性的。此外,比起那些未工作的个体就业的女性和男性 被看做是更具行动性的(例如, bridges,1987; Mueller& Yoder,,1997;Rigs,1997); 母亲被看做是更具亲和性的( bridges,1987),已婚的比未婚的女性被知觉为更具有亲 和性(例如, Etang& Nekolny,1990; Etaugh&Strn,1984)。很明显,当人们意识到 个体的社会角色时,他们的刻板定型就会受到角色信息的影响。 在要求人们描述过去和将来的女性和男性时,社会角色对性别刻板定型的影响也 是很明显的。当要求大学生和其他成年个体评定1950、1975、2025和2050年的一般女 性和一般男性时,他们认为女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男性化,而男性变得某种程度上 的女性化( Diekman& Eagly,1997)。这说明了什么呢?研究者发现,性别刻板定型程 度的减少与这个时期关于女性和男性的职业和家庭角色的信念变得越来越相似有关, 这支持了社会角色理论。 然而,请记住,本章前面给出了证据—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刻板定型保 持相对的恒定。为什么随时间地前进,女性在劳动力队伍中增加而性别刻板定型相对 恒定呢?尽管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的女性就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却一直比相应的男性 低。而且,不管女性是否就业,她们仍然在家中承担护理的责任,比男性更可能在护理 职业中(像护理和早期儿童教育)被雇用。尽管社会角色逐渐地变化,女性仍然是主要 的养育者,而男性主要是供养者。结果,我们关于女性和男性的刻板定型保持不变也就 不足为奇了 六、基于认同标签的刻板定型 回顾一下,在本章开头 Judith描述的经历,她被介绍为“ Bridges夫人博士”。事实 是负责人以这种方式介绍她,而并未介绍她的男性同事为“结了婚的 Lantry Brooks博 士”,这意味着他相信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身份更多地是由她的婚姻角色所形成的。尽 管使用双重头衔是不太寻常的,但他对于女性身份的信念与长期坚持的文化规范(即根
2性别的文化表征 27 据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来界定她)一致(例如, Lakoff,1973)。假定女性的头衔可以说明 她的婚姻角色,而且她的婚姻状况已被看做是其身份的重要方面,我们也许期待使用不 同头衔的女性具有不同的刻板定型。考虑一下,不使用通常的“小姐(Mis)”或“夫人 (Mrs.)”标明婚姻状况,而用中性的“女士(Ms.)”表明身份的女性,人们会感到她与传统 的那些刻板定型不同吗? 研究表明确实如此。 Kenneth Dion及其同事(Dion,1987;Dion&Gota,1991 Din& Schuller,r1990)发现,大学生和一般的群体成员都持有对偏爱现代“女士”头衔 的女性强烈的刻板定型。认为她们是更成就取向的、自信的和竞争性的,但不如用传统 头衔的女性热情可爱。于是,“女士”头衔是一个很强的线索,引起与男性相关的行动性 致而与女性的亲和性不一致的刻板定型。 假定我们对女性的印象受到其偏爱使用的头衔地影响,相关的问题是这些刻板定 型是否会跟随另一个身份标签——女性对婚后姓氏的选择——而变化。与对女士头衔 的偏爱相似,女性不选择夫姓而用自己的姓或夫姓加己姓的复姓,是一种非传统的实 践,将女性个人的身份和作为一个妻子的身份区分开。因此, Chaire Judith和她们的学 生完成的一项研究( Etaugh, bridges, Cummings-Hil, cohen,1999)表明,男女大学 生都认为使用非传统姓氏的已婚女性比婚后用夫姓的女性拥有更多的行动性,而亲和 性更少。 为什么女性偏爱的头衔和姓氏影响赋予她的特征?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工作情 境比在家庭角色上看到更多的非传统身份头衔的女性,于是赋予她更多的行动性特质。 譬如,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年轻的女性行政主管偏爱女士的头衔( Call me Madam, 1987),而且,使用非传统姓氏的已婚女性有较高的教育和职业取向( Johnson& Scheuble,1995)。于是,与社会角色理论一致( Eagly,1987),对偏爱非传统身份形式的 女性的刻板定型也许是由于相信她们承担了非传统的角色。 2.2性差别主义 性差别主义是指由于人们的性别导致的偏见,它可能指向女性,也可能指向男性。 然而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非常不利,因此更可能是性差别主义的目标。于是,我们的讨 论集中在性差别主义的更特殊的界定:局限女性角色而保持男性支配性的刻板定型和 或歧视行为。例如,“女性是依赖的和被动的”、“女性应该是主要的护理者”和“女性不 会竞争去做警察局长或大学校长”等,这些刻板定型有助于形成女性的角色选择。同 样,对女性的歧视,像偏爱雇用男性等使得男性的支配性得以维持。 参考 Ann Hopkins的真实例子。普华水道是最有声望的会计公司之一, Ann Hop kins是其一名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员。1982年, Hopkins女士是88名候选股东中惟 名女性。那时,她的经验超过了其他竞争者,而且她已经做过价值2500万美元的业务
28 女性心理学 受到客户的高度尊敬。然而,她被拒绝了。她的“男子气”风格受到了批评,并被建议 “走路、谈话、穿着要更女性化一些,要化妆、做头发和佩带珠宝首饰”( Hopkins v. Price Waterhouse,1985,IE Fiske, Bersoff, Borgida, Deaux, Heilman, 1991) Hopkins女土提出诉讼,称自己的提升由于性别遭到拒绝。尽管她贏得了诉讼,但 她的雇主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1990年,法院裁定 Ann Hopkins胜诉,联邦地方法院 的法官总结说,在公司拒绝提升 Hopkins女士成为合伙人上,基于性别的刻板定型起了 很大作用( Hopkins v. Price Waterhouse,1989,引自 Fiske et al,1991)。在这个案例 中,决策者认为 Hopkins女士的风格与他们心目中对女性的刻板定型不一致,这种差异 影响到他们做出了歧视性决策。应该指出的是,裁定之后, Ann Hopkins确实成为一名 合伙人并得到了经济补偿( Hopkins,1996) 、矛盾的性差别主义 般来说,我们考虑性差别主义包含对女性的负性刻板定型,像相信“女性脆弱、服 从,比男性更少竞争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刻板定型对女性是有害的。然而有 趣的是, Peter Glick和 Susan fiske(1997)提出性差别主义可能是矛盾的( ambivalent) 既包括敌意的性差别主义( hostile sexism),即负性的女性刻板定型,也包括善意的性差 别主义( benevolent sexism),即正性的特征,如“女性是纯洁的”和“女性应该受到保护”。 尽管敌意的性差别主义者的信念明显地带有贬低性,而善意的性差别主义者的观 点通常伴随有诚挚的感情,这些态度的持有者并不意识到他们内隐的性差别主义者的 偏差。例如,由于丈夫认为妻子不能应付而不让妻子知道家庭经济困难,他也许未意识 到隐藏在保护妻子愿望中的偏差看法。Gick& Fiske(1997)指出,“敌意的和善意的性 差别主义……拥有同样的看法(例如女性是更弱的);都主张传统的性别角色,都愿意接 受和保持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矛盾的性差别主义包括对女性的正性的和负 性的信念,但都会引导女性进入传统的角色,并维持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力量不平衡。 二、性差别主义者的态度随时间的改变 1970年以来,在美国,公然的性差别主义明显减少。例如,1970年,48%的大学生 认为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应呆在家里;而1992年,只有26%的被试同意这种看法(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1993,引自 Twenge,1997a)。进而,在1972-1992年间 的4个时间点上对大学生关于女性的适当行为和角色的信念的比较( Spence&Hahn, 1997),和对1970-1995年71个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的元分析( Twenge,1997a)都 表明,男女两性公然的性差别主义正在稳定地减少。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表明性差别主义随着时间减少的研究都基于大学生的态 度,而对其他成人(像蓝领和中产阶级的女性和男性或享受福利的成年个体)的性差别 主义的信念了解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