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1962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 及其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有关论著 强调1%62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指出中国周边那 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存的现象,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 政策演变的框架围内加以分析,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2由 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 系?进一步说,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哪一个因素是更具决定性的?显 然,仅仅罗列现象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或者说是引发的疑问,探讨50年代末到 60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并在此 探讨的基础上,确定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特点及在60年代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论文包括三个主要部分:50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动 荡造成的深层影响、1960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原因、1962年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性质。 (一)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 在1962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 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 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 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 这一点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 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 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当时世界正处于“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 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 可能性 第二,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 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 件头等大事”,等等。4“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 1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章百家著:《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和李捷著:《60年代中国国内 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均见姜长斌和罗伯特·罗斯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一一缓和之前:冷战冲 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2《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第190-191页:《60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 264-270页 3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节五十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E 日报》,1967年8月15日 4《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
1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牛军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1962 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 及其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有关论著 强调 1962 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指出中国周边那 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存的现象，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 政策演变的框架围内加以分析，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2由 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 系？进一步说，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哪一个因素是更具决定性的？显 然，仅仅罗列现象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或者说是引发的疑问，探讨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点，并在此 探讨的基础上，确定 1962 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特点及在 60 年代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论文包括三个主要部分：50 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动 荡造成的深层影响、1960 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原因、1962 年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性质。 （一）50 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 在 1962 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 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 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 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 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 这一点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 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 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当时世界正处于“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 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 可能性。3 第二，以“中国革命中心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 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 件头等大事”，等等。4“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 1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章百家著：《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和李捷著：《60 年代中国国内 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均见姜长斌和罗伯特• 罗斯编：《1955-1971 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 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2 《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第 190-191 页；《60 年代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第 264-270 页。 3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1965 年 9 月 3 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节五十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7 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 日报》，1967 年 8 月 15 日。 4《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
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到历史上的“中 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 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 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 面出击”。这方面己经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 开始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一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 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 过程中的。所以要探讨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 首先探讨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 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 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 界的持久和平己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 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 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 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冲 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 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 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 误。7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 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8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的强 调了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9一个被忽 日报》,1966年5月17日 5《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 7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 61-6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1997年版,第630-631页:毛泽东: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62页 8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的有关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9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第359-360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第442页: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到历史上的“中 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 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 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5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 面出击”。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 开始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一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 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 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 过程中的。所以要探讨 1962 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 首先探讨 1962 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 1954 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 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 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 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 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 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 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 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 1956 年的波匈事件的冲 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 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 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 误。7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 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8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的强 调了苏共 20 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9一个被忽 民日报》，1966 年 5 月 17 日。 5 《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4 日。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1-352 页。 7 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38， 61-6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1997 年版，第 630-631 页；毛泽东：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1-262 页。 8 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的有关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年版。 9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第 359-360 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第 442 页；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20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 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这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 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10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 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 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象,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 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 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Ⅱ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 问题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 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 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 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 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 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 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 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 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的。事实表明那是远远不 够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对盟 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 的一块巨大而且关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被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 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的影响,当时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 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 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当时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什么准则, 表述地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肯定也没有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 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而且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独特方式所反映出来的 他们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 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的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 1957年春夏开始到195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其一是1957年 春的所谓“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了以反 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 风”的方法,解决当时社会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其二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大国如英国、 美国等,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 关于“父子党”、“猫鼠党“的说法可见毛泽东:《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 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1《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331页
3 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 20 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 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这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 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10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 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 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象，1958 年夏毛泽东在“联 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两个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 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11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 问题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 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 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 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被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 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 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 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 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 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的。事实表明那是远远不 够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对盟 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 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 的一块巨大而且关键性的基石。一旦这块基石被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 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 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的影响，当时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 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 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当时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什么准则， 表述地并不那么清楚，而且肯定也没有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 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而且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独特方式所反映出来的 他们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 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的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 1957 年春夏开始到 1959 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件。其一是 1957 年 春的所谓“民主整风”，即中共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了以反 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 风”的方法，解决当时社会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其二是 1958 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大国如英国、 美国等，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 10关于“父子党”、“猫鼠党“的说法可见毛泽东：《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 东外交文选》，第 324 页。 11 《同苏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第 331 页
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严重地加剧了中 共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它们失败本身。就对中 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 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 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 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 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 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1959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 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 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2与他共同浴 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被钦定为只是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终于 被彻底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中苏关系也开 始走向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7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 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 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 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内外呼应”。他立即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 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 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13后来经讨论未获同意,才 没有付诸实施。14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 堪称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 苏联的对外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 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15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 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 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 上也是紧密联系的”。16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 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 产主义”。17此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1959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 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 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毋宁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1960年夏季,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年8月15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51页 13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第390-392页。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年8 月9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年9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第462-463、504页。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 16《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9-20 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0-164页 17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余 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第18页
4 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严重地加剧了中 共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它们失败本身。就对中 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 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即无论效果如何，只要是推动激进 的变革，追求充满激情的目标，就是“政治正确”。任何务实与理性的思考和政 策，只有在战术的范围才允许有存在的空间，而且通常很快就被新的更强烈的激 情所淹没。这种“宁左勿右”的政治价值观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得以确立，使中 国对外政策中任何趋向务实与稳定方向的调整，都很可能是困难的并难以持久。 到 1959 年夏季，“大跃进”实际上已经露出败相，中国领导层出现了要求纠 正“大跃进”错误的呼声。但是毛泽东将中共党内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 将党内出现不同意见视为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12 与他共同浴 血奋斗二十多年的彭德怀因此被钦定为只是一位暂时的“革命同路人”，并终于 被彻底打倒。 值得注意的是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同时，中苏关系也开 始走向危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 7 月间在波兰关于公社的讲话是对人民公社 运动的暗讽，他几乎因此下决心与苏联公开决裂。在毛泽东看来，《内部参考》 上登载的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既是落井下石，也 是火上浇油，而且是与彭德怀等人 “内外呼应”。他立即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 最迟在 1960 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 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13后来经讨论未获同意，才 没有付诸实施。14 赫鲁晓夫很可能并不了解毛泽东的愤怒，他在随后的中印边界纠纷中扮演了 堪称愚笨的角色。特别是他访问美国以后，专程绕道北京，试图说服毛泽东配合 苏联的对外政策。在 9 月 30 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国 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需要改弦易辙。15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在 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称“所 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 上也是紧密联系的”。16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 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 产主义”。17此次中苏首脑会晤实际上成了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此时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加剧。1959 年夏季由于印度坚持其对中国的领土 侵蚀，双方先后在朗久和空客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中印边界局势急剧紧张起来。 中印关系紧张无疑增加了中国平息西藏叛乱的困难，而且间接损害了中苏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毋宁说是中国周边关系开始恶化的一个先兆。到 1960 年夏季， 12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59 年 8 月 15 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年 8 月 16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447、451 页。 13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 年 7 月 29、8 月 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 第 390-392 页。毛泽东：《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1959 年 8 月 9 日；《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959 年 9 月 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 第 462-463、504 页。 1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4 页。 15 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 14——15. 16 《前苏联国家新披露的有关 1959-1962 年中印关系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8 期，第 19-20 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160-164 页。 17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 年 12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601 页；余 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 第 18 页
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开始不再 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1959 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显然引 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 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18 二)1960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 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 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19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1960 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 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20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 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实际 情况看,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 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而且要争取“达到 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 裂”。21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特别 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仍然在年底的 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有什么事情 起来商量,避免冲突”。22会议以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 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到1%61年,苏联甚至 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21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23 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 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整个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1959年间,中 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企图 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所以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8月边界军事 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 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在9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的情况后, 中国领导人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两天,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 的有关情况,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共8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 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不赞成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他们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19有关这些讨论的情况目前还无法得到档案的证实,但是一些重要的出版物披露了曾经进行过大量的有关 讨论以及讨论的内容,如《周恩来年谱》中卷的有关部分和《十年论战》上卷的有关部分,均提供了重要 的线索 20《十年论战》(上),第248页。 21《十年论战》(上),第241页。 22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见《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474 23《周恩来年谱》,中卷 《十年论战》(上),第
5 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挑起边界事件，从此中苏边境地区开始不再 安宁。与此同时，印度支那地区因老挝局势动荡而趋于紧张，特别是美国明显在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干涉。 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伴随着“大跃进”的进程，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确从 1959 年夏季开始恶化，而且这种恶化似乎是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显然引 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 汹”，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18 （二）1960 年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及其原因。 从 1959 年 11 月开始到 1960 年上半年，中国领导层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 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便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 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19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 1960 年 1 月 7 日至 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 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20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 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从当时的实际 情况看，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出现相当务实稳妥的局面。 首先是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不仅决心避免破裂，而且要争取“达到 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甚至要“赖着跟他（赫鲁晓夫-作者注）搞团结，赖着不分 裂”。21正是这个决定促使中国领导人在经历了与苏共中央几个月的争论，特别 是经历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尖锐冲突和苏联撤退在华全部专家后，仍然在年底的 莫斯科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与苏联领导人达成谅解，即“有什么事情 一起来商量，避免冲突”。22会议以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 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而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到 1961 年，苏联甚至 决定再次向中国转让如制造米格 21 战斗机一类的先进军事技术。23 缓和中印边界局势是这一时期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中印 边界冲突的解决关系到整个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大局和总政策。1959 年间，中 印关系在西藏叛乱和边界冲突的影响下，极度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印度的政策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印边界局势制造舆论，企图 配合西方的“反华浪潮”，所以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击。不过经过 8 月边界军事 冲突后，中国决策层显然既不希望中印关系继续恶化，也不希望中印边界冲突成 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在 9 月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了解并讨论了中印边界的情况后， 中国领导人决定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24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两天，中国已经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 的有关情况，但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共 8 日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以塔斯 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明不赞成中国的立场。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他们认为苏联那样做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18 《十年论战》（上），第 234 页。 19 有关这些讨论的情况目前还无法得到档案的证实，但是一些重要的出版物披露了曾经进行过大量的有关 讨论以及讨论的内容，如《周恩来年谱》中卷的有关部分和《十年论战》上卷的有关部分，均提供了重要 的线索。 20 《十年论战》（上），第 248 页。 21 《十年论战》（上），第 241 页。 22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见《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 474 页。 23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89-390 页。 24 《十年论战》（上），第 210-2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