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5年至1955年中国外交的“内向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牛军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都将1945至1955年的中国外交分为两个阶段加以研究,其分 界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他们着重于研究和分析两个阶段中国外交在各 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其实认真加以分析便不难看出,这十年的中国外交政策确实是有连 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主要是指中国对外政策 总的说来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中国外交的这种 内向性”自19世纪中叶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只是在不同时期有其特殊的 表现形式。1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如何影响和塑造1945年至 55年的中国外交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主要是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联系在一起,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 年10月以后中共则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主角,因此本文将以中共对外政策的发展作为论述 的主要线索。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并不是只有“内向性”,文中所研 究的一些个案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其他特点,不过它们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 (一)国共斗争与战后初期的中国外交(1945年8月至1946年内战爆发)。 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客观上为国共两党提供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和外 交等领域进行全面竞争的大舞台。从后来历史的进程看,国共竞争的最后结果取决于谁能完 成自己内部力量的整合、形成有效的机制和得到国内更广泛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国 民党显然是失败者。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蒋介石 和毛泽东分别在国民党六大和中共七大上发表的政治报告,是非常有意义的。蒋介石在他的 报告中称,外交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首要成就,“开百年来历史之新页,值得向大会报 告者,厥为外交”。2毛泽东正相反,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共的成就是党 的团结和党的力量的发展,即120万党员,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有了强大的解放区 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3做这样的比较不仅因为其中包含着导致国民党失败和中 共胜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为了揭示战后中国外交的走向和基础将要发生的变化,即国民党 那种缺乏国内政治稳定和统一、单凭纵横技巧的外交,将被共产党以内部团结统一和以实力 为依托的外交所取代。当然,中共也同样熟谙纵横之术,并且同样热中于使用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方面,并非无稽之谈。他的致命错 误在于他相信可以依赖于外交上的有限成就,以其作为国内斗争的主要资本。国民党政府的 外交成就在战争结束初期清楚地显示出来。首先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 是得到更多国家的承认,第三是通过在越南受降和获权可在日本驻军,有可能在周边地区多 少恢复一些影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比较,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 是从国共斗争的角度看,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外交方面也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统一中国的愿望 既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得到苏联的赞成。这些使蒋介石相信,依靠外交手段争取外部支持 足以战胜中共,即使在国内越来越缺乏政治支持,也无大碍。 徐昕先生对晚清外交的论述和章百家先生对20世纪中国外交的宏观考察均涉及到这一命题。可参阅徐昕 《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和章百家:《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两文均收录于 袁明主编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2《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总报告》,1945年6月,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 学参考资料》(校内用书),1987年版,第727页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 论 1945 年至 1955 年中国外交的“内向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牛 军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都将 1945 至 1955 年的中国外交分为两个阶段加以研究，其分 界是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他们着重于研究和分析两个阶段中国外交在各 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其实认真加以分析便不难看出，这十年的中国外交政策确实是有连 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主要是指中国对外政策 总的说来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国内政治的重大影响。中国外交的这种 “内向性”自 19 世纪中叶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只是在不同时期有其特殊的 表现形式。1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如何影响和塑造 1945 年至 1955 年的中国外交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连续性主要是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联系在一起，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 年 10 月以后中共则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主角，因此本文将以中共对外政策的发展作为论述 的主要线索。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并不是只有“内向性”，文中所研 究的一些个案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其他特点，不过它们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 （一）国共斗争与战后初期的中国外交（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内战爆发）。 持续 8 年的抗日战争客观上为国共两党提供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组织和外 交等领域进行全面竞争的大舞台。从后来历史的进程看，国共竞争的最后结果取决于谁能完 成自己内部力量的整合、形成有效的机制和得到国内更广泛的支持。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国 民党显然是失败者。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召开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蒋介石 和毛泽东分别在国民党六大和中共七大上发表的政治报告，是非常有意义的。蒋介石在他的 报告中称，外交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首要成就，“开百年来历史之新页，值得向大会报 告者，厥为外交”。2毛泽东正相反，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共的成就是党 的团结和党的力量的发展，即 120 万党员，91 万正规军和 220 万民兵，“有了强大的解放区 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3做这样的比较不仅因为其中包含着导致国民党失败和中 共胜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为了揭示战后中国外交的走向和基础将要发生的变化，即国民党 那种缺乏国内政治稳定和统一、单凭纵横技巧的外交，将被共产党以内部团结统一和以实力 为依托的外交所取代。当然，中共也同样熟谙纵横之术，并且同样热中于使用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方面，并非无稽之谈。他的致命错 误在于他相信可以依赖于外交上的有限成就，以其作为国内斗争的主要资本。国民党政府的 外交成就在战争结束初期清楚地显示出来。首先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 是得到更多国家的承认，第三是通过在越南受降和获权可在日本驻军，有可能在周边地区多 少恢复一些影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比较，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 是从国共斗争的角度看，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外交方面也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统一中国的愿望 既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得到苏联的赞成。这些使蒋介石相信，依靠外交手段争取外部支持， 足以战胜中共，即使在国内越来越缺乏政治支持，也无大碍。 1 徐昕先生对晚清外交的论述和章百家先生对 20世纪中国外交的宏观考察均涉及到这一命题。可参阅徐昕： 《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和章百家：《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两文均收录于 袁明主编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 2 《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总报告》，1945 年 6 月，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 学参考资料》（校内用书），1987 年版，第 727 页。 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基本方针是将立足点放在组织自己的力量之 上,尽管它从未放弃任何机会从国外争取支持和援助。这同中共自己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在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与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它与美国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关系濒临破裂 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冷淡,与亚洲其他国家更谈不上来往。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也对中 共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它不仅削弱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且使中共不再关 注那些与自己重要利益无关的外部事务。4与国民党相比,外交可以说是中共的最薄弱环节 抗战结束时的东亚国际局势的确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反应是强调“自 力更生”的重要性。毛泽东在8月13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国民党有美国人的帮 助,中共则没有得到外国的援助,至于将来如何,他未作任何预言,只是强调中共的方针要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5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不只是担心当时的国际形势给中共造 成的客观困难,而且特别担心它会给中共党内带来失败情绪。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毛泽东预言了种种困难后强调,“决定性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 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6 10月中旬苏联军队保证在东北向中共提供援助,使中共领导人倍受鼓舞。10月下旬他 们一度下定决心,依靠苏军的支持,“掌握全东北”。7然而,就在大批中共军队星夜兼程赶 赴东北之时,苏联突然改变政策,要求中共撤出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并拒绝向中共 军队移交日军武器。8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党在东北的发展战略,相继提出了“让开大 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指示东北中共军队远离中心城市,到 乡村去建立根据地和发动群众。这一决定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它 表明中共从依靠外部支持重新转向将发展自己的力量作为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基础。 12月中旬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布新的对华政策以后,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开始调整对美政 策。这同当时国共军事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有直接关系。这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之 所以对于国共两党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有必要调整各自在国内斗争中的战略。换 句话说,这时国共两党调整对美政策,是因为它们有利用美国的客观需要。不过从总的情况 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过高估计了外部力量—主要是美国—干预和影响中国内部事务的 愿望和能力。1这是它们在马歇尔调处初期分别精心设计各自的对美政策的主要原因。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发表前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美国的意图。他 们认为,美国不会中断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当前的政策调整不过是为了应付美国内政治的 需要,故国民党有必要暂时配合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内部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在国际上改 善自己的形象。1号歇尔开始调处国共冲突后,蒋介石费尽心机地一步步将马歇尔拖下水。 当他终于断定,即使诉诸武力美国也不会抛弃他以后,便走上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道路 4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 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操心得太多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63页。 5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四卷第1132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98页。 7《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15册第364-366页。 8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满洲不准作战》,1945年11月20日。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央关 于撤出大城市后的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448 10毛泽东在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中国的情况同希腊一样,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 “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页。 1《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美总统促马歇尔将军速来华电》,1945年11月29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呈 蒋主席告美总统指示马歇尔特使调停方针等事电》,1945年12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 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上册第42、61页。《国民党 对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5年12月23日。存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5/60453,2100。 2
2 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基本方针是将立足点放在组织自己的力量之 上，尽管它从未放弃任何机会从国外争取支持和援助。这同中共自己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在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与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它与美国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关系濒临破裂， 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冷淡，与亚洲其他国家更谈不上来往。1942 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也对中 共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它不仅削弱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且使中共不再关 注那些与自己重要利益无关的外部事务。4 与国民党相比，外交可以说是中共的最薄弱环节。 抗战结束时的东亚国际局势的确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反应是强调“自 力更生”的重要性。毛泽东在 8 月 13 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国民党有美国人的帮 助，中共则没有得到外国的援助，至于将来如何，他未作任何预言，只是强调中共的方针要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5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不只是担心当时的国际形势给中共造 成的客观困难，而且特别担心它会给中共党内带来失败情绪。在 8 月 23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毛泽东预言了种种困难后强调，“决定性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 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6 10 月中旬苏联军队保证在东北向中共提供援助，使中共领导人倍受鼓舞。10 月下旬他 们一度下定决心，依靠苏军的支持，“掌握全东北”。7然而，就在大批中共军队星夜兼程赶 赴东北之时，苏联突然改变政策，要求中共撤出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并拒绝向中共 军队移交日军武器。8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党在东北的发展战略，相继提出了“让开大 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指示东北中共军队远离中心城市，到 乡村去建立根据地和发动群众。9这一决定对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它 表明中共从依靠外部支持重新转向将发展自己的力量作为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基础。 12 月中旬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布新的对华政策以后，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开始调整对美政 策。这同当时国共军事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有直接关系。这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之 所以对于国共两党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有必要调整各自在国内斗争中的战略。换 句话说，这时国共两党调整对美政策，是因为它们有利用美国的客观需要。不过从总的情况 看，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过高估计了外部力量——主要是美国——干预和影响中国内部事务的 愿望和能力。10这是它们在马歇尔调处初期分别精心设计各自的对美政策的主要原因。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发表前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美国的意图。他 们认为，美国不会中断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当前的政策调整不过是为了应付美国内政治的 需要，故国民党有必要暂时配合美国的政策，在中国内部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在国际上改 善自己的形象。11马歇尔开始调处国共冲突后，蒋介石费尽心机地一步步将马歇尔拖下水。 当他终于断定，即使诉诸武力美国也不会抛弃他以后，便走上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道路。 4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 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操心得太多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第 263 页。 5 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版，第四卷第 1132 页。 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版，第 398 页。 7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版，第 15 册第 364—366 页。 8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满洲不准作战》，1945 年 11 月 20 日。 9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8 日；《中央关 于撤出大城市后的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12 月 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册第447——448、 460 页。 10 毛泽东在 1945 年 8 月 23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中国的情况同希腊一样，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 “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396 页。 11 《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主席告美总统促马歇尔将军速来华电》，1945 年 11 月 29 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呈 蒋主席告美总统指示马歇尔特使调停方针等事电》，1945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 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上册第 42、61 页。《国民党 对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5 年 12 月 23 日。存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 5/6.0453.2100
中共的政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共领导人过高估计美国干预的愿望和能力, 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国共斗争是美苏矛盾在中国的反映。12 实际上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在试图弄清楚,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蒋 介石和左右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显然高估了美国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能 力,他们一度认为,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是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 战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关键因素。1946年初,毛泽东甚至公开声明,中国出现和平民主,其 最初“推动的力量”来自国际上的美苏妥协,马歇尔对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人很快地意识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 外部力量已经不可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的影响。从1946年4月到11月,中共的对外政 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内容是,中共领导人断定,国际上的美苏斗争不 会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美国是“纸老虎”,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所以中共 中央将主要根据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革命战略,通过战争夺取政权。14 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对此后中国外交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关键性的。抗战结束后不 久,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实质都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外部力量。中共领导人不 同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根本之处在于,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外部力量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愿 望和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中共依靠发展自己的力量便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当中共领导人终 于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时,这种意识自然要渗透到他们的外交决策中 (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19481949)。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中共中央大致是从1948年末至1949年初,开始考虑 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将新中国 的对外政策提上议事日程。从会议发言的情况看,中共领导人主要考虑的是与西方国家、特 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并首次提出了“不承认”的原则,即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唆使某些右 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美国将来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从内部破坏。因此我们要等到 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脚跟了,再谈承认问题。对帝国主义现在是要打倒,而不是 承认。15根据毛泽东的发言,会议发表的决议专门指出,美国有可能“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 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的政策,对此必须保持警惕。161月19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不承认”方针固定下来并具体化了。1 此后不久,毛泽东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不承认”原则。 上述情况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规划新中国对外政策时,首先 强调的是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其二是为什么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几乎立 刻确定了“不承认”原则?其原因显然包括要解决中共面临的国内形势和中共队伍内部的问 从中共内部的情况看,中共中央提出“不承认”原则是针对党内“恐美”思想的。自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即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8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观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页 13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1月3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第 120页。毛泽东:《关于政协成就和当前任务的讲话》,1946年2月9日《新华日报》 14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 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41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7页 《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8页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547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页。另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
3 中共的政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共领导人过高估计美国干预的愿望和能力， 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国共斗争是美苏矛盾在中国的反映。12 实际上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在试图弄清楚，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蒋 介石和左右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显然高估了美国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能 力，他们一度认为，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是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 战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关键因素。1946 年初，毛泽东甚至公开声明，中国出现和平民主，其 最初“推动的力量”来自国际上的美苏妥协，马歇尔对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13 但是，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共领导人很快地意识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 外部力量已经不可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的影响。从 1946 年 4 月到 11 月，中共的对外政 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内容是，中共领导人断定，国际上的美苏斗争不 会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美国是“纸老虎”，没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能力，所以中共 中央将主要根据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重新调整革命战略，通过战争夺取政权。14 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对此后中国外交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关键性的。抗战结束后不 久，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实质都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外部力量。中共领导人不 同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根本之处在于，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外部力量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愿 望和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中共依靠发展自己的力量便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当中共领导人终 于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时，这种意识自然要渗透到他们的外交决策中。 （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1948——1949）。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中共中央大致是从 1948 年末至 1949 年初，开始考虑 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在 1949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将新中国 的对外政策提上议事日程。从会议发言的情况看，中共领导人主要考虑的是与西方国家、特 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并首次提出了“不承认”的原则，即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唆使某些右 派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美国将来可能承认新中国，以便从内部破坏。因此我们要等到 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脚跟了，再谈承认问题。对帝国主义现在是要打倒，而不是 承认。15根据毛泽东的发言，会议发表的决议专门指出，美国有可能“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 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的政策，对此必须保持警惕。16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不承认”方针固定下来并具体化了。17 此后不久，毛泽东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不承认”原则。 上述情况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规划新中国对外政策时，首先 强调的是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其二是为什么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几乎立 刻确定了“不承认”原则？其原因显然包括要解决中共面临的国内形势和中共队伍内部的问 题。 从中共内部的情况看，中共中央提出“不承认”原则是针对党内“恐美”思想的。自 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即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8他后来反复强调这一观 12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455 页。 13 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 1946 年 1 月 31 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第 120 页。毛泽东：《关于政协成就和当前任务的讲话》，1946 年 2 月 9 日《新华日报》。 14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 年 4 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40——441 页。 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537 页。 16 《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18 页。 17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45——47 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93-1194 页。另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 年 11 月 21 日
点,主要就是针对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状况的。19当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 在党内特别指出,害怕美国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人多年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遭受失败, 所以精神上有些害怕。苏联也有此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和美国纸烟等等,看不起伟大的现实, 根源就在于“战争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20 到1949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需要肃清中共党内和革命队伍存在“恐美”思想。他 在1月会议期间表示,“美帝在中国已经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决。对看不见的东 西,人们就容易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2从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沈阳市市 长朱其文回访美英法等驻沈阳领事馆一事中即可看出,这时中共领导人对精神解放的重视和 追求。2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怕美国人,轻视美国人,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 23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在中共内部肃清美国的影响,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中的“第三种力量”。所谓“第三种 力量”,其构成极其复杂,政治主张也是五花八门的。但他们的共同点之一是普遍存在亲美 倾向,而美国对这些人的好感和希望,也是不加掩饰的。对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始终极为 敏感和警惕,当然也极其反感。 中共中央早在1947年10月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时,便开始批评“第三种力量”,提醒全 党要警惕那些政治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在国统区搞“反蒋运动”,与中共争夺领导权 24此后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此类警告,直到制订外交政策的关键阶段,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 在中国内部,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依靠美国苟延残喘外,还有一些人企图利用美国的支持 浑水摸鱼,当然也有一些“善良的人”被认为对美国的“善意”抱有幻想,而这种幻想会使 他们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25 上述背景使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一份秘密报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份报告说 个被认为与马歇尔和美国务院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如 何在新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承认新政权的条件就是新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 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青岛驻军。中共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可想而知,粉碎美国此类 阴谋一度成为他们相当关注的问题。26如果考虑这一时期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 以及中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仍在企图利用美国的干预,便不难理解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保持警 惕的理由和程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确定了“不承认”原 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 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27 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另一项重要原则是“一边倒”。在美苏对峙的国际格 局中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认识。正如苏联与南 斯拉夫的冲突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所说的:“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 1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8,530页 20《陈毅传达毛主席12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65122.5。 2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37页 22中共中央的批评见《关于沈阳旧领事馆交出电台问题》,1948年11月18日。事件过程可参阅《华德事 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 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陈毅传达毛主席12月中央会议谈话》 24《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的领导权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2-579页 25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2 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74页: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 第48期第152-155页 毛泽东:《对〈雷文和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 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47页:《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18册第152-155页。 2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
4 点，主要就是针对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状况的。19当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 在党内特别指出，害怕美国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人多年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遭受失败， 所以精神上有些害怕。苏联也有此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和美国纸烟等等，看不起伟大的现实， 根源就在于“战争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20 到 1949 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需要肃清中共党内和革命队伍存在“恐美”思想。他 在 1 月会议期间表示，“美帝在中国已经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决。对看不见的东 西，人们就容易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21从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沈阳市市 长朱其文回访美英法等驻沈阳领事馆一事中即可看出，这时中共领导人对精神解放的重视和 追求。22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怕美国人，轻视美国人，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 23在他看来，如果不能在中共内部肃清美国的影响，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中的“第三种力量”。所谓“第三种 力量”，其构成极其复杂，政治主张也是五花八门的。但他们的共同点之一是普遍存在亲美 倾向，而美国对这些人的好感和希望，也是不加掩饰的。对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始终极为 敏感和警惕，当然也极其反感。 中共中央早在 1947 年 10 月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时，便开始批评“第三种力量”，提醒全 党要警惕那些政治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在国统区搞“反蒋运动”，与中共争夺领导权。 24此后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此类警告，直到制订外交政策的关键阶段，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 在中国内部，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依靠美国苟延残喘外，还有一些人企图利用美国的支持 浑水摸鱼，当然也有一些“善良的人”被认为对美国的“善意”抱有幻想，而这种幻想会使 他们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25 上述背景使 12 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一份秘密报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份报告说，一 个被认为与马歇尔和美国务院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如 何在新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承认新政权的条件就是新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 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青岛驻军。中共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可想而知，粉碎美国此类 阴谋一度成为他们相当关注的问题。26 如果考虑这一时期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 以及中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仍在企图利用美国的干预，便不难理解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保持警 惕的理由和程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确定了“不承认”原 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 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27 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另一项重要原则是“一边倒”。在美苏对峙的国际格 局中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认识。正如苏联与南 斯拉夫的冲突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所说的：“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 1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438，530 页。 20 《陈毅传达毛主席 12 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 6512/2.5。 2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537 页。 22 中共中央的批评见《关于沈阳旧领事馆交出电台问题》，1948 年 11 月 18 日。事件过程可参阅《华德事 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 23 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 年 1 月 15 日；《陈毅传达毛主席 12 月中央会议谈话》。 24 《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的领导权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第 572-579 页。 25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 年 12 月 4 日；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74 页；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 第 48 期第 152-155 页。 26 毛泽东：《对〈雷文和摘要〉的批语》，1948 年 12 月 4 日；《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 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47 页；《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1949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 18 册第 152-155 页。 2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日，《毛泽东选集》
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 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将是否站在苏联阵营一边,称为“爱国与卖国的界限”,“革命与反革 命的界限”。29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不能想象中共中央还会作出与此背道而 驰的决定。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赋予形成时期的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的问题 是,“一边倒”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否包含着现实的考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 些现实考虑是什么? 从历史的脉络看,“一边倒”的确有一个从指导原则到现实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内向性”逐步渗透近来。其实在1948年夏处理苏南冲突问题的过程中,中共党内便表现 出将对外关系问题“内向化”的强烈特色,即使对外关系问题转为国内政治斗争或党内工作 的需要服务。中共中央当时发布的有关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示更象是一种表态,在中共 党内却将这种批判“联系实际”,彻底变成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加强中央统 一领导的思想教育,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反铁托斗争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30 促使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要与苏联结盟的关键性事件,是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 访问西柏坡。这次秘密访问对协调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力图与苏 联达成谅解的,绝大部分是中共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建设规划、 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国的政治统一问题,等等。3很难想象,如果苏联不支持中共中央 的主要的国内政策,毛泽东还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兴冲冲地宣布,中共“与苏联应该站在 条战线上,是盟友”。32 在解放军渡江前后,中共对外政策一度出现波动,其主要表现是在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现有的资料表明,出现这种灵活性主要是由外部因 素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中央自1月起不断得到来自美国方面希望进行接触的信息。解放军渡 江前夕,中共中央从陈明枢将军处得知,美国方面一直在寻找与中共接触的途径,司徒雷登 甚至亲赴上海与陈铭枢会谈有关事宜。33其次是苏联方面表示,中共应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 易。斯大林在4月间甚至向毛泽东建议,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断绝 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34 中共中央的确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一方面在内部“吹风”,另一方面指示黄华以南京军 管会代表的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甚至向后者发出了访问北京的邀请。35然而中共中央终于 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它于6月30日告诉中共南京市委:“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 幻想”。36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原则 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可能是导致中共对美政策停止摆动的关键因素。就在中共中央开 始考虑更为灵活地处理对美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会谈中,已经系统地阐述 第四卷第1435页 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学 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日 29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30《中央给各野战兵团的指示》,1948年8月14日 31 Andrie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airs, No. 2 1995.《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78页。 3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8页 3《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第111页。 34 "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March 15, 1949; "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49, seen in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m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10. 35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版,上卷第 321页 36《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1949年6月30日
5 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 28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将是否站在苏联阵营一边，称为“爱国与卖国的界限”，“革命与反革 命的界限”。29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不能想象中共中央还会作出与此背道而 驰的决定。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赋予形成时期的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的问题 是，“一边倒”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否包含着现实的考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 些现实考虑是什么？ 从历史的脉络看，“一边倒”的确有一个从指导原则到现实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内向性”逐步渗透近来。其实在 1948 年夏处理苏南冲突问题的过程中，中共党内便表现 出将对外关系问题“内向化”的强烈特色，即使对外关系问题转为国内政治斗争或党内工作 的需要服务。中共中央当时发布的有关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示更象是一种表态，在中共 党内却将这种批判“联系实际”，彻底变成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加强中央统 一领导的思想教育，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反铁托斗争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30 促使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要与苏联结盟的关键性事件，是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 访问西柏坡。这次秘密访问对协调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力图与苏 联达成谅解的，绝大部分是中共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建设规划、 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国的政治统一问题，等等。31很难想象，如果苏联不支持中共中央 的主要的国内政策，毛泽东还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兴冲冲地宣布，中共“与苏联应该站在一 条战线上，是盟友”。32 在解放军渡江前后，中共对外政策一度出现波动，其主要表现是在处理与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关系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灵活性。现有的资料表明，出现这种灵活性主要是由外部因 素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中央自 1 月起不断得到来自美国方面希望进行接触的信息。解放军渡 江前夕，中共中央从陈明枢将军处得知，美国方面一直在寻找与中共接触的途径，司徒雷登 甚至亲赴上海与陈铭枢会谈有关事宜。33其次是苏联方面表示，中共应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 易。斯大林在 4 月间甚至向毛泽东建议，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断绝 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34 中共中央的确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一方面在内部“吹风”，另一方面指示黄华以南京军 管会代表的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甚至向后者发出了访问北京的邀请。35然而中共中央终于 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它于 6 月 30 日告诉中共南京市委：“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 幻想”。36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原则。 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可能是导致中共对美政策停止摆动的关键因素。就在中共中央开 始考虑更为灵活地处理对美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会谈中，已经系统地阐述 第四卷第 1435 页。 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 年 7 月 1 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学 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 年 8 月 1 日。 29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30 《中央给各野战兵团的指示》，1948 年 8 月 14 日。 31 Andrie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No.2, 1995.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5——378 页。 3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548 页。 33 《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第 111 页。 34 “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March 15, 1949; “ 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49; seen in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 35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 年 4 月 17 日， 《周恩来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1 版，上卷第 321 页。 36 《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1949 年 6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