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寻求更好的理论 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文化理论最初由道格拉斯和 怀尔达维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1982)提出，它把政策看 成实质上是由四种不同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 [在支持者联盟框架里被称为“深层核心”(deep core)]一个人 主义、等级理论、平等主义和宿命论。该理论曾被用来进行一些 实证性的研究(Coyle and Wildavsky,1987,Hoppe and Peterse, 1993)，但它的主要概念显得模糊不清，同制度安排及社会经济条 件的联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我看来，这个框架太不完 整、太不清晰，因此我们很难对它进行总结。 建构主义者框架(Constructivist Frameworks)。 建构主义者 框架完全聚焦于政策问题和政策信仰系统以及/或者参照框架的 “社会a建构”(Fischer and Forester,1993;Papadopoulos,1995; Faure,Pollet,and Warin,1995;Schneider and Ingram,1997). 在美国的情况相比，这些在欧洲更为普遍，特别是在法国和荷 兰。尽管很清楚的是，大部分的社会“现实”都是“社会建 构”，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框架的概念：（1)与社会经济条件 或制度之间没有建立联系；（2)飘忽不定、模糊不清，即概念和 具体的个人无关，因而无法证伪。考虑到上述事实，我认为，皮 埃尔·马勒(Pierre Muller,1995)所提出的某-一特定政策领域内 的“比照性”(referentiel)(信仰系统或是参照框架)的概念，如 果能在实证上做得更为具体，则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17
政策过程理论 政策领域框架(Policy Domain Framework)。i 政策领域框架 由戴维·诺克(David Knoke)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的10年提出 (Laumann and Knoke,1987;Knoke,1990;Knoke et al.,1996), 该理论更像是一系列指导网络分析的复杂概念。该框架认为，在 一个既定的政策领域/政策子系统，对于既定的政策领域感兴趣 的组织就会发展资源交换的方式，并力图影响政策事项。在很多 方面，这个框架更像是制度选择理论(RC)的实证性翻版。与 RC一样，它假设组织能够被看作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个 体集合成的整体。它的行动者模型虽然没有RC里的清晰，但它 却涉及更多的组织。尽管我发现该框架的许多概念很难理解— 有点类似“日耳曼语”一但是，由于它很好地符合了前面所述 的标准；而且大部分实证性研究都给人印象很深，因此，该框架 原来是应当包括在本书之中的。⑧ 12 对它们做出“前景相对暗淡”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 际上，上述四种框架的主要缺点包含（1)不完整（如缺乏变量 的主要类别)，(2)不够清楚和经不起检验。这些缺点都是可以 修正的。事实上我希望能在本书以后的版本中收录它们当中的一 个或更多的框架。 ②例如，在诺克等人(Knoke et al..,1996)看来，利益(interest)被用 来指“关系议题”(topic of concern)和“目标”（goal),对特定事件中的组织利 益的重要讨论也是相当模糊的。但是，把它排除在外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当 1996年春召开座谈会开始收集资料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诺克所做的工作。 18
第一章寻求更好的理论‖ 本书的安排 为了详细地探讨被选出来的七种理论性框架，我已经邀请了 每种框架的主要倡导者，希望他们做一个简短的历史性描述，讨 论这些框架的内在原则和内容，分析最新的实证证据以及对它们 所做的修正，评价这些框架的优缺点，并提出将来发展完善的建 议。 本书的导言部分包含了彼得·德利翁关于“阶段启发法”框 架的综述。 紧接着的部分包含对两个框架的分析，这两个框架由于个人 和集体理性的假设不同而差异较大。制度性的理性选择框架假设 政策行为者是“有目的的理性化”(intended业rational),即他们力 图有效地实现目标，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克服一些障碍 (包括信息不完备)。该框架的假设认为，政策问题和政策选择相 对来说容易定义，但备选方案的可能后果却比较难以确定。相反 的，金通的多源流分析模型(mutiple--streams model)假设大部分 的政策情形都是被“模糊性”所淹没，即缺乏对问题和目标的明 确定义。此外，在多源流分析模型看来，意外发现和机会起着重 要的作用。 接下来的部分介绍了两个框架一琼斯等人的间断一平衡框 架和萨巴蒂尔等人的支持者联盟框架。这两个框架力图解释既定 的政策子系统/政策领域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政策变迁。尽管这两 19
‖政策过程理论 个框架有着相同的因变量，但在很多方面它们区别很大—特别 是在普通大众和政策精英的重要性方面。 第四部分包含了旨在解释不同政治系统的政策决策差异性的 两个常用的框架。我原想把这两个框架合为一章，但考虑到以下 两个理由，我又改变了主意。首先，弗朗西丝·贝瑞和威廉·贝 瑞讨论的政策传播模型(the diffusion models),是对夏康斯基、 戴伊、霍弗伯特(Sharkansky/Dye/Hofferbert)曾经讨论过的 传统的州/地方系列系统变量的重要补充。其次，我个人很想就 夏康斯基模型中的“暗箱”特性提出质疑，但弗朗西丝·贝瑞和 威廉·贝瑞的论述显然弥补了这一缺陷。 本书最后是结论性的两章。前一章是对各式各样的理论框架 13的比较，包括比较它们的因变量、重要的自变量和优缺点，同 时，该章还考虑它们如何能够更好地结合和/或更明确地区分。 这一章的作者是埃德拉·施拉格(Edella Schlager),她在这种比较 分析中已经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Schlager,1995；Schlager and Blomquist,1996)。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提出了一些推动政策理 论现状发展的战略。 本书的目的是，旨在通过展示几个前景看好的框架，让读者 比较它们各自的优缺点，进而推动政策理论状况的发展。最后， 希望读者能掌握并熟练应用其中较为熟悉的两个或三个框架。 20
第二章 政策过程的阶段性 方法：何去何从 彼得·德利翁 “我很抱款，彼得，但似乎（政策研究）已经超越了 (政策过程)的阶段启发法了。” 一199%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PSA)年会的与会者 至少45年前，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Lasswell)就首19 次明确地提出了政策科学概念的规范应用问题。尽管几个世纪以 来，谋士们已经向统治者们提供了非正式的政策建议，但拉斯维 ·本章的原初版本是作为199%年6月3日墨西哥城中央经济凋查第二十届年会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entro de Investigation y Docencia Eoonomicas,in Mexico Cy,3June19%)上发言的一部分.我很感谢奥马斯·格雷罗教授(Omas Guerre- ro)和乔斯·路易斯·蒙戴兹教授(Jose Luis Mendez)(墨西哥大学)具有深刻见 解的评论。保罗·萨巴蒂尔教授(Paul A.Sabatier)(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作为 本卷的编辑，尤其关注到这些意见。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