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国家”这一概念得到了复苏。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国家” 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予以采纳和适应，甚至那些对于同马克思主 义相近的一切思想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亦复如此。这一术语与迄 今仍然普遍使用的“政治系统”概念比肩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档尬局 促，而且常常得不到说明。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理性的人和 公众选择模式。这一方法是从经济学中移植来的。首先设想由假定 的理性行为者作出种种选择，再根据这种设想，建立政治行为的若于 模式。经济学的这种技术性创造，起初为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 又推广到了诸如道德问題等其他政治学领域。在约翰·罗尔斯(Jon Rawls)论述正义问题的著作的初始推动下，这种方法使政治哲学的一 些基本内容与历史的和分析的研究相分离，使政治哲学家以往那样关 切研究正义和更高的道德性等实质性问題。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 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 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 径。 当然，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什么新人娇客。约 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十九世纪就曾对此作过大量论 述，前面我也已提及，三十年代它在美国曾风靡一时。此外，即使行为 主义在其他地方盛行时，它在欧洲也从未真正寂灭过。不过，这时政 治经济学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它要重新努力揭示国内外经济力 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照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着来，这一点是这种 学说研究的核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不 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认为这一点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 为业，椎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 5
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 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一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 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移易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 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 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 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也确实因为蜘此，许多经济学家才主张实行 这种“大帝国主义”。 热衷于这一模式的历史性初次狂潮现在正开始消退。经由政治 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此模式的多次试验，人们正 在作出旱已料及的批评性反应。尽管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理性模 式一开始所具有的魅力要素尚不会消耗殆尽。 论及《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首次问世以来政治科学研究方 向和方法上的所有这些变化，我又回到了开始这番议论之初所提出的 问题上：随着本书被译成中文，今天，系统分析的位置何在呢？ 首先，系统分析现在仍然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 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竞争对手。我之所以 要谓之日“不幸”，是因为众所周知，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 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方能够获致进步。以理性的设想为基础的模式并 不是系统分析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并没有声称将适用于政治研究的 一切重要领域。 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具有简化主义的特性，所以它们恐难适用 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模式用作分 析单独的行为或分析被看作一个个独立单位的团体行动者，是适宜 的。而且事实证明，当这些单独行为处于竞争状况而不是合作状况 时，这些模式更加有用。它们既不能被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研究各重要 的规定领域、亦不能圆满地研究那些可能限假制、而且有时甚至支配单 6
独行为的结构性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理性建模的范围必然要受 其简化主义特性的限制。总之，如同我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想象，简化 主义的理性建摸是向一般政治理论迈出的一步。在广袤丰富的攻治 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必然的领域，即使按照这种模式最乐观的倡导者 的看法，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显然也是这种模式所力难胜任的。 另一方面，系统分析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 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系统分析构成了其通贯整个复杂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千机构 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攻治系统”。总之，系 统分析现在仍不失为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其次，虽然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阵地已为政策研究所古领，虽然整 个研究和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回答追切的社会问题而创造 知识，可是，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些坚持追求基本悟性的人们来说，仍 然存在着施展余地。在西方，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即自五十年代迄今的前几代人所积累的重要知识，还在为我们所运 用。虽然在过去的岁月中，政治学学科的大多数研究都可以标榜为基 础性研究，然而，今天这种研究的数量却是大大减少了。因此，一些研 究者罔闻从事基础性研究的这种努力会怎样运道兴消，依然我行我 素、走自己的路，就确实是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系统分析作为 一个一般理论方法继续得到发展，表明人们在尽可能不断地努力促进 我们的基本悟性的重要积累。 第三，系统分析的目标和取向与应用性研究的选择并无很大抵 触。譬如，政策分析得以在政治科学中确立之前很久，系统分析就提 供了政策输出、结果及政治性反馈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莫不诞生了 今天政策研究的特点。只要任意检视一下政治学文献的递嬗演进，自 会发现这一点。 7
此外，新的政治经济学与系统分析方法亦非冰雪火炭。后者明确 提供了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面且还进一步认为、人们不 仅应该虑及经济系统，而且应该计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系统。换言之， 如果我不揣冒味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过分专注于研究任何单独的一 系列社会变量一比如经济变量，其所得到的看法并不如系统分析所 具有的眼光周全成熟。系统分析并不臆断政治系统的环境中有什久 单独的系统（如经济系统）是具有首要的支配性，还是如同一些人所认 为的那样，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系统分析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一种 正确的眼光和衡度方法，椎有一般理论方法才会有承认这一点的逻辑 动机。由此使我们想到，比如，卓先我们曾锻造了联系心理学和人类 学的链条，其结果，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谓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 学等边缘学科。而且系统分析在其概念化的过程中，备下了与其他社 会的、生物的及生态的系统的联系纽带，生物政治学即是一例。有些 东西流行一时，而且也未必有什么错误缺失之处，壁如政治经济学即 是如此。可是，我们不应认为这些东西就是确定科学总体发展中什么 是最终唯一必要的标尺。 进而言之，在八十年代，人们以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如此强烈 地吁求“使国家回到”政治分析中来①而对于系统分析来说，这种吁 求几平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系统分析概念化伊始，所谓“国家”便担任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鉴于系统整局设计的着眼点，国家未曾成 为这样一种中心范畴，而是被分成了其几个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 “政治当局”。举凡熟谙系统分析的人都知道“政治当局”这一概念是 ①见P.B.埃文斯(P.B.Evans)、D.鲁谢迈耶(D.Rueschemeyer)及T,斯科遮波 (T.Sk0cpol)所著《使国家回门)-·B,尤见第一章，纽约坎布里奇人学出版社，··九 八年版。 8
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别在于：为政治系统制造并实施政治输出、充任 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中介行为者的，正是政治当局。由于 “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模糊难辨，因而，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是含混 不清的。可是，如果它不把“政治当局”作为核心要素包含在内，那倒 也是对于这一术语别出心裁的用法了。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人们尚未喧露着要求使“国家”回归时，它 就已经是政治分析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了。而且依我们看来，这种喧 露是多余的，因而是不必要的。当然，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人都忽略 了“国家”或政治当局的独立影响。人们大多把它们视作若干社会力 量作用的结果，而并不认为它们自身即是政治的及其他各种政治性影 南之渊薮，社会学的这些缺陷看来是严重的，然而，我们不应将这些缺 陷泛泛地误认为是政治科学的特性，亦不应将其特定地误解为是系统 分析观点的专利。 由此可见，很显然，系统分析是以最广泛、最一般的方式构成的， 是故虽然近儿十年内方法研究的方向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系统分析 对于当前政治研究中的若于问题，仍具发言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 此，有如此多的由系统分析所提出的概念，都已被用来解决现下所提 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了。 至此，尚有一个问题还未曾论及。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一贯称之为 探究基本或基础知识的事业之核心。系统分析矢志干科学方法研究， 真正提及科学，我们就必须直接关注当前流行于西方学术氛围中的若 干重要问题，而本书的中文译本正是在这一氛围下问世的。 在西方，近十年来科学方法本身遭到了抨击。有些人想把文明的 当前状况尽皆诿过于科学方法及与这种科学方法相关的种种态度，并 出于这一目的，把科学方法说成是实证主义的。这些批评家们的聒噪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十七世纪笛卡尔就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的本质，而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