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草探问题 21 设闭塞的村庄，是和“东方的专制主义”相互关连的。仁井田陞 (1963:365一83)则上要从家疾处织和阶级关系肉角度来研究农村 社会。而今堀诚仁(1963：42一61)则强调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不 过是掩盖和雏持阶级统治和制削的]且。旂国巍(1973)在清楚地 区别了自己的观点和平驴，清水的过分夸张的分析的不同之后，提 出了-一些关于村庄的比较具体和综合性的分析。 华北的村庄 西方形式主义和日本实体主义学派关于中国村庄的看法，所 以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者所依赖的实证根据不同。 西方的学者多着重研究中国较先进的地区，即那些商品经济 较发达，社会分化较明显，而宗族组织较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 他们多强调村庄结合于市场系统与上层社会亲族网的一面。 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则多受战时在华北平原所作实地调 查的影响。该地区农业以旱作为主，且缺乏河道运输。因此，农村 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远低于长江下游和四！盆地。小农为市场生产 的比率较低，为贩卖产品而上集市所花的时间也较少。商品经济 的不发达和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造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一 即在 生产关系上与外界接触较少的人—一为主的社会。村庄成员的绝 大部分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这又意味着国家政权在村民生活中 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一因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国家赋役已经摊 丁入地。国家政权渗入村庄，又促使村庄政治组织为应付国家赋 税而形成。村庄之中，居民未经高度阶级分化，缺乏显要人物，又 使家族的组织结构较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地区薄弱。华北农村的 宗族，一般只有少量族产（几面祖坟地），而不会跨越村与村或村与 市之间的界限。这样的家族结构，强了村庄的内向性
28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空迁 在现存的西方形式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之中，我 们首先需要把实体主义形象中商品化程度较低而比较内向的村 庄，重行纳入我们注意的课题之中。美国裴宜理最近的研究 (1980:152一207)，说明华北平原本世纪20年代的红枪会，是一 个以个别农村为基础的村庄自卫性运动，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要 社会基础，为防御盗贼、反抗国家苛捐杂税，在抗战期间又成为抵 抗侵略者的村庄武装组织。刘少奇1938年在总结华北抗战经验 的一个报告中，曾清楚地指出这种组织的性质。根据他的报告，红 抢会，天门会、联庄会等等都是“单纯的武装自卫组织”，“对一切问 题都是从本身利益出发，谁去骚扰掠夺他们，他们就反对谁”，而不 会“积极出来反日、打土匪、打游击等”（刘少奇，1938：51）。施坚雅 本人，似乎既考虑到红枪会这类现象，又为了纠正自己过分夸张了 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在1971年提出了一个同时考虑到闭塞分散 的和与外界相结合的村庄的模式。在那个分析中，一个自然村会 伴随朝代的盛衰，而经历周期性的“开”与“闭”(1971)。 为了探讨村庄纽织与其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本书采用 了30年代日本社会科学家在冀一鲁西北平原所搜集的关于33 个村落的实地调查资料。据此，我把这些地区的自然村分为7个 类型。区别高度商业化、商业化程度较低和中等商业化的村庄（细 节见第二章和附录)，有高度发达手工业的村庄、市郊村庄、作为移 徙东北佣工工人家乡的村庄，以及严重遭受军队蹂辆的村庄。本 世纪变化不大的村庄，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以用来了解清代自然 村的基线。 至于清代的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本书用十九世纪一 个县政府的档案资料，来探讨当时税收情祝和国家对村庄权力的 限度。30年代，关于各村如何针对现代国家机器企图进一步控制
第一章·探讨的问题 29 农村而采取的措施的口述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的情况。 本书将试图证明清代华北的村庄，在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均比我 们过去想像的要闭塞得多。 二十世纪的变化 清楚地了解十九世纪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明 暸二十世纪的变化。美国魏裴德(1966)、孔飞力(1970)，和周锡瑞 (1976)的著作，说明了近代地方土绅权力扩张的事实：先是通过对 付农民起义的“军半化”，继而通过士绅领导的地方“自治”和改良 运动，把权力书扩展开来。同时，美国刘广京(1978)和麦金农(1980) 指出，国家机器试图把地方改权重新官僚化，以扭转士绅领导下的 军事化和地方“自治”的趋势。欧内斯特·扬(1977)则说明这两种 趋势的同时扩张，导致了地方分权与中央再度集权的交替呈现，军 事化和地方议会与正规政府的官獠化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 上述两种矛盾趋势，以及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使我们忽视了二 十世纪农村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两欧，国家权力渗入 农村，是从政权分封的封建时代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环节。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已十分清楚地指出这两个过程， 把它们合称为近代国家机器的形成”（蒂利，1975a,b)。但研究 中国的学者的注意力，则被吸引到更加惹人注日的一些课题里面 去了：在帝国主义入侵下部分主权的丧尖，王朝政权的衰落和崩 溃，以及军阀割据。此外，因为我们主观上习惯赋予中国古代在朝 政权以现代的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 这在西方则是进入近世之后才出现的)，而民国政府现代化的程 度，又远远不如当时的西方政府，清代与民国国家机器之不同，遂 显得模糊不清
30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本书在村级资料的基础上，试图描述世纪自然村与国家 政权之闾的关系的演变情祝。在此，我愿再度强调赋税，这村庄 和国家之间的主要交义点。二纪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并对 乡村的渗入和榨取，都超越清代的国家机器。 本排纪竹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止取达于国家政权的性质， 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本将指出，伴随半无产化过程面来 的，是紧密内聚村庄的「1益松散化。自耕农之转化为部分或完仑脱 离土地所有，每年以部分时间外出佣工的贫农，意味着许多村民与 村庄整体关系的逐渐松弛，以及繁密村庄向较松散的社团的转化。 在二于世纪频繁的天灾人祸摧残之下，更多的自然村也日趋松散， 半无产化与官僚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与国家之间 新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村级政府一村庄内在权力组织与外米政 权的主要交叉点一一尤其显而易见。有的地方出现了“土豪劣绅” 和恶霸”（后者是北方较通用的称谓）的褴用权力，蹂瑞村庄。也 就是当时毛泽东(1927)，费孝通(1948)和丁玲(1949)等人都曾注 意到的问题，这种村政权的兴起，正是本书所探讨的农业内卷化， 和伴随商业性农业而来的阶级分化。怎样影响山然村及其与国家 关系的明显例证
31 第二章 引用的史料与研究的村庄 新究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和村庄，仍严重地受到史料不是的限 制。对于统治集团的人物，史学家可以向浩翰的历代官方资料以 及显要人物的文集和族谱取材。至于最近儿个世纪，史学家更可 以利用大量的地方志中的名人列传来进行定量分析。这类材料时 间的深度与内容的翔实，常使研究其他国家历史的学者羡慕不已。 但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普通人民，史学家则尚未得助于类似其他国 家近年来较突出的社会史研究者所引用的那种资料。例如，乔治· 利菲勃弗(1934)利用地方改府的档案资料，完成了有关法国诺德 县农民的不朽著作。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希(1974)在几百年的 地籍与税收记录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关法国龙格多地区农民的极 翔实的描述和分析。近年来，西方人口史学，以农村教会记录为基 础（日本则用宗门改沙膜），作出了不少突破（例如莱文，1977，和史 密斯，1977)，而中国多半无法找出类似的资料。 但是，延续到本世纪中叶的中国的小农经济，却使中国历史学 家有可能使用欧洲社会史学家所无法得到的现代人类学调查资料 和数据。过去，此类资料未被充分利用。本章着重讨论本世纪0 年代，日本现代人类学家，在冀一鲁西北亚原33个自然村中实地 调查所得的资料。这组资料，是本书依据的主要史料。所以选择这 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由这些资料所兆定的。此外，清代刑 部的命案档案，以及宝坻县户房有关基层税收人员的一些档案，对 于我将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与现代实地调查资料相连接的尝